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

　　建立信用是知易行难，但要求民营企业在银行业的成长，惟此一途

　　胡舒立/文

　　新疆德隆集团(下称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消息是从去年底传出来的。其实，德隆进入的是中国银行系统中比较低层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算甜饽饽(参见本刊封面文章《德隆进入银 行》)。但因为是德隆，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被认为“非常了得”的公司，又因为是银行，一种主要依赖于金融信用维系、期待保守稳健经营的行业，所以，格外触目。

　　德隆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显出已是大势所趋。虽然中国关于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如果监管，政策规制都还有待尽快完善，但做先行者，精神可嘉。在此同时，又有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担忧，理由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失效时有发生，新的银监体系尚待发展完善，有民营资本大步(而且迂回)进入银行，会不会隐含着更多风险呢？

　　最快捷的反驳可以说这是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或说是歧视。但这一反驳可以同样快捷地被驳回——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瓶颈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都在那里，有识者都看得见。如果对中国的民间金融业成长真有关心，就不能陷入简单的驳难之中，而要作周全思考和系统性安排。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有个大道理特别需要谈一谈，这就是金融业民营资本的信用建立。

　　众所周知，银行业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其资产主要来自老百姓存款，依赖信用生存，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众生，形成所谓“外部性风险”。银行的信用就是其生命。关键是信用哪里来？有一种看法以为民营资本可走借助“政府信用”之路，想藉此绕开市场检验的艰苦漫长过程。殊不知，借来的信用可能带来一时的实惠，但因为政府信用与具体企业的商业信用有本质的不同，恰如不匹配的异体移植，是绝不可能转化为民营企业自身信用的。走此偏途，则难以期待民企在银行业的成长壮大。

　　以民营资本之身，借助政府信用在银行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弥漫之时消失于无形，此类教训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改革中难以数计。在上世纪90年代最高峰时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私人资本居多者不在少数，以信用社之名超范围经营银行业务的也不在少数。最终只有极个别得以幸存而且有发展，原因绝不在于民营资本本身无能，而在于众多城信社其实都是共同借助政府信用在生存，根本没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最终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对称加上信用不对称，经营风险迭加道德风险，信用社们问题成堆之后，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金融混乱乃至支付危机。后来的结果是将城信社合并成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财政出资入股，地方政府直接经管、直接以信用支撑，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赤字，甚至增加国家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现在，在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度过最困难时期后，新一轮增资扩股普遍展开，民营资本面临进入银行业的重大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信破产、粤海重组、海发行关闭等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不仅民间而且国有金融机构早已在市场约束下意识到信用的区分，寻求建立自身独立的商业信用正是趋势。民营资本更应格外清醒。

　　还剩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信用。民营资本虽是整体概念，实为诸多各异的经济实体。整体上看，一时间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恰如中国企业、亚洲企业也是整体，可能在信心的层面互相影响波及。但谈建立信用而非借用信用，就是谈建立企业的商业信用，这其实没有姓“公”、姓“私”成份之别，但必须建立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靠市场竞争来检验。建立信用关乎企业长远，在金融业会格外地显现为一个长过程，而且很可能影响短期利益。从诚信经营到遵规守制，建立和维护信用的任务贯穿方方面面，但第一步即应从行为公开透明始。

　　建立信用也是知易行难，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尚待建立、金融领域制度扭曲大量存在的外部环境中更难。尽可以知难而退，若求民营资本在银行业成长，惟此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