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交接备忘录

　　□赵晓(北京)

　　过去时：五年成就载入史册

　　“各位代表，本届政府1998年3月就职，任期即将结束。”电视上朱镕基总理的声音苍劲而悠远……

　　五年的时间，就此弹指而过。不过几次记者招待会，几度春风拂面，一届政府便匆匆谢幕。

　　在永恒的时间之流前，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短暂和微不足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说起来，人猿相揖别数百万年，也不过是几块石片磨过所演绎的一场生死时速，更何况一届政府的上任与卸任！

　　共产党是相信唯物主义的。这就是唯物主义！

　　以有限人生面对无限时空，苏子曾喟然长叹“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不过，这只是“以变观之”的事物的一面，事物的另一面是“以不变观之，则物与我同在”。也就是说，虽然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人，但惟因如此，人才会懂得去珍惜光阴，懂得积极进取，懂得在苍茫却有限的时空中做出最大的成就，最终达致“物与我同在”的崇高境界。

　　这样看来，五年的时间其实并不短暂，足以让一个好总理以及他领导的政府一显身手，足以让世人来检验和见证当初的豪言壮语，检验在全世界面前许下的庄严承诺。

　　这一届政府单单“朱镕基”这三个字，就可以说是金字招牌，就使得这届政府不比寻常，被人们寄予厚望，有一种格外沉甸甸的分量。

　　回首五年，本届政府的成就不容否认。笔者个人的见解是将其归纳为三大方面。

　　第一大成就是保持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意义则在于保证充分就业、缓和社会矛盾以及防止社会断裂。

　　中国改革的智慧是所谓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与平衡。这一智慧由第二代领导人提出，至今仍闪烁着伟大的思想光芒。三者中最重要的又是发展。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显然十分清楚，所以在南巡时他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事实上，没有发展，一个社会企求静态的稳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另外，有了发展，改革才有起码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候一般也是人心最顺、社会最稳定的时候，同时也是改革力度最大的时候。

　　从亚当·斯密至今，无数经济学家殚精竭虑、苦思冥想的其实也就是两个字：发展。进一步的分解目标则是要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几个方面都要齐刷刷地做得精致、漂亮。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然而，从历史上看，真正顺应时势、游刃有余、轻松自如的人没有几个。从政策制定来看，要想“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首先要善于“看云识天气”，准确地判断形势，同时还要善于调控，能灵活应变地出招。尤其是不能乱翻烧饼。可以说，无论古今中外，凡能如此而行的政府皆是好政府，凡能如此而行的政治家皆是令人尊敬的政治家。

　　朱镕基这届政府处变不惊，始终能够保持经济发展并让人民从中得到实惠，殊为不易。按说形势并不太好，本届政府乃是在外有金融危机、内有产能过剩等极其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果断出招的，却难能可贵地保持住经济增长的平滑性。

　　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叫“扩大内需战略”，五年内累计一共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带动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几乎将全中国上上下下重新打造了一遍。

　　由于措施对路，政策得力，以可比价格计算，1998～200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按平均每年增长7.7%，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一个个数字反映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诸多变化:江河堤防加固工程开工3.5万公里，高速公路增加到2.52万公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增加到47万公里，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增加到4.21亿户；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点大项目进展顺利……

　　由于硬件越来越好，这几年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农民进城，一下子都变得有利可图并且轻而易举了。

　　所谓发展，既包含增长的数量指标，同时也包括增长的质量指标。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看，这届政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全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053亿元，达到2002年的18914亿元；五年累计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带动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而且集中财力搞基础设施，这对于吸引外资以及民间投资将起到长远的作用。

　　2000年以来，中国逐渐进入住房、汽车为拉动的新的景气周期，与此同时，WTO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发力，中国经济逐渐进入市场驱动的新的成长时期，中国经济至此可以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宏观调控，现在挣扎在泥潭中也未可知。

　　本届政府的第二大成就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是在金融、财税、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步子，防范金融风险的事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予以格外的重视。

　　一直以来，银行是政府的二财政，经常是政府管理部门一个小科长打个电话就能让银行放出钱来，真是匪夷所思。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一夜惊醒，并吓出一身冷汗来。此后，人们看到，朱镕基的这届政府雷厉风行，开始了一往无前的金融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

　　其中关键的一环则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也就是财政的事归财政，银行不再充任政府的“二财政”。

　　几年下来，关系理顺了许多。财政逐渐转向公共财政，一个初步的公共财政的框架逐渐建立，该发债时就发债，而不是随便命令银行撒票子。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划了出来，由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AMC)”来进行专门的管理，银行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朝着商业银行的方向走。

　　香港有媒体说，这几年财政赤字增长了，所以朱镕基总理是“赤字总理”。这话不公平，显出说话的人不太了解中国的国情。事实上，要是按过去的做法，朱镕基完全可以让中央银行撒票子，让商业银行背黑锅，但他没有这样做，宁愿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坚决地推进商业银行改革，转而让财政清清楚楚地掏腰包，如此“赤字”才水落石出的。

　　不让银行背黑锅，而是明明白白地让财政将政府债务背起来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机制不一样。财政的钱相对透明，易于监督，因为预算是要得到全国人大批准的，全国人民都可以讨论，所以发债啊用途啊什么的其实终有节制。而银行就不同了，国有商业银行的钱是不透明的，无需全国人大批准，就算银行把白花花的银子丢到水里，出现所谓不良资产，你我百姓也不知晓，因为那是银行的“高级商业机密”。

　　“赤字”的代价不仅带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还换来中国金融风险的下降，金融安全的稳定。所以，在笔者看来，应该把“改革总理”而不是“赤字总理”的荣誉称号送给朱镕基才称得上是合适。

　　朱镕基政府的第三大成就是全力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最终成功。2003年，初入WTO，许多好处已初见成效，尤其表现在中国的出口以及外资进入都有了新的突破，而垄断部门的改革也总算由此进入倒计时，不远的将来必定会有更加积极的效果。

　　持续的增长、改革以及WTO的加入，引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像朱镕基总理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新的辉煌征程。”

　　进行时：“中国号”巨轮涉入深水区

　　如何理解“新的历史起点”，笔者的看法是“中国长大了”！

　　也许中国在光阴的故事中年年地成长，却未及注意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其实，WTO就是“成人国”，而中国早在“入世”的那一天就完成了成人礼。

　　“中国号”巨轮在朱镕基这一届政府任内，充满朝气地涉入国际经济深水区，浪花飞溅，和世界连成一片。

　　也许中国仍感身单力薄，但事实上，其一举一动正越来越虎虎有生气，惹人注目。

　　眼下，中国经济总量不足全球的4%，但是，2002年中国在全球新增份额中的贡献达17.5%，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出口虽然只占全球总值约5%，所取得的增长却占了全球增长的29%。因此，总量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有限，但在增量上中国的的确确已对世界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步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不再是被动的国际环境的接受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影响者。

　　以这样的战略高度和历史眼光来看中国，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本届政府工作的后几年，针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国际评论会越来越多。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中国好比一头老虎，在老虎只有猫大的时候，是无人注意的，但得益于持续增长，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所驾驭的几乎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逆风飞扬式的增长，小猫逐渐地长成了虎样的“大猫”。这个时候，世人必投之以神色各异的关注目光。

　　人们注意到，近两年来，有人以怀疑的眼光来看中国：他到底是猫还是老虎，他有几多分量？这在学术界和传媒界就是引人注目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怀疑论。也有人以“不屑”的眼光看待中国，虽不全盘否定中国的成就，却以放大镜无限放大中国的问题，提出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还有人以恐惧的眼光看待中国，断定中国的进步会阻碍世界经济或某些国家的成长，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人们还注意到，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又出现所谓的“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将目前国际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低廉；此外，敦促人民币升值也逐渐成为国际呼声，特别是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如此密集的对于中国的关注以及众说纷纭的评论，衬托的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的背景：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东亚睡狮已醒。对此，国际社会甚至比我们自己更加敏感。

　　遥想当年，我们自闭于世界，却梦想着拯救亚非拉于水深火热之中；过去20余年，中国则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为外部界定，一心一意搞自家经济建设，对外则主要做一个接受者。

　　但是，无论是孤傲的自闭还是谦逊的接受均已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当朱镕基以极大的个人努力，当本届政府引领巨轮涉入深水，中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已经国际化。本届政府事实上开创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新的国际化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除非制订能统摄国内外的有理有利的战略，否则不足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

　　退一步讲，纵然中国谦虚，仍然保持低调的姿态，但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别人仍不免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以此寻求与中国的政策互动，所以中国最终将被拖下水去。

　　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中国应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环境，提出统摄全局的战略，并融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程，继续全力推进国内的变革，使得中国在心态、制度等各方面更加适应于新的形势。

　　如果说，过去我们可以将国际问题“框”起来，一心一意只做国内的战略是正确可行的话，那么今后这一省心的时代恐怕将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本届政府将WTO视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有效战略并有效地引领入这一新的时代，那么在WTO时代，新一届政府无疑需要制订更新的战略，同时完成好历史赋予的各项重任。

　　将来时：四件大事共塑未来

　　展望新一届的政府班子，正处于21世纪的太阳冲出地平线之际，可以说是来日方长，大有希望。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也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以笔者之愚陋，以为有四件大事是不可不思虑的。

　　一是为确保国家利益，需制订明确而有效的统摄国内外的战略。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战略举措是加入WTO。加入WTO最有价值的一点便是一再被人强调的“以开放促改革，加速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入WTO之后，中国需要制订新的更加明确的战略，需要在国家战略制订的机制、人才储备上都做好准备。

　　中国要往前走，必须从现在起，重视战略制订，培养自己的战略家，鼓励民间战略研究的发展，通过制订和实施明确有效的战略来迎接未来、创造未来，决不打“无准备之战”。

　　二是为确保经济改革成果，需推进宪政文明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对应于经济变革，中国经济学界有过几次重大争论。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次大争论是8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到城市后，有关中国改革究竟是以企业改革为中心，还是以价格为中心，或者以配套改革为中心的争论。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以及当时政府的一批优秀决策咨询人员几乎全部参与到了这次争论中来。这次争论的结果，明确了中国改革的主要难点和关键点，澄清了可能波及的主要问题，并且为改革的具体实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有关“产权”与“竞争”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市场经济”已在政治上取得了完全正统的地位，但对于市场经济改革究竟该以何为重点，大家不知其详。恰在这时，林毅夫、张维迎这两位海归少壮派经济学家提供了最新的学术资源。

　　2002年的宪政争论最有意思，笔者将其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第三次争论。其导火索起源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杨小凯教授的一次演讲。在这次讲演中，杨小凯回顾了英美市场制度的演变，特别强调宪政是其市场经济成功的根本，同时委婉地批评了林毅夫教授一向大力宣传的“后发优势”观点。

　　杨小凯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在他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小于自由制度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

　　小凯教授开了个题，而林毅夫教授近年来作了一个很好的回应。笔者的看法，真理可能是在杨和林之间。

　　从实践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在提供更加公平的交易规则、保护私有产权、消除政府管制、防范国家机会主义等方面的确已经内在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所以，宪政转型并非空穴来风，已逐渐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变革以及社会、政治转型的内在要求和时代的最强音。

　　根据欧美宪法学家的阐述，宪政的核心是“有限政府”，而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有九项特征：第一，政府权力应由宪法加以限制；第二，实行分权制衡；第三，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第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第五，司法独立；第六，警察应受控制；第七，文官控制军队；第八，保障个人权利；第九，发生紧急状态时坚持实施宪法。这九项特征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第二，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第三，以宪法和法制约束权力为重心；第四，以司法审查为保障。

　　适应于中国经济改革，适应于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适应于“政治文明”的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在新的世纪无疑将谱写新的改革篇章，而宪政将会成为新的内容，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构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三是为防止社会断裂，须厉行“社会修复”职责。

　　中国社会目前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层已经使得社会进入“不稳定期”。为防止社会断裂，政府须厉行“社会修复”的职责。所谓“社会修复”，既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实行社会救济，也包括调节收入分配，还包括在户籍制度上进行改革，使农民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声音的尊重等许多个方面。四是为长治久安，须大力建设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

　　20年前，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眼间，20余年过去了，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可是，究竟如何看待并对待这批先富起来的人，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是理不清，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全社会如何进一步创造财富、中国经济如何继续保持繁荣。

　　去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税收风暴”，让富人们心惊肉跳；知识分子则普遍对富人投以怀疑乃至审判的眼光；至于穷人，有不少正用一种仇恨的眼光盯着新富起来的人们。就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好比古代社会“二桃杀三士”一般，三位富人相继被杀——其中包括一位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真是让人扼腕，让人触目惊心。

　　更有甚者，有人在网上撰文，公开宣称“要旗帜鲜明地仇富”。

　　看来，历史上“杀富济贫”的幽灵再度浮现。虽然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从没有一个国家是因杀富济贫而变得富裕、强大的，有的只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杀富济贫贫更贫的恶性循环而已。

　　在成熟的西方国家，富人享受钱，穷人享受闲，两者各自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份不同的“财富”，其乐融融。但眼下的中国，富人有了钱，却活得不甚潇洒。穷人更享受不到平和的心态。为此，海外一再警告贫富矛盾可能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

　　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的先天不足，还直接损害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变革和荣誉。譬如，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坑蒙拐骗、不良行为，从毒大米、毒酒，毒辣椒到毒药，从股份公司的做假账到基金黑幕，从官商勾结到黑社会杀人越货，从私人老板对打工仔打工妹的克扣与赖账，到部门经理带领部下员工集体“辞职”，几乎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看来，中国社会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承认人的自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诚信”问题正阻碍着个人合法利益的实现。

　　可以用经济学证明：市场经济只能教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相反，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说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轰然倒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会演变成另一场暴民政治；我们同样不知道，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会不会遭到破坏，从而出现体制复归的情况！

　　由此便引出新一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个过去为许多中国人所忽视的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的建设问题来。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手段致富，富人该如何看待和消费其财富，社会又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富人，我们通过财富的创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并非在市场打个滚就会清楚的，它需要一整套的“财富伦理”来予以规范。

　　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人民

　　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人们的满意度与成就成正比，与期望值成反比。而太高的期望值，往往容易带来失望。朱镕基的班子成就巨大，但人们的期望值却更高，因此难免在功过评论时有许多争议出现。

　　而现在，人们会对新一届的政府寄予新的期望。

　　对于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希伯来旧约圣经中所说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你的上帝”。对于中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最重要是什么呢？乃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这个国家的人民。

　　中国古人对于这一点显然是理解的。所以孟子说了一句千古传诵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说：“民为贵，君为轻。”2000多年前的孟子已经很清楚权力的来源及其变动关系了。

　　“行行复行行”，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法制、文明转轨的道路漫长而修远。我们祝愿，在新的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中国不仅要将经济改革推向前进，还要打造出一个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文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