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奏响国资改革三重奏 商业集团充当探路者

　　此次上海商业集团的组建不仅牵涉集团化和国资体系的变革，还涉及到政府机构改革，“这个三重奏要演好并不容易”

　　□本报记者 马凌 实习生 方乐莺

　　国资三重奏

　　随着中央国资委架构的逐步明晰，上海市商业集团的国资管理体系也随即调整。

　　“在我们提供的方案中，最早是将上海市国资委和上海市商委平行设置，前者将资产所有权授予后者，而商委则集资产、人事、经营三权于一体。”3月14日，陈建远告诉记者，“但现在看来，这种构架肯定要调整。”

　　陈建远是亚商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兼副总裁，去年9月，在上海市商委的委托下，亚商完成了有关上海市商业重组的项目报告。报告将上海市市属9大商业集团——包括第一百货集团、华联集团、友谊集团等知名企业重组为上海商业集团。

　　拟建的上海商业集团下设3个平台———商业经营公司、商业投资公司和商业发展公司，分别负责集约化经营、资产调整和投资、信息流和物流的管理。此次重组涉及7家上市公司以及438亿元资产。

　　去年亚商提出的方案是强化市商委的集权。

　　这种安排的好处是，不仅可以解决资产所有权与人事权分离的弊病，还可以解决经营管理中的多龙治水难题。

　　但事实上，上海商业集团的组建不仅牵涉集团化和国资体系的变革，还涉及到政府机构改革，“这个三重奏要演好并不容易，除了中央政策尚未明确以外，操作难度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现在最终的方案是将上海商委的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出来，与经委、外经贸委合并成商务部，剩下的国资管理和人事权，将纳入拟建中的新国资管理结构范畴。

　　早在十六大召开之前，上海市就已计划将市内的商业集团整合，但在实践中发现国资管理体系难题不解决，整合就是一句空话。南京、武汉等地的商业集团整合后就发现，除了多出一个新的管理层，大家仍旧是各自为政，资源配置低效。

　　上海的压力与动力

　　上海市商业系统在这几年亦是压力重重。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上海商业产业集中度明显偏低，德、法、英的商业集中度都是上海的4倍以上，而瑞典更高达8倍以上。由于上海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提高商业集中度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入世后国内商业进入壁垒大为降低，加之商业本身门槛较低、资产专属性较差等特点，使得上海商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行业整体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比如久负盛名的上海第一百货股份公司2001年销售总额比上年下降了30%，上海第九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更是出现历史性亏损。而1995年以来，上海市商委下属的原有86个集团已经减少到40个左右。

　　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在未来3至5年内，中国零售业60%的市场将由3至5家世界级零售业巨头控制。而作为商业之都的上海则首当其冲。

　　为此，上海在商业发展“十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调整商业结构，提高商业组织化和经营集约化水平，通过资产联合、重组，形成一批主力业态集中、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其目标是到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2500亿元，年均增长8%。

　　陈建远认为，由于商业总额基数大，上海要实现此目标绝非易事。“2000年上海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总额增长仅为7.4%，低于北京(10.7%)、武汉(10.1%)、广州(17.6%)等主要商业城市。”

　　为此，亚商给上海商业集团设计的方案是解决集权、集约和集资三大问题。

　　集权即人事权和资产所有权统一。“这实际上是解决国资体系的缺位问题。”陈建远说，“首先是资产所有者的缺位。拥有人事权的组织部通常考虑的是十几个局级干部怎么安排，其考虑问题的角度、考核体系都容易束缚企业发展。其次是经营者的缺位，国企的老总都是公务员。他们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和民企经营者相比，在动力和方向上有着本质的差别。”

　　而集约即把9个市属商业集团通盘规划，按业态整合划分。陈建远认为，这是为解决国资管理体系错位的问题。“上海商业市场存在大量重复建设，大型商业集团几乎每一家都涉足百货大楼、连锁店、大卖场、房地产、参股高科技，也因此形成了上海商业市场一盘散沙的局面，资源配置很不合理。”

　　至于集资则解决融资问题——亚商的设计中包括海外融资的内容。亚商认为，商业企业多利润低，负债率高，融资条件并不好，但整合之后具有规模优势，海外上市相对容易。

　　陈建远称，整个上海商业集团的整合过程大概在5年左右。事实上，上海商业集团的长远发展蓝图还包括跨地域重组，乃至组建跨国集团。同时，由于商业关系到制造业，如果商业有效整合，其上游的制造业也必须适应，因此上海商业国资变革还将影响到工业。

　　谁来监管国资委

　　理顺已有的国资管理体系仅仅是上海国资变革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如何监管国资委同样不容忽视。

　　上海市计委综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邱益中认为，将人事权、经营权、资产权三权合一，未来的国资管理机构将拥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一开始不把监管问题提出来，极易造成隐患。

　　在今年1月的上海人代会上，以邱益中为首的11位代表联名提案《关于进一步完善上海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监督体系的改革建议》，该议案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确立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上海市国资委的法定监督权，行使对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重大事项决定、资产处置及收益预算等的审议权。

　　第二，进一步明确国资委及资产授权经营公司的职责，由国资委统一承担管理责任，管人、管资产、管事，形成整体调控体制。

　　第三，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管理体系，即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资委的国有资产运营、资本收益率等年度预算目标，或专项预算目标进行审议。国资委则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实行全面企业预算管理。

　　第四，以现金流量增长、净资产收益增长及专项预算指标考核，替代原有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

　　邱益中认为，目前的国资管理体系一大缺陷就是缺乏监督。

　　与此同时，国资委对下面的资产经营公司的考核也是不到位的。

　　据调查，2001年上海国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4.5%，比银行年贷款利率5.85%还低。“一方面是部分国资亏损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国资运行效率太低，谁都管，谁都不管。”邱益中说，“管的人太多后，还很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真正出了问题没有人承担责任。”曾经在国企做过财务老总的邱益中对内部人控制问题深有体会。

　　邱益中还表示，上海国有资产的调整是和整个上海经济大规划相适应的，不能是简单的卖掉国资，要把全面预算管理和国资保值增值联系起来。“因为所谓的保值增值，在目前的会计制度下，有很多可以做手脚的地方，不一定真实反映企业业绩。因此必须建立一套预算管理体制，才可避免在资产数额上做手脚和掺水分。”

　　目前，若把国资管理纳入人大监管体系，在全国来看将是一个领先的安排。尽管今年年初就有消息说，此举已成为上海改革一个明确方向，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实质性动作，据称，有关方案仍在论证当中，邱益中说：“肯定在做，牵头的是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