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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北移”之谜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3月08日 13:31 经济观察报

  制度建设是台资“北移”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一个地方政府显然无能为力。

  从表面看,“珠三角”的地方政府依然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而其他政府部门则起着以技术手段调动台资北移、调节不同地区发展速度的作用。

  这不禁让人猜想:或许有一种尚未察觉的力量,在帮助“长三角”重新登上中国乃至
远东经济中心的宝座。

  台商曾被喻为候鸟族,哪儿有更合适的环境就会飞到哪里。台商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珠三角”当地政府应该放下多年养成的“老大”的架子,向北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政府虚心学习。

  “北移”还是“北扩”

  一场口水战已持续了一年有余,表面看与台湾地区的一份调查报告有关。

  2002年8月,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这是该公会连续第三年发布此报告。

  作为一家台湾地区有影响的同业公会,报告依据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提出的“国家竞争力”概念为标准,以向大陆台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做出。报告分“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和“台商推荐城市”三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为台资企业最集中的东莞连续三年在投资环境上被列为D级——也就是最差的一个等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吴江、无锡、苏州、杭州等地始终被列在A级,同时位列台商推荐城市之首。

  实际上,早在2001年,该公会发布第二次报告后,有关“珠三角”与“长三角”孰优孰劣的讨论已在媒体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东莞与苏州对台资的争夺作为这场讨论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个案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讨论各方都拿出不同的证据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自己才是吸引台资的冠军。

  东莞方面和珠三角一带的媒体称:无论从历史、产业链还是最近几年的统计结果看,东莞依然是吸引台资最多的盟主。当地一家媒体说,从1985年首家台企落脚以来,台商投资东莞始终保持快速稳定增长,近年更形成高峰期。台资项目由1998年的327宗增加到2001年608宗,年投资金额由1.9亿美元增加到8.2亿美元,年均递增62.7%,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年均递增30%以上。

  而另一方端出不同的数据证明苏州已成引入台资的新科状元,其背后则似乎是人人赞同的一个共识:“长三角”的投资环境明显优于“珠三角”——无论从环境规划、办事效率、人才构成及官员廉洁上,“长三角”都要明显领先“珠三角”。

  值得玩味的是——东莞台商协会会刊中有一篇文章,专门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文章说:“一般台商都认为,华东的硬件产业配套比华南好,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再没有一块地方有浦东这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了,而且广东还缺电;在人才的取得和培养方面,华南也不如华东;在政策法规环境和社会治安环境方面,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行政效率和配合度在台商看来还可以,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都是台商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华南发生的几率都远远大于华东;广东企业的收费多达数十项;许多台商反映广东海关、商检等部门办事效率不高,等等。这些对华南的政策法规环境确实有负面的影响。在治安方面,华东台商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普遍高于华南。”

  但东莞市长黎桂康认为这种比较大失偏颇。他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台资不是“北移”,是“北扩”。黎桂康说,台商在“长三角”投资不能叫作“北移”,而应称之为“北扩”。原因是他们并未放弃在东莞投资,而是将投资触角延伸到内地。

  “台资正从这里向内地延伸”,黎桂康市长强调说:“近年来,东莞成为台商投资的热土,台资企业增长势头强劲。许多台商都获得丰厚回报,在增资扩产的同时,开始向内地延伸。”

  据统计,去年台资在东莞新投资企业535家——这一数字已获台商协会认可。黎桂康表示,台商投资不断增加,说明东莞仍具吸引力。北移的原因

  黎桂康或许并没有说错什么,但当人们说“北移”的时候,显然是在说另一件事——实际是指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例如东莞台商协会就认为:“通关是一个主要问题。”东莞台商企业协会会长张汉文说:“为什么经常听到珠三角有台商被抓,而在华东几乎很少听到?我们这儿是一出现什么问题,海关的缉私侦察局就来把你抓起来、关起来。但在华东就不这样,他会及时发现问题,甚至帮助你发现问题,但我们这儿很多是发生了问题以后,你在法律上已经没办法了,一定要审判了,已经造成法律问题了。事先也没有预防——这大概和这儿的海关忙有关。当然,有的是有意,但也有的是无意或只是违规。真是无意、违规的,我们希望取保候审,不要一出问题先关起来。他在这儿有那么多的财产,有那么大的工厂,你的目的就是交税、补税、罚款,他可以拿财产做保证。但如果抓起来,不管有罪无罪,已经一年以后了,就是有罪,罚款也拿不到了,他的工厂已经垮了,已经不能经营了。我们呼吁过多次,但没有人听,该抓还是抓。”

  “说老实话,这是很多台商跑到华东地区去的最大原因。”张汉文说破谜底:“要不根本没人去,我扩厂在这儿就行了,何必跑那么远。私下里大家都知道,但表面上没有人讲,他只会说:我要做内需市场了,所以北扩了。但主要原因就在这儿——这种情况很多,占东莞台商的50%-60%。”

  为什么台商在打私中首当其冲,而又以东莞台商为最?

  这似乎与东莞台商所属行业性质有关。其一,在东莞的台商企业大都属“来料加工”型,据广东台湾研究会和东莞市政策研究室共同进行的一项“台商投资情况联合调查”表明,产品供应大陆的仅占12%;其二,电子、鞋具、五金、塑胶及家具等制造业占到台商企业的94.69%。

  桃屋珠江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清枝介绍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一方面大量吸引外资——像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保税加工再出口等所需材料物件大量涌进;而另一方面,海关管理的法规却跟不上,加上过去海关人员中有的素质较低,各厂家报关员与海关人员拉关系,进出口货物只要能放行即可。因此,进出口报关单证随便乱填数字,造成错误百出。

  但现在海关逐渐规范以后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一、有些工厂长期疏于管理,许多下脚料随意处置,或卖掉或丢弃,因为国家规定,原物料物件均为保税材料,厂家在处理前必须向海关申报,没有申报就处理,检查时账、货不符,就有了走私嫌疑;其二、产品加工一般都有损耗,厂家大都偏向于进关时申报高损耗率,日积月累库存就会明显多于账面记录,一旦检查,就有少报多进、走私进口嫌疑,而且企业说不清楚;其三、企业报关员自作聪明或对产品不甚了了或从节省角度出发“低报高出”,一旦查出,铁定走私论;其四、有的原料属进口,同时又有内地采购的原料,未向海关申请核准,一旦发现就容易被认为产品在内地销售,成为走私嫌疑;其五、企业进口原材料生产半成品交其他企业加工成成品出口,若没有备案,同样以走私论——以上所列均为无意违规的情况,故意走私者当不在此列。

  实际上,问题虽多,症结只有一个:因为原材料是保税进口,做成产品后要全部出口才行。但制造业相对复杂,从没有进口一个单位原料就有出口一个单位产品的对等关系。而台湾地区实行的是进口纳税,出口退税的规定,许多台湾人对大陆规定往往尤不适应,无意中引来牢狱之灾。

  有人就说过,东莞台商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仓库账本和海关的资料能完全对起来——也就是说每一家只要查就都能查出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查出来就有走私嫌疑。按照国家规定,只要有瞒、漏进出口关税的,就可以认定是走私;而税金超过5万元以上者,就可以拘留。打私加码

  2001年初,国家扩大台资企业内销比例,不料竟引发了新的走私案件增多。

  1987年起台湾正式开放对大陆的探亲、投资与观光。台商开始了对大陆的投资之旅。中央政府在1988年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并在199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9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

  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中,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台湾同胞投资与办实业,除规定可以同其他客商一样享受经济特区现有的全部待遇外,还规定给予下列优惠机遇:一、台湾同胞在经济特区兴办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或合作经营企业,凡是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至第四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五至第九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非台胞的特区企业,则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至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二、台湾同胞在特区投资兴办的企业,使用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生产的产品,凡属于国内市场有销路又需要进口的,或者投资者提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允许有30%的产品内销。内销产品要按国家规定的渠道销售,并照章征税或补税;三、台湾同胞在特区投资兴办的企业,在建设期间和投产后五年内,免征土地使用费;四、台湾同胞到珠海、汕头、厦门三市投资改造旧市区的老企业,其产品只要是以出口为目标的,除按国家规定进口生产资料免征关税、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外,还可享受上述特别优惠待遇。

  国家规定得很明白,但有些台商却对此知之甚少。广东台湾研究会和东莞市政策研究室在报告中称:调查发现,虽然《保护法》已经颁布和实施了较长时间,但是,迄今为止,仍有不少台商不了解《保护法》,认真阅读吃透精神的更是少数。有超过三成以上的台商没有看过或根本不知道有《保护法》,更遑论对其的看法与评价。

  比如,国家最初规定内销可以在30%的比例内,有的台商就以为无须再交税即可在比例内销售,很糊涂地就触犯了法律。

  据台湾欣泰管理顾问公司在大陆做的调查显示,不同地区内销比率并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台湾独资企业大都能获得50%至70%不等的内销比率,而有的地区像武汉可达到100%。据张汉文介绍,2001年扩大内销比率后,由于相应制度尚未周全,对有些台商竟产生误导作用。加之海关根据稽查条例设有有奖举报,许多台商被检举案发,每个月都有二、三家台资企业受到追查,而且连带连累上、下游厂家。张汉文说:“每年三节,我们都要到监狱探望,今年春节去后,一看,又有熟人在这里。”

  据当地媒体报道,仅黄埔海关在去年9月开展的打击偷逃税和价格瞒骗活动的专项行动中,就一次性查获走私违规案件1127宗,案值约4.57亿元,偷逃税款7587万元。该专项行动主要针对瞒报运保费、特许费,利用两套合同、两套发票,利用特殊关系低报价格,伪报品名,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付款等明显违法犯罪行为展开调查。行动期间查获此类案件28宗,已知案值17303.6万元,偷漏税款2883万元。

  据报道,为真正从源头上减少偷漏税案件的发生,黄埔海关通过有关系统,把信用度极差、近两年内有走私违法情况的企业筛选出来,建立“黑名单”,在执法中将予以特别“关照”。据欣泰管理顾问公司说,被列入需特别“关照”的台商企业,东莞海关列有300多家,太平海关也有200多家。

  对于台商无意触法,东莞海关和太平海关认为,有些台商和台资企业中的报关员素质太低是一个重要原因,更有报关员徇私舞弊累及厂方的现象。东莞海关凤岗办事处苏主任就说:“目前东莞的报关员大部分素质都很低,经常因为填错单而被删单,造成多次重复工作,延长了企业的通关时间,有的报关员还借各种理由谋取私利。”

  候鸟群落

  台商曾被喻为候鸟族,哪儿有更合适的环境就会飞到哪里。

  事实上,东莞的台商也已成为各地招商的重点目标。与各地政府的热情相比,东莞台商抱怨当地政府和台商的直接接触太少。台商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珠三角”当地政府应该放下多年养成的“老大”的架子,向北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政府虚心学习。

  最重要的当在制度方面。台商认为,政策多变尤其是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频繁是对台商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的重要因素。由于政策的变化不仅使台商在投资决策时所作的可行性分析与利润预测完全落空,打击其投资的积极性;而且还往往直接干预台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造成成本的上升与经营的困难。

  政策多变的另一种表现是政策的执行在各地不统一。例如内销政策、海关的进出口管理在江浙地区比广东要宽松,已经造成地区间无序竞争的局面。面对政策多变,不少台商表示希望今后的政策变化要加强宣传,并且要有一定的宣传期后再予以执行,以使台商逐步适应新的政策与环境,不至于因不了解新政策而违规违法。

  效率低、服务态度差是台商最头疼的另一个问题。目前台商不仅认为进出口管理是在大陆投资限制的主要环节,也是其投资活动的主要困扰。据了解,台商目前主要的困扰发生于海关的管理。有的台商指出,海关在东莞是一个门槛。他们普遍不满海关提供的服务与效率。不少台商更指出,由于大陆的进出口管理的手续与规定太过繁杂,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出现违规、甚至违法的现象。

  据台商的反映,东莞在1993年-1994年期间,政府的办事效率最高,那时大部分的项目审批权限在村镇。1997年以后,办事效率开始下降,尤其是1999年市政府把项目的审批权限上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结果是审批手续一年比一年烦琐、复杂。行政效率一年比一年下降,投资环境一年比一年有逐步恶化的倾向。例如有的台资企业申诉,办一个国土证竟然花费了五年时间,都没有办成,导致厂商无法贷款,在本地的经营出现困难。

  环境趋于恶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台商认为“珠三角”费用征收得过多,各地征收费用项目不统一,即使是同一项目的收费,各地也有差别。例如每年对台商所收取的境外人员就业证费用,在东莞与博罗就不同;在社会保险的征收上,江浙地区只覆盖本地的就业人员,而广东则涉及劳工全员,包括外来的打工人员。这就使得在广东投资的劳工成本大大高于江浙地区。另一方面最使台商不满的是,费用征收的原则本来应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支付,但是,不少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仅是收费了事,却没有提供任何服务。更有甚者,有的在收费过程中还要实行硬性的捆绑式推销,例如消防、环保、治安等,必须到指定的商店购买有关器材或由指定的工程队承担工程,才能发出合格证照。

  得台资者得天下

  张汉文曾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只有“珠三角”的台商会大面积触法?他百思不得其解之余只能作此想:“或许就是国家对‘珠三角’的政策不同——或者政策是一样,但执行起来就是不一样。”在这之前,他也有过一系列的推想,海关人少,工作繁重,服务和效率自然跟不上,反过来,由于服务和效率低下,工作量更为加重。东莞虽然是出口大市,但始终也只是处级编制,只能那么多人,一旦有问题也只能采取“执法过激”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处理。而更多的人更愿意以宽容的心态待之:发展十几年了,积弊久矣。但反过来想,肯定也积累了十几年的发展经验,广东人又是出名的务实,何以经年累月坐视而不顾?

  是否东莞已经做大,视台商可有可无?东莞提出要打造国际制造业名城,而制造业的根基首先由台商奠定,东莞显然不会傻到自毁基础。

  实际上,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是台商“北移”的真正原因。从现实层面看上去,就有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情景: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其他政府部门则我行我素,形成事实上的内耗。显然,到这一层面,一个地方政府已无能为力。

  从结果看,“珠三角”海关“执法过激”成为一种手段,起到了驱使台资北移,延缓地区发展速度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推想:同为大陆地区,为什么其他地区政府部门能配合无缝?在制度上彼此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不禁让人猜想:或许有一种尚未察觉的力量——中国人叫“运势”——使“长三角”快速跟进,重新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中心。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得台资者得天下。进入大陆的外来资金,大体可分为三类:港资、台资和真正的外资。改革初期,港资最为强势,占到实际外资的60%左右,而投在“珠三角”的资金又占到港资总额的70%,“珠三角”由此遥遥领先,此后,日资在1992年以后萎缩,欧美外资进入大体稳定,近年开始爬升,但增量最多的还是台资,连年上扬,这时恰逢“长三角”开始崛起。在三股资金的投向中,“珠三角”与港资有地利之缘,其他地方无法与其争锋,但亚洲“金融风暴”后港资下滑较快;在外资的争夺中,“长三角”与其他地区相比又有独特优势,拔得头筹;两相比较,两地大致势均力敌,在这种情况下,谁争取到台资,谁就能在地区较量中胜出。

  众所周知,台资选择东莞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1990年以前,台商多选择投资福建,但由于交通不畅、加之两岸关系敏感,在闽台商时刻有动荡不安之感,他们发现福建并非首善之区,而当时“长三角”一带尚未大面积开放,投资风险难测,惟一可以选择的地区就是“珠三角”。这时的东莞映入台商眼帘,东莞可以说是“珠三角”离香港最近、成本最低、交通又最方便的一个地方。而积十年之功后,东莞已成为产业链最完备的一个制造基地,无论电子还是传统产业,在一小时车程内均可以采购到所需的各种配料——此时的东莞已形成聚集效应,这是至今投资仍在不断进场的真正原因——来此投资者多为中小企业,他们无法支付过高的采购成本。

  “长三角”作为后来者,虽然在地价、人才、环境诸方面具优势,但这些优势只能吸引新进入者,尚不足以抵消东莞台商历年投资的沉淀成本,但如果新老台商平均分布两地,“长三角”依然无法比别人跑得更快,在这种背景下,海关查私竟成为致命一击的“杀手锏”。此手段行之经年,果然有效,据介绍,在东莞的台资虽没有大面积搬厂的动作,但确实大都“北扩”了——增量的资金已经涌向“长三角”。据苏州一地公布的数字,累计吸引台资已达到145亿美元,而东莞实际利用台资不过在50亿美元左右。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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