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双人舞：力量博弈

　　-谢宝康

　　尽管我们对朱镕基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忆犹新，甚至对他“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内心表白感动至今，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政府的转型之路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

　　这个判断从他在第二次记者会上的感慨可以略见一斑：“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如果说朱镕基说的这两个原因还只是来自于外部的突发因素的话，那么来自于转型本身的难度和问题更让他大跌眼镜。在第三次记者会上，他甚至承认自己在下属面前拍过桌子，但他不承认自己曾“捶凳子”，“因为那很疼”。这位曾在20年(1958-1978)的时间里没有党龄的总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没有忘记幽默一把，其胸怀可见一斑。

　　纵观这五年，政府与市场这对舞伴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到两种相斥的力量：从政府方面来看，这个原本就习惯于独自舞蹈的舞者，有时陋习难改，常常会居高临下，以导演的身份，指手画脚，对市场干预过多，监管领域太泛，许多产业进入门槛过高，缺乏市场退出机制；从市场方面看，这只无形的手，在一些领域过度膨胀，常常又会难以驾驭，信马由缰，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信用缺失，交易成本增大。我们把这种相向而去的力量称之为“角色不到位”。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现象：政府与市场的“角色相互错位”，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过度亲密，甚至成为企业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在这里，原本应该是站在社会公众利益上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的“守夜人”，现在却被监管对象俘获，成为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之所以说相互错位，那是我们看到，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力量的代表，与政府(政治)“打的火热”，通过权钱交易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此时，只有消费者和一般社会公众成为这场博弈的受害者。

　　所谓角色不到位和角色错位，说白了，就是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又管得过死。这两种现象的共同结果是：社会总效率低下。

　　一般说来，政府对经济进行公共管制的目标是经济体制的效率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企业的利润。而企业的目的正相反。因此这对舞伴之间的力量博弈是显而易见的，应该也是正常的。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和企业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时，那才是市场经济的悲哀。

　　而我们的问题恰恰是，许多拥有特权的政府官员被“市场”俘获了。这五年，当然更早一段时间也不例外，我们几乎不断地看到腐败分子被媒体曝光，最典型的是新近发生在河南省交通厅的新闻：五年中连续三位厅长因腐败被绳之以法。富有戏剧性的是，后两位厅长上任时都信誓旦旦地宣称，一定要吸取前任的教训。而民间早有“一公里高速公路，撂倒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法。

　　但也许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更为令人惊诧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的目标和基本功能已经被市场“异化”了。比如，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制定了一个“政府招商，人人有责”死命令，把招商目标分解到每一位公务员头上，完不成就扣发一个月工资，弄得政府部门的人员整天人心惶惶，见人就谈招商引资。

　　如果从发展当地经济的角度看，这个目标本身并无大碍，至少“动机是好的”。但我们担忧的是，政府在对待外来资本的态度上，如果政府的一切事务以吸引外来投资、服务外来资本为中心，必定会牺牲其为公众服务的职能。事实上，这个城市的居民和远郊的农民常常因为拆迁和征地，利益受损而无处伸冤。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的地方政府更像一个企业，而书记和市长就类似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也许是对那两位倡导“政府改革应当引入企业家精神”的西方学者的一个讽刺，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说：“任何机构，无论公营和私营，都可以有企业家精神，正像任何公营私营机构都会出现官僚主义一样。”

　　至少从这个城市看，这些当年曾被认为改革推动者的地方官员，今天已经走向改革的对立面。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任何改革都会为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寻租的机会，而进一步的改革又会对这些人造成威胁。

　　政府角色和功能的“异化”，所产生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信用缺失、黑幕交易、虚假信息等等，在最近的几年里，成为经济学家和媒体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如果政府的监管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很脆弱的市场，那未来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看到了这些恶疾的苗头，朱镕基的“本届政府”才对腐败低效的政府机构大动干戈，才对混乱的市场秩序进行清理整顿。从1998年开始，先后“清零”军队、武警系统经商办企业，重拳打击走私及整治海关系统腐败，强化金融监管，规范证券市场，整治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建立征信体系；另外，打破行政性垄断，消除地方保护壁垒，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上，“约法三章”的朱镕基，曾明确表示“绝不题字”。但是，绝不题字的朱镕基还是三次破例，分别给位于上海、北京、厦门的国家会计学院题词。而这三次的题字，竟是同样的内容：“不做假账”。

　　三题“不做假账”，固然显出总理对事关市场经济命脉的会计行业，殷殷关切之心，但同时，也折射出会计行业造假行为之猖狂和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现状。

　　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这个制度基础当然首先是法制建设，但更重要的是法治精神。守法的外部性因素决定了，政府首先应该成为守法的带头人，没有政府部门的依法办事，就没有市场的公平竞争，企业领导人就会想办法“俘获”监管者。

　　在转型经济学家眼里，由于改革总和的不确定性，“因而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面对总和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热若尔·罗兰，2001)。“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经常是一种动态博弈：今天作出的决策会影响明天对立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

　　如果我们闭上双眼，回想这五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是一场多么庞杂的交谊舞会，更是两个舞伴之间的力量博弈过程。

　　舞蹈的双方应该明确，我们正在跳的是交谊舞，要跳“国标”，而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的“贴面舞”。跳国标，就要求舞伴双方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为舞伴留有能动的空间。政府的主动性，在于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在于让市场有内生动力，在于保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朱镕基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在我们向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任期到点，而全身引退的政府总理表示由衷的敬意之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政府与市场之间这场博弈式的舞蹈远未结束，我们甚至可以说，游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