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能的变化

　　1979年，张五常应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邀请写一本关于“中国可能的变化”的书，为此他跑到广东等地游历考察，回香港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行市场经济，而且将会出现产权变革。在当时的内地，社会格局虽然已经出现新的衍变，不过没有人会相信张五常这种惊世骇俗的判断，没有人相信经济学理论能够预测中国的未来。然而3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一切皆有可能”，张五常因此大大提高了“身价”。

　　但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演进，并不总是被经济学家洞悉与解释，中国改革进程中产生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往往令他们备感困惑。由于改革总是从一次冒险走向另一次冒险，留给学者总结的时间也就总是捉襟见肘。当我们为探求未来社会新秩序而沉湎于语言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往往被现实甩开了大段的距离。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基本告别依靠勇气与胆识进行改革的时代，经济体制变革所形成的能量已经释放完毕，现在，我们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建设——已经呈现出强烈的技术化特征，这种注重细节、侧重技术层面的改革，有可能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走向。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为了摧毁旧的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改革者的目标与利益往往容易达成一致，但在今天，改革的主体与客体都出现了本质变化，改革诉求日益多元，政府、公民、民营经济力量、知识分子等阶层已经重新建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相互竞争，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生成与调整之中。未来中国可能的变化蕴藏其中。

　　上海与龙港

　　另一位学者高希均对近年来光芒万丈的上海只剩下了感叹：近几年来每次从台北飞往上海，脑中总浮现着：“上海又有什么新进展？”每次从上海飞回台北，脑中总浮现着：“台北又发生了什么新争论？”在毛泽东时代，当大陆日日夜夜在搞斗争时，台湾日日夜夜在搞经济；过去十年，上海天天在搞建设时，台湾天天在搞斗争。

　　其实所有人都在关注这座想变成“东西方都不败”的都市，不仅关注上海的经济，而且也关注这座被称做“经济首都”的城市的政治。2003年2月20日，韩正当选为新一届上海市长，49岁。中国人对政治家年龄的敏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年轻化”几乎成为政治进步和仕途远大的代名词，但观察家们这次看到了另一个现象：作为中国的“样板城市”，其政府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新社引用香港《文汇报》报道说，上海已经逐步由“工程师治市”过渡到了“经济师治市”。包括市长韩正在内，共有三人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年轻的唐登杰(38岁)是工商管理硕士；另外，有三人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二人有经济师职称；新班子里只有理工科类博士和硕士各一位。很多人乐于相信，“经济师治市”在提供现代城市基本公共产品方面会比“工程师治市”更加游刃有余，上海的公共管理将会更有秩序，相对于国内多数仍然依靠政治动员管理公共事务的地方政府来说，上海至少又领先了十年。

　　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批评强势政府主导下的“上海特色的市场经济”，认为上海是典型的“大政府、小企业”，尽管平均每天要花1亿元人民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在管理制度等软件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比如上海的律师数量在全球同级别城市中是最少的，只有4000名，而香港是6万名，纽约更高达9万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远东经济评论》记者PamelaYatsko写道：上海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建构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软件系统——诸如法律规则、流畅的经济和商业信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更大的透明度和信用、由良好的企业和能力强的中介结构组成的既有活力又讲规则的资本市场、知识和艺术的自由以及对市民更多的政治责任感等等。现在，人们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身上看到了改善上海“软件”的希望。

　　其实近年来上海一直在探索先进的管理理念与行政方式。比如，上海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新设想，加强各区街道办事处职能，下放事权和财权，并对管区内工商、环卫、治安等部门的工作进行组织协调与考核监督。这种管理重心向社区下沉、把市级职能部门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控制的做法，正是现代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外界对上海的这个“草根实践”似乎没有兴趣，但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城市社会重构的重要举动。

　　人们总是喜欢用放大镜观察上海，所以，这座城市的优点和缺点往往被同时放大。对于一座标榜现代化的城市来说，任何政府权力的扩张都会引来怀疑的目光。其实上海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所谓“强政府”，而是缺少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有学者指出，旧上海独立的商人阶层事实上是从“维新变法”始，到1927年终，那也是中国自由主义从产生到没落的全部过程。作为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部分——知识分子和商人——在蒋介石与黄埔兵进上海和南京后，事实上已经式微，这导致上海从此丧失了“市场”的权重。

　　但在世界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自由经济的历史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又要重新往那个方向走去。同样，你也找不到像浙江龙港这样的城市，它本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是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市，是中国自下而上型城市化的杰出代表，但是现在，龙港正在顽强地从“自组织”向政府集权的怀抱中走来。

　　著名学者秦晖对龙港情有独钟。他认为，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的“城市”?city?而言，中国内地严格地讲只有龙港这样一座“城市”。在他看来，这个由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像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了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

　　秦晖指出，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背景与深层土壤，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自由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由”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秦晖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庄”，并不是没有道理。

　　现在的上海与龙港有些相向而行。前者需要更多的自由，后者却幻想着撤镇设市，恨不能把自己规划成为另一个上海。在上海与龙港之间，政府的边界在哪里？

　　长治与南海

　　2003年2月26日，原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带着他的新著《长治，长治》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南风窗》杂志为这位新当选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举办了一场“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座谈会”。在北大，吕日周的执政方式遇到了比媒体记者要清醒的学者的诘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的发言有些“尖刻”：吕日周在长治最能够打动人心的、最能够击败“政敌”的“法宝”是什么？——是“妇人之仁”。他认为吕日周动用了一个最不应该动用的东西，“你是一个中共的市委书记，而中国政治是21世纪的现代政治，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政党，这一切给你提供了充分的制度资源，你为什么不用呢？或者说，你为什么用不上呢？”

　　这是一个让吕日周很难回答的问题。而杨凤春认为这是讨论吕日周案例最有价值的地方，他说他在吕日周案例中看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积极的政治家或一个积极的改革者，已经很难从现有的制度安排中汲取到支持性的资源，所以一个地方官员要想做事情只好行“妇人之仁”，“老百姓在相信政府之前，先要有一块肉掉到地上看你吃不吃，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对面的柯云路站出来为老朋友吕日周“辩护”：一块肉掉到地上，吕日周能拾起来吃了，是因为他有一种深刻的、自然的平民精神，决非作秀，“他小时很穷困，黑布鞋破了，没有钱买新的，就用黑墨水把脚趾涂黑了。”他说，把一个政治家放在特定的环境里，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率，这是需要研究的一门复杂学问，因为一个制度的成长也要按低成本方向走，要讲求政治策略，要照顾全社会整体发展的效益，是多种理论合成的问题，对吕日周的评价最终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作家柯云路非常严肃地对学者杨凤春说，“我相信你到长治会干得‘很悲痛’，或者什么都干不成。”

　　双方的语境明显不一样。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则对吕日周的宦海转徙产生了兴趣——吕日周从原平调到朔州，从朔州调到山西省体改委，又从体改委到长治，这里面究竟谁起了关键作用？是什么人选拔他来干的？他认为这是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应该在这个方面做一个比较大的改革。

　　维护吕日周的人认为长治经验首先是政治公开化，这种公开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话题自然就回到了长治的舆论监督上。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吕日周的“传媒治市”，因为那并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舆论监督——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应该是指来自政府权力管辖之外的监督——吕日周的“传媒治市”，只能是他垄断传媒工具和信息优势对下级进行的“书记监督”。

　　也是在2月26日，本报记者在广东南海看到了与吕日周模式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监督方式——电子政务。人送绰号“邓IT”的南海区委书记邓耀华告诉我们，电子政务是政体改革最巧妙、最有效、最不流血、也是震动最小的一场革命，一个电子政务软件就可以实现行政三分，就可以澄清吏治。邓耀华举重若轻的“工具理性”，与吕日周悲壮的英雄主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公共行政的内容——包括政府的基本运行、政府与市场及私人企业的关系以至市民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定位——已经出现了重要变化。南海管理模式的价值不仅仅是对城市政府传统管理模式的革新，而且它恰好契合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路径——通过数字化管理，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行政的民主化与公开化程度，透明的行政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缓解政治民主化诉求带来的压力。

　　实际上，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整个社会秩序的扩展与重建，需要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需要越来越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技术支持。吕日周只凭借自己过人的勇气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沿地带，犹如一只过河的卒子，不但容易使自己的改革设计迅速变成残局，回头还要被戴一顶“妇人之仁”的帽子。

　　——不过，我们依然对吕日周充满敬意。至少他不像那些佯攻的士兵只剩下呐喊。

　　乡土民主

　　一心追求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的浙江著名村官杨宝伟却越来越底气不足。由于陷入到“两委关系”的泥淖之中，他这个凭借“金钱＋民主”模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已经彻底丧失了独立行使必要权力的可能。在外界关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不断发展与扩大的乐观舆论当中，上杨村农民手中选票的含金量为零。

　　2002年初，杨保伟在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承诺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他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村老年协会开支。杨保伟因此战胜原村委会主任，走上了这个浙南小村的政治舞台。人们迅速为此事贴上“富人民主”的标签，并认为这是“乡村新富阶层渴望参与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另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这是乡土中国绅权自治传统的某种回归。

　　由于数十年行政强权带来的严重后果，人们普遍对通过村民自治改变农村寄予厚望。但是我们在义乌发现，农村政府的生命力只取决于它与乡镇以上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社区规模的日趋扩大，社区内部事务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当村民自治与农产品的价格毫无关系，而且这样的制度并不可能减轻农民负担，大家对手里的选票也就逐渐丧失了兴趣。

　　而“富人参政”也不可能带来绅权自治。中国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绅权自治的雏形，并一度把自治作为变法与新政的主要内容，但那时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是两个不同的治理系统和理论概念，乡村自治是独立于国家政权控制之外的“自组织”，而现代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已经难以截然分开，国家层次的民主决策比农村社区层次的民主决策更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此外，现代农村的社区自治主体应该是农会、农业合作组织、民间慈善组织等“第三部门”，而对所谓绅权自治的预期，有可能导致传统宗族势力、黑社会势力、宗教势力的复兴。

　　民主进程从来都是与制度化、组织化和管理高效化相伴相随，惟此才能保持稳定性与连续性。杨保伟的困境提醒我们，中国的村民自治缺少以上这些基本的技术支持。比如，国家至今没有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没有明确界定村干部的身份，不能为他们所从事的公务提供更为合理的收入。同时，村党支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村民小组分工不清，职能混乱交叉，在这样的局势下单方面推行村民自治，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只能使多数村干部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进而阻挠民主自治。

　　由于村支书的把持，捐了10万元当上村委主任的杨保伟对村里的财务状况几乎一无所知。这位尴尬而愤怒的民选村官一气之下砸了办公室，但他的狂暴改变不了中国乡村民主进程中的制度缺陷，他连一个上杨村都改变不了。他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过河卒子，单枪匹马与严阵以待的旧势力作战，但他不如吕日周。吕日周至少对峙了3年，而杨保伟只挺了1年。2003年2月19日，坐在记者面前的杨保伟心灰意懒，犹如拆除了引信的炸弹。

　　精彩内容：

　　地方新政-浙江篇

　　谁主宰“农民城”的未来

　　“我来龙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掉竖在鳌江边上的‘中国农民第一城’的广告牌。”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龙港镇长汤宝林在他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分骄傲地说。他把龙港的历史截然分成“三部曲”：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面对的是第二部，好像从紧急出口进入龙港的生活一样，我们从“现在”的位置看它的过去和未来。而在镇长狭小逼仄的办公室窗外，镇不像镇、县不像县、市不像市的龙港在晚灯里风情万种......

　　地方新政-上海篇

　　改造街道办事处

　　2003年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当天上午，上海的雨一直不停。朱孝芹像往常一样，来到上海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办事处上班。中午，因工作需要，她要去看望一个病人，临出门前，她特意关照门卫，说有记者下午来采访，让来人稍等......

　　地方新政-山东篇

　　山东农村的新合作化波澜

　　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并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其间他专门会见了美国农场局主席。之所以有这个专门安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方看到，在“谈判”——这种习惯意义上应是政府间的博弈过程中，美国农民的自组织机构“农场局”对政府决策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朱镕基邀请对方访华并介绍经验，以便中国研究一下是否该成立一个农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

　　给商会权力

　　近日，烟台市芝罘区的王老板高兴地把商会会员证接到了手中，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商会的新成员。而吸引他入会的直接原因非常简单，他看到商会为他的弟弟从欺行霸市者手中抢回了失去的旺市铺位。从此他开始感觉到，加入商会能给其带来切实的利益......

　　地方新政-广东篇

　　南海经验数字化政府再造

　　朱镕基总理视察广东南海时，南海市委书记邓耀华演示电子政务工程?其中一个是覆盖全市250个村委会的农村信息管理系统。演示中，邓耀华开玩笑地说：“总理，要是全国都装上这个系统，南海财政有多少钱、省财政有多少钱，您不出总理办公室门，就能知道得一清二楚——省长要有小金库，马上就能调走。”广东省长卢瑞华打趣：“邓耀华，你这不是吃里扒外嘛。”总理也笑道：“你广东钱再多，我也不要；但如果想瞒我，那也不行！”一个多小时的视察中，总理始终很开心。熟悉总理的人悄悄告诉南海人：很难得。事后有人说，朱镕基总理在这儿看到了中国实现吏治清廉——尤其是基层吏治的前景......

　　台商“北移”之谜

　　一场口水战已持续了一年有余，表面看与台湾地区的一份调查报告有关。

　　2002年8月，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这是该公会连续第三年发布此报告。

　　作为一家台湾地区有影响的同业公会，报告依据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提出的“国家竞争力”概念为标准，以向大陆台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做出。报告分“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和“台商推荐城市”三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为台资企业最集中的东莞连续三年在投资环境上被列为D级——也就是最差的一个等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吴江、无锡、苏州、杭州等地始终被列在A级，同时位列台商推荐城市之首......

　　地方新政-北京篇

　　58岁的区代表和35项议案

　　作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原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李小溪只能看着院子里的杨树和柳树被一批批砍掉。“以前还要多，现在已经少了。”说这话的时候，李小溪语气中的遗憾和无奈让记者无法相信这就是今年通过区、市、全国各级人大，提交了35项与环境相关议案的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