三大都市经济圈博弈中国

　　文/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验表明，大都市在区际乃至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经济圈(带)”概念以来，大都市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近几年逐渐形成了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个最大的都市经济圈。目前竞争力的走向，已经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去年11月1日上午，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会做出决策，他们将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建设一座年产86万吨的世界级的乙烯生产基地。中海壳牌石化项目首期投资总额就达43亿美元，是我国最大的石化合资项目。预计2005年建成投产以后这个项目将会使惠州成为世界级的大型石油基地，这项投资会让整个珠三角经济增添一份新的光彩。与此同时，11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市长、德国柏林市长等3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来到上海，为建设上海国际大都市这个目标献计献策，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提出，在5年内，力争上海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由此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在未来5年将会出现更多热点。

　　毋庸置疑，中国的京津、苏沪杭、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落开始了一轮全新的合纵连横，以建立超级都市圈方式提升区域竞争力。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推出营建上海至宁波大桥、连接15个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等4项基建计划，准备把长三角地区建成世界上人口最多和规模最大的大都市圈。广东则锐意在“十五”期间提升珠三角城市群竞争力，使之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城市集团。与此同时，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北京”城市化区域经济体又呼之欲出。这样，在中国沿海地区将有三大城市化区域经济体，它们之间互相竞争，并肩发展，由这“三驾马车”共同拉动中国经济起飞的态势正在形成。

　　中国留日经济学博士、日本国际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周牧之日前指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一个国家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上是大城市、大城市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城市才有产业的积聚，只有城市才有国际竞争需要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以上海为中心，江苏、浙江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被高层定为“改革开放的重点”，同以香港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并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龙头”。

　　他大胆推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一个是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GDP增长的50%以上将出在这两个地区。

　　“长三角”15市合纵

　　近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意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步入23个年头，进入21世纪，在龙头大哥上海的带动下，长江三角洲城市的后发优势，可说是较过去更为明显。在上海的带动和辐射下，长三角的确成为今日中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迅速的区域。据了解，在世界城市群当中，长三角城市群的表现排名第六。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即苏南地区)，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即浙东地区)，共计15个沿江城市。上海在1993年就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发展。

　　截至目前，长江三角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年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30%。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400多家在这里落户，合同利用外资总值已超过1500亿美元。有专家预计，未来十年内，将会有十万个外商投资项目在这里开花结果。被称为“世界城市规划第一人”的英国彼得·霍尔爵士对此感叹：“它简直就是世界的工厂！”

　　上海市政府早在10年前，就已积极部署推动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纳入上海长三角“城市化”的规划之中。未来5年，上海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将出现全新格局，长三角将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约5000万人)和规模最大的“大都市圈”。届时，“大都市圈”内15个城市高速公路网可以实现互通。

　　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经非常清晰，就是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上海的辐射半径非常广泛，整个城市规划根据车程制造了四个半径的区域概念：一是半小时车程辐射区；二是一小时车程辐射区；三是两小时车程辐射区；四是四小时车程辐射区。所谓半小时车程辐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广场为中心，辐射到上海各区的每个角落，上海市区之间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交通网络的布局都以此为依据；一小时车程辐射圈已经到了周边的苏州、嘉兴等地区；二小时车程辐射圈到了南通、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四小时交通圈已经包括了南京。这10年，上海围绕着这么一个区域的概念做城市规划，结果把整个长江三角洲都给规划进来，把长江三角洲7000万人口都给覆盖了。这个思路出来以后，使得江浙一带整个物流、人才流、资讯流，都来与上海进行相应的对接。

　　与此同时南通希望借力上海。前不久南通出炉了《南通市城市总体规划》展示征询意见稿。该展示图显示，未来的南通被定位为上海北翼的现代化港口、工业、贸易、旅游城市。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为“四圈二轴”式，“四圈”指主城区、港闸区、开发区、江海港区，“二轴”指沿江、沿海。城市的发展方向以主城区和开发区为基础，相向靠拢，两头延伸。

　　一望便知，南通提出“亚上海”建设目标的底气，来源于他们建设苏通大桥的机遇。一桥飞架天堑，南通就能主动融入苏南板块和上海经济圈，提升区域竞争力，与“西翼”苏锡常都市圈、“南翼”宁嘉杭都市圈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南京也跑马圈地。一向因江海阻隔而和苏南发达地区“难通”的南通有意欲绕过苏南直接借力上海，多少令省城南京有些难堪。由于历史原因，苏锡常在语言特点、生活习惯等方面更靠近上海，尤其是苏州、无锡在GDP、外商投资等方面强于南京，招商引资实绩占据全省2/3以上，在对外经济联系、口岸出口上也更加依靠上海，使南京难于确立在省内的经济中心地位。南通的“亚上海”建设目标无形中又削弱了南京对省内经济的辐射力。

　　据上海一家媒体报道，处于尴尬境地的省会城市南京也有自己的招数：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以南京为中心沿长江向东、向西构筑“扬子江经济圈”。

　　目前，比起珠三角单一的发展模式，长三角起步显然略胜一筹。长三角区域中有两种模式赫赫有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历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这两种模式已在当地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产业体系也较完善，很具竞争力。“当一切都初具规模后，只要一有外资注入，资本就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就像一个人用双脚走路和跳上汽车的结果肯定不同一样。”

　　“珠三角”盛世危言？

　　与日益崛起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相比，珠江三角洲是不是真的要不可避免地走衰了？

　　当我们目睹世界五百强云集上海，台湾电子业龙头企业纷纷奔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连珠江三角洲的台商也蜂拥北上时，我们不能不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担忧了。对珠江三角洲来说，确实面临着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给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推动型就要向技术推动型转变，而长三角本身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这时恰好表现出来。另外，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上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由于受到南岭阻隔，经济腹地狭小，珠三角对周边区域辐射带动能力还不够强；加入世贸后，随着内地尤其是长三角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因素将代替地缘和血缘因素，一些外商甚至会异地搬迁；珠三角上世纪80年代后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国家的优惠政策，目前珠三角的人才储备仍是弱项。

　　尽管目前珠三角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它的电子、医药、建材的产值已居全国之首，纺织业居全国第二，彩电产量占全国1/2，家用电冰箱产量占1/3，家用洗衣机产量占1/7，原油和天然气约占1/10，对广东经济贡献率达85%，出口达90%，并以占全国0.43%的土地和1.8%的人口，创造出占全国8%的国内生产总值。但不久前广东省委、省政府仍然提出了三个“高度重视”，其中一个就是：高度重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提出要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可以肯定，曾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而成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咄咄逼人的竞争。

　　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万，国内生产总值为13740亿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262.14万人，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也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而整个华南地区的规划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城市交通建设常常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因此，珠三角急需有一个强力政府来整合各路诸侯。

　　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还是在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另外，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人口占全国的10.4%，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的13.9%，16%和14.4%；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5.8%，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4.7%，5.4%和3.1%。国家计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对此评论说：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与其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称。

　　不可否认，珠江三角洲城市的“过度发展”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从城市管理来说，中国政府历来是根据当地常住的户籍人口来设定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一个现实是：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外来打工的暂住人口极大地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像东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已经达到1∶4，甚至还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却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调查发现，台商普遍看好长三角地区比较健全的法制化、制度化和办事效率、社会治安等优良环境。另外，就未来市场辐射而言，珠三角无法同长三角相提并论，只要占领了长三角地区，就可以沿长江西进，进入四亿人口的市场，而这一地区可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其市场诱惑力是巨大的。珠三角领了20年风骚，这种“锋头”能否保持下去，还要看这个地方的官员们，能否有与时俱进的自省精神和创新意识。

　　“大北京”呼之欲出？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是现在，它已经滞后于珠三角洲和长三角洲的发展。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洲、广州之于珠三角洲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经济区则是“反拉动”。20年内，珠三角洲和长三角洲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环渤海经济地区却愈来愈没落。

　　北京怎么了？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半个世纪。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孔模糊。在蓄意的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北京也曾确定“分散集团”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城市规划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导致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地低效蔓延。

　　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而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

　　去年，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主持完成了“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吴教授忧心忡忡地认为：北京直到今天依然面临着当年的问题。禁用含铅汽油、修建新马路和立交桥、装备道路交通管理监视系统，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现代化”措施显然不是治本之策。

　　在吴教授看来，“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塘河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

　　专家认为，京津唐都市经济圈的政治文化角色作用仍然是其它经济圈所不可替代的；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加工制造能力是其传统的长项；而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的对外开放前沿地位仍是其制度创新的源泉。

　　与目前大部分世界城市相比，大北京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质量不高，这些缺陷只有通过区域合作，京津冀联手才能克服。只有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实现区域与城市的共同繁荣。

　　有学者指出，相距130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正沉迷于各自的中长期规划不能自拔，两个城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已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地区相比，但到1990年，珠三角地区即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已与京津地区相当。1982年，京津唐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12，至1990年降至1／14，特别是天津，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相比差距愈来愈大。

　　天津市的房价要比距之仅100余公里的首都低得可怜。首都的百姓可能没有人相信可以用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买到四环以内的商品房，可是，在天津就可以。现在还有一些人为省钱，把婚宴挪到天津去办。以前，天津是北京富人们的后花园，那里有外国人的租界，而现在空落了一个“天津卫”的雅号。难怪一些南方人到天津后会发出“这是天津吗？怎么这么破？”的疑问。

　　实际上，现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已经将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联系起来，根据我国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总体布局，在沿海地区将形成五条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唐产业带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就本质而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以此标准来看，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与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经济圈不同，后者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进入及自主型城市化，而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都城的集中，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

　　从政治、地缘上看，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的世界城市地区之一，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必要的基础。

　　尽管这项规划的实施并非易事，但它毕竟是一件多赢的事，京津唐有能力这样做，关键是什么时候下这个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