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整体改制不是四大银行的惟一选择

　　刘纪鹏认为，整体改制不能作为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化的惟一模式。在四大银行改制的探索中，应该继续采用“老树发新枝”的做法，不要一下就砍掉老树。要让老树滋润新枝，使新芽逐步扩大并最终形成新的机制

　　本刊记者柳瑛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亮相就明确指出，根本解决银行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革，在于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并且创造条件实行股份制。今年2月，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争取在2005年下半年，在国内资本市场实现整体上市，首次给出具体的上市时间表。

　　关于四大银行上市方式，国内一直存在着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的争论。随着中行整体上市方案的提出，整体上市的呼声在学界越来越高。

　　然而，首都经贸大学的刘纪鹏教授认为，从整个国家金融业改革的角度，特别是从四大商业银行未来保持竞争力的角度看，整体改制不是四大商业银行的惟一模式，四大银行股份化的每一步都应保持可控性和调整性。

　　刘纪鹏教授是业界公认的股份制专家，15年来操作了近200家各类大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方案，提出了很多创新模式。针对四大银行改制上市问题，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发展中化解金融风险

　　周刊:近期，中国金融业的改革问题受到海内外的关注。“两会”召开期间，《华尔街日报》专门撰写题为《寄望中国新领导果断推进银行业改革》的文章。这一问题为什么如此引人关注？

　　刘纪鹏:在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攻坚战之一是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改革的最大风险来自于金融领域的风险。因此，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坚定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向稳步推进，同时化解历史遗留的银行坏账等金融风险。

　　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要求金融业的创新；化解当前的金融风险，要求金融业的改制和重组。

　　周刊:怎样看待四大银行的改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刘纪鹏:在中国的金融产业中，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在金融资产的比重，还是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上，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去年金融业为企业发展的融资额看，在2万亿的总融资额中，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占了17000亿，比例高达85%。其中又以四大银行的业务为主。

　　显然，经济的发展和化解当前经济中的金融风险，都决定了商业银行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如何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继续让商业银行承担中国经济发动机的重任？只有通过股份制公司化改组才能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未来的改革，将是新一届政府领导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周刊:四大银行的改制应该选择什么途径？

　　刘纪鹏:从近一段时间对商业银行改制重组的主要观点，以及这次“两会”对四大银行改制的呼声来看，人们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想走出现在的困境，必须通过改革改制来实现，而且要把股份制当成改制的首选模式。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也特别提出了四大银行实行股份制的重要性。

　　 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周刊:近来，关于四大银行整体改制上市的声音似乎很强，有观点认为，这是四大银行的必选模式。

　　刘纪鹏:的确如此。在四大银行商业化、股份制改造的模式上，究竟是选择什么样的改制模式？是整体改制、一步到位，还是局部改制、分步到位？似乎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现了整体改制的一边倒的呼声。

　　周刊:看来，您的观点有所不同，为什么呢？

　　刘纪鹏: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四大银行的历史形成过程，是在早期的行政区划、承担当时的政策性信贷为主的背景下产生的，是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政企不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合一、政策性信贷和商业信贷兼而有之的庞然大物。这与西方国家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完全不一样。

　　其次，从未来的发展看，中国在向金融国际化的进程迈进中，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目前也是有待明朗。

　　从历史的形成、现在的规模和未来的趋势三大点上看，中国四大银行走商业化、股份化的道路，只能在借鉴西方规范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走一条自己的路。整体改制并不符合中国20年来一贯坚持的渐变、稳定、“老树发新芽”、分块搞活、“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四大银行的改革在推进中每走一步，都要具有可控性和调整性。我们应该在四大银行改制的探索中，继续采用“老树发新枝”的做法，不要一下就砍掉老树，而要逐步让老树滋润新枝部分，使新芽部分逐步扩大并最终形成新的机制。所以，不搞一步到位的整体改制是符合中国20年改革的正确方法论的。

　　 四通改制之鉴

　　周刊:早在1987年，您就和吴敬琏教授一起搞过四通改制的方案，而且听说当时的思路就有些分歧，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刘纪鹏:1987年，我参与了两家大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方案设计，一是随蒋一苇老师搞嘉陵方案，二是受工经所委托和吴敬琏教授一起搞四通集团的改制方案。早期的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股份制方案都设立了企业股，这两家也不例外。尽管对企业股的设置大家普遍不赞成，但是对如何化解企业股却有不同的思路。1987年四通公司提出了设置65%的企业股，经营者量化35%的模式。但当时四通的领导人把握不好这一模式，就请吴敬琏教授牵头完善四通的股改方案。吴敬琏、胡季、周小川、楼继伟、丁宁宁坐阵指挥，我则负责工作组，和李海航、刘妍等同志蹲点调研，提出具体的完善方案，再拿到会上来讨论。

　　周刊:您提出了什么方案？

　　刘纪鹏:考虑到四通是集体企业，它的改制涉及到国家大政策的调整，以及四通改制必须和四通的股东能够赚取资本市场利润综合考虑。于是提出了老四通暂不动，而在四通下面设置一个新的由四通总公司及其子公司、员工和外商共同持股的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把主要资产都注入到新公司里来，逐步弱化老四通，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规范老四通，即“下位构造”模式。

　　然而，对这个方案吴教授并不同意，他认为彻底的改制方案应是把老四通整体改制，彻底分掉。他认为，企业家重视的是经营权和自我实现感，而不是产权，因此，应索性把四通公司60～70%的产权分别赠予北大、清华、中科院、海淀区等社会和政府机构，同时给经营者量化30%左右的股份。

　　尽管我们内部争论得很厉害，但我还是忠实地去执行吴敬琏教授的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却未被四通公司和海淀区政府接受，四通公司的万润南认为，他们下海冒风险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企业财产，就这样白白赠送别人于心不甘。七个创始人也都不同意。同时，当时坚决支持四通改制的海淀区委书记、现任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同志也明确地对我说：“你就是把90%的股份赠给别人，经营者量化10%，我也不敢批。”

　　最后，四通还是采纳了“下位构造”方案，即老四通暂不变，在下面成立了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使四通的股改得以顺利推进。

　　周刊：您觉得这对目前的银行改革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刘纪鹏:当然有，在这样一个关系中国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金融大问题上，我认为有必要谈这段历史。因为，一是吴敬琏教授是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被转化为政策的概率比其他人高；二是他在去年《财经》杂志第15期的一篇名为《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的文章中，开篇就说：“‘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对此，我表示非常失望和遗憾。

　　我想表明的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商业银行改制方案的制定中，必须避免两个误区：一是简单拿西方理论做指南，盲目照搬;二是理论脱离实际，搞书本教条。邓小平同志的“摸论”和“猫论”谈的是改革方法论，在确立市场化的方向后，路径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金融和产权等重大问题的改革大思路的探讨上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使我们每一步改革，特别是涉及到产权和金融这样的重大改革，要有调整的余地。不能够“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的改革给明天的改革设置障碍，或者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对今天的改革懊悔不已。这都要求我们要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来推进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四大银行的改制和重组。

　　 防止改革风险与坏账风险交汇

　　周刊：对于四大银行改制，您的原则观点是什么？

　　刘纪鹏:我认为，整体改制不能作为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化的惟一模式。

　　从国家的角度看，在中国逾10万亿的银行存款中，四大商业银行所占比重高达70%。从营业网点、拥有人员看，其所占比例也在70%以上。同时，由于四大银行的产生和早期的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四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几乎遍布全国每一个区县，规模庞大，政策负担沉重，银行坏账比例也相对较高。如果按整体改制推进，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整体改制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欲速则不达”。

　　同时，四大银行在未来的改革中，仍然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动机的重任，这一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必须防止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过程中的风险是尤其应予重视，不要让改革过程中的风险与银行坏账的风险交汇在一起。这也决定了四大银行的改革应该在系统规划下，分步骤、有组织地稳步推进。

　　周刊:对银行自身而言呢？

　　刘纪鹏:从四大银行自身的情况看，也不宜把整体改制作为首选的模式。

　　如果整体改制，四大银行势必要产生庞大的国家股，这种国家股今后被谁持有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中国确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之后(尽管金融资产目前暂未划入国资委，但国有金融资产最终要有持股主体)，如果四大银行整体改制，就势必要在四大银行现有系统之上，产生一个持有其国家股的持股主体。而从管理上看，对四大银行今后既能够组建股份公司上市融资，又能够在股份化后的银行股东地位上赚取资本利润设置了障碍。

　　所以，整体改制对四大银行来说，最欠缺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今后谁是他们的持股主体，谁来从事其资本运作，如果四大银行的股东将游离出现有的银行系统，这是四大银行在设计改制方案时要慎重考虑的。

　　此外，如果整体改制，今后可能会由管理金融资产的国资委去持有整体改制后的股份制银行的国家股，这对四大银行无论在对外招股，还是在现实的管理中，都不利。如果是与未来可能选择的国有资产三层次的经营体制相对接，即由外设的一个金融管理资产公司来管，对四大银行的自身发展来说，也未必有利。

　　因此，我们必须切实从四大银行本身的组织体系来考虑，让它们能够在这次改制中，不仅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和向社会融资、有利于其产品经营，组建股份制公司；而且还要兼顾到改组后的股份制公司谁是股东，让四大银行总部本身就能逐步过渡为金融控股公司。这个金融控股公司对上能够和国资委对接，对下能够直接持有改制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份。它不仅有利于四大银行的整体性，而且有利于在海外上市招股中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股东形象。可以把赚取商业银行产品经营的利润，与作为股改后的股东赚取资本市场的利润结合起来。

　　 同步构造四大银行的股份化与集团化

　　周刊:如果不选择整体改制，在您看来，更理想的模式是什么？

　　刘纪鹏:从未来发展看，人们对这次金融业重组后中国应该实行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中信、光大这样的集团，都能够搞成内部拥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及金融租赁公司、基金公司的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那么，四大商业银行为什么不能保留一种主动权，形成一个开放式的金融系统，能与今后可能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的战略地位相对接呢？

　　综上所述，整体改制，将对四大银行今后拓展非商业银行业务、形成实力强大的金融控股集团、保持其竞争力不利。

　　因此，四大银行在进行股份制改组时，必须要把其股份化和集团化综合考虑。

　　从目前四大银行的经营状况看，要想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必须完成两次剥离。长期以来，四大银行也和大型国有企业一样，行政、后勤、教育、三产等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十分齐全。要想完成商业化重组，必须剥离这些非经营性资产。这是第一次剥离。

　　同时，四大银行由于承担着政策性信贷的重任，而这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的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政策性信贷任务未必就立即取消。从政策性信贷的角度来说，四大银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要满足社会效益的功能，一步就过渡到纯商业化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决定的。这部分虽然也是经营性资产，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讲，属于效率不高的经营性资产，必须剥离出去，是第二次剥离。

　　周刊:剥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刘纪鹏:只有完成上述两次剥离，四大银行才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消除“赘肉”，保存“精瘦肉”，才能有一个改制和上市的良好形象。也只有建立在集中优势、整体概念好、人们未来预期理想的水平上，四大银行在改制完成并上市时，IPO才能融资额高。这完全符合资本市场要集中优势兵力、表现自己长处才能受投资者青睐的上市策略。

　　周刊:如果一味的整体改制上市行不通，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四大银行改制的问题呢？

　　刘纪鹏:在中国四大银行的改制过程中，不能排除分步改制和上市的可能。在改制中，并不是要彻底分拆四大银行，而是探讨四大银行内部的母子公司结构，用集团化的母子公司模式、H型机构，取代现在单一的一级法人的体制。

　　所谓分步改制，不是要斩断四大银行内部的“母子”联系。同时，分拆也不是简单按省市分成三十几个从事同样信贷业务的子公司。

　　四大银行的分步改制，既可以有块块模式，也可以有条条模式。

　　所谓块块模式是指在重组中，按横向分切的区域划分，可以先把业务量最大、业绩最好的大区分行子公司化，形成股份公司。

　　所谓条条模式，是指按照目前四大银行的业务功能进行纵向划分，如是否可以考虑先把全国的信用卡功能按条条模式组建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公司并上市，这样，四大银行的总行今后就有望演变成能够持有信用卡股份公司的股份，并与国资委对接的金融控股公司，同时随时保持着开拓其他非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组建新的子公司的开放式的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化系统。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也请四大银行行长务必要慎重，要允许各种模式的探讨，切不可以一种自认为理想化的整体改制模式而取代其他，日后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