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单羽青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内经济出现的通货紧缩局面，作为“相机抉择”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经实施就是5年。尽管这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随着实施时间的推移和延长，经济理论界对这个“踩油门”的动作争论渐多，褒贬难断。议论多集中于四个方面：国债余额和赤字增加所隐含的财政风险、政府投资
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财政投资项目的效益和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其焦点则无外乎一个“赤字财政”。
许多人都还记得，在去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时，朱镕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把香港报纸给予的“赤字总理”“荣誉称号”奉送回去。他说，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在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以内，积极的财政政策恰到好处，“问题不在于你的财政有没有赤字，而在于你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下届政府留下了巨额优质资产”。
事实上，在肯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应当承认，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一直坚持控制债务规模、压缩赤字的宗旨，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反周期调节措施。但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已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国债余额和财政赤字随之大幅增加，这显然有违于我国长期的财政政策宗旨。
从名义指标看，尽管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仍未超过20%，处于安全线以内，但从动态角度看，赤字的增长速度却比较快。财政部部长项怀诚3月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时透露，2002年赤字规模为3098亿元。也就是说，赤字规模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增长了19.24%，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2%迅速增长到2002年的3%，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达到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而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当年举债额／当年支出额偏高已在70%左右，以及名义上的赤字、国债指标还远远未能反映我国财政现实情况的全貌。如果将隐性债务考虑进去，再考虑到目前与偿债能力密切相关的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仍然偏低因素，逐年增大的财政风险给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自然不能不令人担忧。甚至有学者提出，如果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则“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70%以上，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亚洲许多国家以及欧盟(60%)和美国(60%)。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我国财政还有许多隐性风险，如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亏空、养老基金空账、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等，它们数额巨大，迟早需要解决。他还表示，如果仅看名义赤字和国债指标，就会得出发债空间还很大的结论，极易把宏观调控引入误区。
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研究员许健分析说，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地方财政困境问题。目前县乡级财政因不规范的做法欠下的债务，约有1000至2000亿元右，当地方财政不能消化这部分债务时，最终将转化为中央财政的负担；二是中央财政负担问题。中央财政长期实施赤字政策形成的债务负担率已经基本到达了极限；三是潜在和或有债务负担问题，其中包括从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不良资产中的相当部分，也将最终转化为政府债务。由于当前的金融市场还未完全开放，财政负担只能由本国储蓄来消化，如果财政与金融关联度过高，财政风险最后将会转化成银行风险，最终转嫁给社会公众。
“财政赤字的持续上升主要是为扩张总需求而背水一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说。
那么，财政为需求而战的不良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测算，1998年—2001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为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增长率略有高估)。以3098亿元计算，2002年的赤字水平相当于1997年582亿元的432%，6年时间翻了两番，年均增长高达27%。而在此期间中国的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也不太可能再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以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20%的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虽然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偿债能力，财政运行仍在安全区域内，但赤字财政隐含的风险不能不令人警醒，这也是最近一两年中央政府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逐渐淡出”的初衷。毕竟，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关键问题是依靠内生自主增长的动力。项怀诚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应当控制财政赤字，他多次公开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然而，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透出的信息表明，2003年政府预算赤字将增加100亿元，达到3198亿元的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前景均具有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仍有必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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