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解读中信控股 真正意义金融混业何以展开

　　记者 程凯

　　记者在经济33组的分组讨论会场上“蹲点”三天，终于见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

　　自去年底成立“中信控股”，中信集团和王军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金融混业”何时可以全面展开；政府换届、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新的国资委对中信这个特殊的国企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王军本人才可以回答的问题。出乎意料的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王军径直把记者引进房间，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给他们的时间是一年半”

　　1968年，花旗银行绕过美国金融分业经营的限制，成立了单一银行控股公司“花旗公司”，与花旗银行的董事会一个班子，两块牌子。随后的发展使花旗公司第一个真正做到了客户到任何一个花旗集团的营业网点都可以得到储蓄、信贷、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财务咨询、资产管理等一站式的金融服务。

　　而新成立的“中信控股”是投资和管理中信集团所属境内外金融企业的控股公司，这些子公司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实业银行、中信信托、信诚人寿、中信资产

　　管理公司、中信期货经纪公司以及香港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中信由此就形成了门类最齐全的一个金融类公司组合。

　　王军的目标是：“只要客户找到我们任一金融机构，无论证券还是保险，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服务。”

　　中信控股是中信发展的必然选择。“入世对金融业冲击会比较大。规模、地域、服务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而且技术和管理也比我们超前很多。国外金融业非常成熟，服务都是以客户为中心，先进的国家里银行都在混业经营。”

　　“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不叫混业。各类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还是按照国务院原来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在分业经营。”

　　为什么成立中信控股？“现在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混在一起了，网络时代改变了人们很多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单一的经营方式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现在我们分业经营是各干各的，我们的银行有三百多个网点，证券有四十多个，保险只有一个在广州，今年还要在北京设一个。金融服务要面对的客户广就需要网点多，但是多设网点是要投入很大的。像去年证券市场的状况，证券部门就很难盈利，那么多的网点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可每年就四五十亿的交易量。”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金融机构虽然在分业状况下经营，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些网点通过一种形式来连接起来，我们就没有必要证券再单独设网点、保险再设网点。我们的任一金融机构都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务。”

　　按照王军的想法，第一件碰到的难题是客户资源管理，要把所有的客户资源都放在一起。

　　“我们要建立第3代电脑系统，一个全公司集中的电脑系统，把各种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后台都并在一起。所有客户资源都在电脑中，数据库能对数据做出分析。不光是对各种金融机构，各金融机构的各个支行的账目也将全部集中在银行总部，支行只管操作。”

　　去年11月，IBM总包中信控股、中信实业银行统一信息平台项目已经开始。中信控股技术平台将统一整合包括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信诚保险以及中信信托在内的几家中信控股公司的全部账户信息和客户信息。“原来他们安排两年半的计划完成，我要求他们一年半完成，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算起。一年半以后中信所有金融行业里的子公司电脑系统都要换成新的，连成一体。而且我们现在也在用很大的投入来开发交叉金融产品。”

　　如果一切按照王军的计划进行，到2004年底，一个中国金融混业的“巨无霸”就会产生。

　　“国资委会减轻我的负担”

　　中信是在特殊情况下成立的特殊国企，发展到现在总资产超过4000亿，业务集中于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三大领域。金融业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其资产约占公司总资产的80%左右，主要由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

　　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出台，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对中信和中信控股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新的国资委将是经贸委和中央企业工委的合并，过去中信公司属于中央企业工委管，跟经贸委也有很多的关系。1991年国务院批准体制改革后，中信又从中央企业工委划到了中央金融工委，而金融工委现在改成了银监会。

　　在王军看来，政府新的领导班子大多数都在基层工作过很长时间，对基层工作比较了解，贴近市场。“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来讲，一是政治文明的体现，二是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对经济发展将会是个很大的支持。”

　　“这届政府改革力度大，30多个部委变成28个。中国经济还有高速发展内在的可能性，这届政府可能会更多依靠各个职能部门，每个部委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以后事情会好办多了。”

　　“关于国资委，十六大报告里说国资委要管人、管事、管资产，具体怎么操作可能还要在实行过程中去摸索。但是十六大这一段的陈述我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企业要自主，国企的人又需要国家派。管人、管事？管到什么程度才既能保证企业独立自主运行，又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王军觉得上届政府虽然总理处理事情果断迅速，但到各部委层面办事效率就不够高。一件事情要通过多个部委，中信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司2001年体制改革的意见向上送，反复跟8个部委协商。“部委分工不明确，入世后很多事情就不好处理。”

　　1997年九届人大之后，中信公司不能够直接再给国务院报告，要自己到各个部委去协调。中信在国外承包一个工程，就要经过外经贸部、外交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保险公司、进出口银行等多个环节。到每个部委做事情，都要从基层司、局做起，一旦哪个司局长提出有问题，这个事情就办不好了。同每个部委单独谈了以后，还要抓一个部委牵头报到国务院。“这次机构改革以后，这类的事情应该是简化了。如果国资委管事情能把这些事情都管起来，企业领导人的负担就减轻了。”

　　民营企业机制比较活

　　王军很佩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民营企业家聘请了最优秀的管理人员。我看过不少民营企业，他们用人机制比较活，我们也想学习，但国家对国企的很多制度还在改变之中。如果在用人制度上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国有企业也不至于落后那么多。”

　　“民企做事只要领导人说做就马上可以做，但是我们国企做事就要层层审批，商机是瞬息万变的，决定的时间长了，机会就错过去了。”

　　王军认为政府还有一些该管但没管好的事，比如对国际市场上一些事情的反映较慢，“外国告我们扰乱市场、倾销，像一些小事如包装箱木头里的虫子他们都管；外国货里也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的处理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相信新一届政府在这些方面会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