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之变

　　执行：章敬平

　　几乎在一夜之间，两种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

　　一方面，高级官员的由官而商，在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中异彩纷呈；

　　一方面，私企老板的由商而官，在十六大之后参政潮中世所瞩目。

　　如何看待官员下海热中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移？怎样评析一个迅速崛起的私营

　　企业主阶层正在觉醒和成长的政治要求？现身江湖的“新红顶商人”会不会把我们引入百年前胡雪岩时代的歧途？

　　本刊记者以浙江为蓝本，用两个多月的采访和调研，客观地还原了两种景象的细

　　枝末节，记述了各阶层的欣喜或恐慌，并尝试着拉直了这三个长长的撩拨我们神经的问号。

　　官员下海

　　游走在浙江政商两界的人们经常发现：私底下议论最多的，总是公开场合中竭力回避的。譬如官员下海。

　　半年前从政界转向商界的徐刚，也不能免俗。

　　刚过不惑之年的徐，当下已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名流，吉利集团的CEO。2002年7

　　月前夕，他还是浙江厅局级官员中的一只“潜力股”：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兼省地税局总会计师。

　　徐的智慧在于，当回避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坦然相对。

　　2003年2月12日下午，在钱塘江二桥之外的吉利集团总部，谈吐间给人儒雅之感的徐刚，以一个真实的寓言，礼貌地叙述了他的下海故事。

　　五种人

　　一个空气新爽的夏日清晨，6时许，西湖边的山慢慢醒来，徐刚依约陪同一位浙江省的财税大员，一个多年来亦师亦友的长者，开始他们的登山之旅。

　　7时许，他们登上了山顶，涌入肺腑的清新空气，久违的鸟的叫声，送给徐刚一个快意的早晨。此前一天，徐刚谨慎地跟这位财税大员提到自己由仕而商的打算，可是，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然而此时，领导说话了，明确的答复依然没有，一切答问如禅宗。

　　领导问：你平时都几时起床？

　　徐刚答：7时多。

　　领导又问：如果你现在还在睡觉，你能感受到这样一个早晨吗？

　　徐刚对我说，“我立时明白了。”

　　作为省管干部，他的辞职申请需要省委组织部的批准。尽管他的申请报告站在了“三个代表”的高度，组织部的研究结论，依然是“安心工作”。出于爱才的考虑，代表组织的官员告诉他，如果你觉得财税系统不愉快，可以换别的岗位，如果你觉得岗位低，不能很好地发挥才能，可以晋升。

　　尽管浙江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三年前就开始涌动，潜流中公务员的震撼已经在慢慢降低，徐刚的辞呈还是发射出“卫星”一样的影响力。

　　一个年轻的省管干部，一个前途无量的专家型领导，为什么在仕途一帆风顺的当口，突然间挂靴而去？

　　徐刚自己的解释是：他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挑战新的人生。他不厌倦财税，但他更喜爱汽车事业，尤其是挑战性更强的民营汽车事业。

　　“徐刚只是下海官员中的一种。”广厦集团副总裁郑可集说，他数年前担任杭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厂长时，因为承印地税发票，和徐刚有过交道，“他是那种在老旧的仕途上走得挺好但渴望寻找新路的人。”

　　我在两个多月的追访中发现，浙江官员下海有两类四种人：仕途有成长空间但主动选择新生的人；仕途有成长空间但感觉疲惫的人；仕途已无成长空间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人；仕途没有成长空间犯了错误的人。

　　以上四种人，在现实中我都看到了。

　　40岁的郑，代表着第二种人。

　　2003年2月13日，我在杭州华侨饭店见到了年届不惑的郑。两盒中华香烟摆在咖啡桌上，一盒硬的，一盒软的。他狠劲地抽着烟，语调随内容或而高亢，或而愤慨。当夜，我在整理采访资料时，为他写下一连串的定语：坦率，认真，有见地，锋芒毕露，上进心十足。

　　顺着看，郑的仕途是一帆风顺的：1985年郑作为浙江省委组织部选调下基层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被派到金华市，嗣后市委有意安排他担任一个重镇的镇委书记。儿女情长的郑却调往杭州市委党校，在行政处副处长、党校印刷厂厂长的任上熬了几年后，郑入主市计委外经处。数年后，进入省委组织部后备干部序列。

　　倒着看，郑的仕途又充满坎坷。三次双推双考，均挤入前三名的郑，没有一次获得及时的提拔。2000年底，报考副厅级干部，笔试和面试双双进入前三名的他，还是没有受到重用。理由?搞不清。官场上的郑，经常遇到这样的考核评语：能干，有成绩，但有些傲慢，群众基础不太好。而所谓的“不太好”，往往是1/10的人不满意，9/10的人满意。“求全责备让我感到步履维艰。”

　　2001年元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考了广厦集团楼忠福的试。这一次，他顺利通过了，楼委以重任，在集团行政副总裁任上履新一年的郑，接手了楼忠福的命根子，一个投资80多亿的天都城项目。楼曾笑着跟他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该项目当是省长工程无疑。

　　一个多月前，楼忠福在年终大会上，亲手将18万元的奖金，递到他的手上。彼时，18万早不是天文数字的郑说：“我觉得我的工作得到了尊重。”

　　同样在操持私营企业房地产项目的，还有何树鑫，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200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他给一个老朋友打电话，告之自己辞职下海了。曾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何，受到一个在浙江发家后去北京打出天下的私营企业主的邀请。据称，恭请他出山的老板，专门为他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当我拨通何的电话时，何表示不愿意接受访问，但强调，“我是退休，不是辞职。”

　　我在随后的采访中获知，按照浙江省有关政策，工龄满30年的党政机关干部，可以提前退休。腾出位子的老人，所有的待遇不变。依然是“公门中人”。

　　曾在浙江龙泉市长位置上叱咤风云的副厅级官员楼志新，几个月前，他把办公桌从一家省属金融机构总裁的办公室，挪到了浙江传化集团副总裁办公室。50岁不到的他，出于对徐冠巨个人魅力的欣赏，意图在私营企业用自己的经验，才智，以及一颗不老的雄心，打拼出一片新的天地。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种人。

　　对第四种人，也即犯了一点小错误的人，我的采访一再受挫。没有人愿意谈论他们自己的过去。于是，我对他们的了解，只能是知情人的绍介。

　　据称，浙江一家著名的私营企业，此类人，一度占据“下海官员”的半壁江山。他们或者因为一点经济问题，或者因为娱乐场所的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感觉前途暗淡。一些没有受到处分的，慑于原单位的议论，也做出了辞职下海的选择。

　　还有一种人，洗钱的人。指的是，官员在位时，利用自己的权力为私营企业主做事，先达成某种默契，甚至于明明白白的契约，将没有到手的钱财，以“合法”的打工收入的方式装进腰包，或者将已经到手的黑钱洗白。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人，但包括纪委官员在内的很多受访者表示，存在这样的人和事。遗憾的是，没有受访者能列举一二实例证明之。倘若这样的人真的存在，那么浙江下海官员就存在五种人。

　　“海水”是咸的

　　不是所有的官员下海后，都能像徐刚那样乘风破浪，羽扇纶巾，意气风发。也很少有人能像何树鑫那样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以我有限的观察，浙江官员下海后，多数人的状态是“准成功”，在真正蝉蜕为“成功人士”之前，大多要经历从机关“天堂”到私企“地狱”的炼狱之旅。“商海有风险，下海须谨慎”，这句克隆过来的话，不仅是说着好玩。

　　在一家著名私企的领袖团队中，有一名在副局级岗位上做了11年之久的女士。2003年情人节那天，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和她如约相见。三年前，就是在这里，她受到了那家大企业集团诚挚的邀约。

　　不愿在媒体抛头露面的她，看上去像个教授，乍一见怎么也不像一个敢于在40余岁后辞去公职遨游商海的人。起初，当改变人生的邀约到来的时候，她也是害怕的，或者说忧郁不定的。当组织上明白地告诉她，只有辞去公职才能走人的时候，她也为自己50岁之后的人生担忧过。毕竟，告别一个厅级领导岗位的福利独自承担失业风险，对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女人来说，绝不像夏日里喝凉水那么痛快。

　　饶是“取得真经少不得磨难”，一开始，她担纲的项目，就和政府的规划有了一定程度的违拗。如果她还是一个机关负责人，她可以一直等下去，可现在不行，几个亿的投资已经下去，贷款的利息每天都在滚动，每推迟一天，就等于一辆汽车开进了西湖。

　　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那些日子，她经常急得流泪。”

　　我向她求证她的朋友的说法，她否定了，“他是学中文的，描述得太文学，我没有流泪，但着急是真。无论老板跟我私交怎么深厚，他承认的永远只能是结果。”

　　现在已经度过难关，项目也颇见起色的她，当下距离社会对“成功人士”的预期，已然不远了。但她对下海的苦痛依旧耿耿于怀。

　　除了成功人士，准成功人士，下海官员中，触礁呛水者也不乏其人。

　　一名省直机关的科技处处长，三年前秉承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用自己的职权抗拒了本系统的垄断势力，为一家生产光缆的私营企业的产品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鉴定，使其有了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原本秉公办事的他，并没有期待由此翻身的老板投桃报李，却在不久后获得共同创业的邀帖。于是，他下海了。一个技术干部，当他的人力资源优势逐渐衰落，他对私营企业的价值差不多已所剩无几。末了，薪酬福利等等不能兑现的冷冰冰的事实，让他无奈离去。

　　还有一名省级机关的处级调研员，升迁受挫后，内退下海了。以业绩说话的私营企业主很快遗弃了他，没有回头路的他，去了义乌小商品城，年终了，经营不善的他，抹下面子，找到原单位的领导，将一部分销不出去的小商品，作为福利摊销给了昔日的同事。

　　据悉，在杭州的私营企业中，一些官员下海不久，便在好几个营地做了好几回“三姓小儿”的也不乏其人。

　　郑可集认为，大凡下海者，仅仅脱掉有形的“靴子”是不够的，还要脱掉无形的“靴子”，也就是“官念”。一名商界名流在评论春节前离开广厦集团的一名总裁助理时说，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

　　郑可集说，私营企业要苦劳，更要功劳，重过程，更重结果。不明此理者，贸然试水，触礁而退，则是顺理成章之事。

　　低调的背后

　　在副厅级“乌纱帽”前执意下海的王始建，13年前就去了深圳。尽管身临其境的她一再说彼时下海的官员“真的很多”，人们还是不觉得那时下水的人，会比现在多。

　　有关官员声称，相对于1990年初期第一波官员下海热，2000年前后的新一波官员热，要热得多。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受访时表示，当下，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说明究竟有多少官员，分别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弃官从商。

　　但，我们从一些企业的个案来看，着实是一派蔚为壮观的景象。据悉，一些私营企业的管理中，一半以上的高层管理干部来自于党政机关。浙江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宣传部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广厦”的管理团队中，曾任处级以上职务的干部有46人。

　　与官员下海热潮相对应的，是当事人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低调。

　　我在拨通何树鑫的电话后，诚恳的采访请求，换来的是客气而坚定的婉言拒绝。我陈述的采访理由中，有一点关乎他的个人利益，“你以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下海，坊间议论颇多，版本各异，我的采访对你批驳不实之词，当有些许益处。”何表示，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我不管。

　　熟悉何的人说，何其实没有那么超脱，他可能害怕越描越黑，辩诬不成，反污了清白身子。另外，官方对官员下海并没有明确的态度，作为一个提前退休还享受着良好待遇的高级干部，何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谨慎的远不止何树鑫一人，原龙泉市委一38岁的周姓副书记，元旦前后加盟黄巧灵的宋城集团。与周同时下海曾提拔过周的另一名浙江知名人士，不愿意向我提供周的联系方式，他的意思是，大家对此几乎是一致的低调，一般不愿意接受传媒访问。“如果不是公司已经安排了，我个人是不会答应的。”他说，“我先跟周联系一下，如果他愿意，我让他给你拨电话。”

　　虽然接近周的人对周评价且高且好，但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没有等到周的电话，和宋城集团媒介公关人士联络，回答说，外出开会，不知归期是何日。据观察，当事人的低调，与官方和坊间的态度有关。

　　在官方，虽有鼓励党政干部工龄满30年提前退休的政策，但并没有支持干部退休后去私营企业的政策，相反，中纪委下达的党政干部辞职后三年内不得在本系统经商的规定，约束力依旧。

　　浙江省文化系统一名高级干部还缺一年就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求，当他试图提请有关部门和领导考虑允许他提前退休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斩钉截铁的否定。最后，他以辞去公职为代价，换取了下海的自由。

　　其间，有关人士还向他出示了中纪委的上述规定，幸亏去的不是文化系统，否则下海的计划就泡汤了。

　　人是走了，“恶名”却留下了。他说，他一度被视为反面典型，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一名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解释道，虽然给出负面评价的是个别领导，但领导的态度有时候和组织的意见很难区分得开。

　　领导给出负面评价的理由是，国家为一个干部，尤其是一个高级干部的成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党校，进高级培训班，出国考察，所有的一切，都是培养成本。官大了，翅膀硬了，就要飞，是忘本。

　　如此事例无须太多，人们就自然将个别领导个别单位个别部门的意见，理解为官方意志。于是，低调就成了下海官员们的集体无意识。另据有关人士称，事实上，官方对官员下海并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一些自认为开明的官员，是支持下海官员的个人选择的。

　　具体到坊间对官员下海的评价，就我个人的有限接触而言，至少一半的人们持怀疑态度。怀疑的焦点有四：

　　贪财，先前下海官员看中仕途，虽然爱钱贪财，可是有贼心没贼胆，眼下明白过来，贼心贼胆都有了，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贼”却没了，共产党这里难捞，就去私营企业主那里挣；

　　洗钱，下海官员利用权力捞足了钱财，在反腐败越来越动真格的今天，他们害怕交代来源有钱不敢花，只好假借去私企打工之名，将黑钱漂白；

　　权力兑付，官员们在下海之前已经用权力给足了老板们好处，慑于“不得接受私营企业主财物”的戒条，没有将权钱交易及时兑现，但给自己铺好了路，在退休的时候，利用下海的机会兑付已经谈妥的好处；

　　犯了错误，官员在任上与污案有染，有经济问题或者其他违反党纪政纪的事，不得不中途溜号，以乌纱帽换自由身。

　　徐刚去吉利集团的时候，对朋友和组织的解释是，迎接新的人生挑战，可是听到他的解释的人少，相信他的解释的人更少。坊间流传的徐刚下海的原由，有三个版本，上述四个层面，除了第一个，别的都沾上了。

　　事实是，如果徐真的犯了错误，问题没查处清楚，他根本就脱不了身。

　　这样缺乏常识的恶意揣度，让徐刚一半是好笑，一半是无奈。

　　在官方和坊间的双重负面评价下，低调就成了下海官员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的选择。

　　对负面评价的评价

　　源于坊间的负面议论，亦非一味地捕风捉影。有此断言的人认为，徐刚是清白的，并不代表对徐刚的恶意评论，用在所有的下海官员身上都有失公允。

　　浙江省纪检部门的一名中层官员称，极少数官员用下海的方式洗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名不准透露姓名不允许做采访记录的官员，不肯列举事例加以说明，只是说“这是需要警惕的一种新的腐败现象”。

　　华立集团董事长、《财富》2001中国第一商人汪立成说，要防止少数官员在位的时候，用权力为下海铺路。

　　汪以为，这是官员下海中需要规范的地方，但他对新一波官员下海热的主流，给予的评价是正面的，进步的。

　　在浙江，凡是我采访过的下海官员和他们的雇主，无一例外都是进步论者。

　　汪立成说，中国的私营企业虽然不少摆脱了家族化管理，但粗放经营是普遍存在的态势，有政府工作背景的善于管理的官员，下海后为私营企业主效力，对提升私营企业的管理水平，培养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是大有裨益的。

　　郑可集认为，私营企业主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我们已经清除了对财富的“左”的错误意识，也应该摒弃官员下海为私营企业主创造财富是人力资源流失的“左”的认识。

　　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说，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好现象。这个需要我们进一步规范的现象，对打破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意识，是新的突破。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惟一方式和选择，当下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一改千年的世俗眼光，对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

　　袁此说并非想当然。郭向东，原浙江东阳市吴宁镇党委书记，东阳市的后备干部。郭最钦佩孙中山的一句话：年轻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楼忠福欣赏这样的豪言壮语，找到了他。郭下海了，而今已是广厦集团重庆公司和北京公司的董事长。业绩斐然。

　　在袁中伟的考量中，非但下海官员的勇气值得我们倾慕，他们的行为对我们探索领导干部的选拔和退出机制，也平添了一个好的契机。

　　老板从政

　　过去的一个多月内，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进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参政议政的绝佳时期。其间的2003年1月12日，一个中国大地上多处晴朗的日子，将被历史学家视为一个纪念日，写入这个新阶层的“参政时代”。

　　省部级“试点新贵”

　　这一天，65岁的尹明善，在一个省部级官员应该退休的年龄，以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当选为中国第四大直辖市重庆市的政协副主席，跻身于重庆市新一届领导班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

　　不时宣称要像后生一样创业的尹明善，其经历像是一篇小说：1958年被批为牛鬼蛇神，三年后升格为“反革命”，在牢狱之灾中度过280个日夜，平反后又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一段教书生涯，旋即跳槽到重庆出版社，没做几年编辑，又摇身变为二渠道书商。掘得第一桶金后，不顾家人反对，创立力帆，进军摩托车行业，时年55岁。当下，力帆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发动机生产企业之一，产量位居全球No.1。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显示，尹明善的个人财富，已经由先前的20万暴增至5.2亿。

　　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后，尹明善曾表示，干脆将企业卖掉，以利自己集中精力专心从政，但是有关部门不同意，告诉他说，作为非公经济的代表，不仅要把政务做好，而且还要把企业经营得比以前更好。

　　由企业家到政协副主席，尹明善备感责任和压力，他说，从政是另一种学问，自己还需要学习。今后，他将尽可能依靠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自己的企业，以便腾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参政议政。

　　9天后的1月21日，在中国东部省份浙江，一个真正的后生，比尹明善小25岁的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徐冠巨，一个儒雅而谦逊的杭州人。早年间，被一个民间医生用一副中药从绝症中救出的徐，开始了传化集团颇具传奇色彩的创业历程。从父亲手中生产液体肥皂的家庭作坊，到亿万总资产的私营化工集团，徐冠巨成就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富豪传奇。

　　在由商而仕的途路上小心翼翼的徐冠巨，要比尹明善低调得多。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简单地说了八个字：非常光荣，责任重大。

　　当日，新华社用中英文向全球播发了这则新闻，美联社等全球各大通讯社同时转发了这条关乎中国十六大后政治动向的消息。外电评述道：自此，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生活的舞台。

　　在熟悉中国政治运行规则的人们看来，他们在省政协副主席选举中的胜出，是意料中事。因为，早在去年春夏，尹明善和徐冠巨就先后换上了所在省市工商联会长的新名片。据悉，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家担当工商联“带头人”。

　　应该说，私营企业主当上省、直辖市工商联会长，才是个意义重大的根本性突破。过去，这一重要席位都是“体制内”有身份的人出任的。如徐冠巨的前任纽守章，就是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全国政协常委。

　　从省工商联会长到省政协副主席，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政治惯例。至今，我们还没有听说过省工商联会长在省政协副主席的选举中落选的。故而，政治观察家对尹明善和徐冠巨出任省政协副主席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真正惊讶的是，省、直辖市工商联会长的职务，为什么首次考虑由私营企业家出任？

　　可靠消息说，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杭州开会，出于提升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地位的考量，有人提议将政治素质高、民意基础好、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主摆放到所在省市工商联会长的位置上。该提议附和者众。嗣后中央统战部有文件称，“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可先在个别具备条件的省进行试点，并根据人选条件在当地政协领导班子换届时统筹考虑。”

　　尹明善和徐冠巨，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成为国内外瞩目的“试点新贵”。

　　巨变十六大

　　“董事长去了中南海！”

　　2003年元宵节，我去浙江寻找曾被广交会保安罚站半小时的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回答说，应国务院之邀，比徐冠巨小一岁的邱，已去北京为总理将在人代会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提建议去了。

　　一个季度以来，这是邱第二次因为政治活动飞赴皇城根。先前一次，是以党代表的政治身份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十六大。

　　一位对邱保持长时期关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说，一个15年前只有200元资产的裁缝，一个曾连广交会都没有资格参加的非公经济人士，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讨论关乎中国走向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暗示着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极大变化。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或者说非公经济人士，在参政议政从政的道路上行进的速度，一如邱的企业名称：飞跃。

　　政治观察家认为，私营企业主奔向参政议政之路，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如果我们将之视为一次百米短跑，那么中共十六大就是冲向终点时刻的“加速度”。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亚洲著名时政作家，CNN香港亚太室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大胆预测：私营企业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能否得到应有的认可，将检验党的领导的改革决心。

　　事后的结果表明，决意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中共领导认可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苏南重镇无锡市的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真正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填表登记的党代表，尽管出席十六大的非公人士远非蒋一人，但都是以其他“非私身份”当选的。

　　与徐冠巨同龄的蒋锡培，直到1990年，才由钟表匠过渡为私营企业主。当下，拥有12亿资产的蒋锡培，已是被媒体所追捧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而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中共十六大上，嗅觉灵敏的西方记者还注意到一批身价过亿的私营企业主的身影，比如玩转资本魔方的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

　　凡此种种，无不使2002年在中国私营企业发展史上，成了一个兼具里程碑色彩的年度。事实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从十五大始，便踏入渐进发展之旅。1997年，森达皮鞋的老板朱湘桂，便戴着一顶“红帽子”，当选为十五大代表。

　　十六大闭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一群非公经济人士迅速涌上政治通道，人数之多为半个世纪以来所罕见。

　　所有这一切，都与江泽民宣读的十六大报告中的一个重要论述息息相关：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一个非同寻常的论述，为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分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公平权利，劈开了一条更为广阔的通道。

　　2003年元宵节，我在浙江广厦总部的大门口，看到一条巨大的红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楼忠福，浙江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自浙江东阳起家的建筑业巨擘。2002年底，著名主持人杨澜就“第一桶金”的故事对楼忠福进行采访，已然是阳光卫视董事局主席身家过亿的杨澜，在行将结束采访的时候，感叹楼忠福真是“财大气粗”。

　　即将和楼忠福一起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私营企业主，计14人，这份注定让人心跳的名单上，是一批商界人士烂熟于胸的名字：

　　李汝成(雅戈尔集团)

　　苏增福(苏泊尔集团)

　　林圣雄(圣雄集团)

　　林华中(钱江摩托)

　　鲁冠球(万向集团)

　　南存辉(正泰集团)

　　楼忠福(广厦集团)

　　赵林中(富润集团)

　　夏士林(神华集团)

　　沈爱琴(万事利集团)

　　胡济荣(星月集团)

　　庄启传(纳爱斯集团)

　　周晓光(新光饰品)

　　宗庆后(娃哈哈集团)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学者认为，这些来源于典型浙江中的典型人物，应该一一记住，他的理由是：10年前，第八届全国人大开会时，全国总共只有八名非公经济人士。

　　“人大代表中出现了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家，这在上一届都还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早些时候，连在这些企业里打工的都算不上工人阶级。”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一名中层官员在接受南方一家经济媒体采访时感叹。

　　另一份彰显私营企业主从政路径的名单，是关于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六个非公经济人士中，王均瑶、李书福、胡成中等人的江湖地位，都不在徐冠巨之下。

　　有人大胆预言：中共十六大后，浙江私营企业主中的名流，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的名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的声音有可能在政治领域内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并不平坦的参政路

　　过去，虽然中国的《宪法》，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了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但当公民变成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他的政治权利，就在事实上被打了折扣。

　　所有的原因，都在于私营企业主对雇工在理论上的剥削，与中共正统学术格格不入。1989年，中共向一切私营企业主关上了大门。主张关门者认为，一心为个人发财而奋斗的私营企业主是不可能信仰共产主义的。

　　如此情境下，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道路不可能走得多么顺畅。但紧张的情形，似乎并没有维持太久，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在一些地区一些开明官员的默认下，空间渐趋宽广。只不过，空间没有想像的大而已。一项由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的调查表明，1996年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整体水平，较之1994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程度的评价，却各自下降了0.2个平均级数。

　　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私营企业主作出了新的定位，肯定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之固化为国家意志。私营经济由此获得25年来第二个快速发展的机遇。

　　作为换来地位，有学者援引蒋锡培的话，进一步分析从政通道的经济基础：“中国GDP60%的份额是私营企业创造的，将来会更多。”

　　中共四川泸州市委党校一副校长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权利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对私营经济不得歧视，要让私营企业主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

　　荣誉，对私营企业主来说，就是“劳动模范”。1999年，浙江省评选的劳动模范中，私营企业主有12位之多。

　　这样的政治待遇，显然并不能让人满意。一些地方的党委领导，甚至公开在媒体呼吁，确保私营企业主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包括政治上平等，对他们不另眼相看，在入党、进入领导班子时，一视同仁。”

　　1999年，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夏益昌担纲的一个课题组，拿出一份有关私营企业主的“万言书”，内中说：近年来，浙江省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中的中共党员急速增加，正在申请加入的比例很高。近几年吸收入党的私营企业主，表面上辞去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头衔，由他的亲属或亲信担任名义上的企业主，自己进入党内，实际上他仍然在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夏在调研报告中分析，伴随私营经济实力的增长，私营企业主必然会提出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不允许他们提出是不可能的，简单地回避这个问题，也是不利于这个群体健康发展的。

　　《党建研究内参》公布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夏的“万言书”是实事求是的。该资料显示，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他们应该参政，且认为应该参加人代会并担任相关职务，少数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甚至认为，他们应该去政府任职。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夏的“万言书”上批示认为：“此抽样分析很有参考价值。”

　　地方高层官员的首肯，让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很快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满足。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中，都陆续选举了一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代表。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私营企业主被选举为各级政协委员甚至政协常委，直接发挥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此外，蒋锡培等人还直接当选为所在区县的人大副主任。

　　2003年初，我在浙江采访时，浙江第十届人代会谢幕，641位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人，一共有96名，占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主。

　　浙江省委党校一研究者说，这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坎坷的参政议政之路，在中共十六大前后开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达到中共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从政”心态

　　多年来，有些党内人士对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一直持怀疑担忧的态度。有人甚至担心，他们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掘墓人”。

　　2002年冬天，以观察家口吻说话的林和立说，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历来不愿抛头露面，可是近来许多红色资本家却一反常态，他们同大陆、台湾、香港的记者交谈时，说话没有一点顾虑”。大多数私营企业家说，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高层有了他们的代表，才会感到安全。到那时候，私营企业家就有了政治影响，可以使北京保证不改变对中国式资本家实行的所谓“新政”。按照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红色老板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不仅应该入党，而且还应该担任较高的职务。

　　我在采访中感受到，就当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诉求而言，党内一些人士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而党外的某些“观察家”则属捕风捉影，夸大其辞。中共十六大前夕，中央党校“利益群体的体制定位与意识培养”课题组，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带领下，去浙江等省、直辖市进行调研。

　　调研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心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感谢中共政策、拥护中共领导、亲近中共。调研报告援引了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的话，“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传化集团的崛起；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传化集团蓬勃发展的今天。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时时刻刻离不开党的领导。”

　　听起来，这样的说法很像老套的政治表态，但两度接触徐冠巨之后，我发现，他对中共的靠近不是口头上的。据信，他的传化大地农业项目，就是一项为政府担担子的工程。他在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代表浙江省工商联的发言，也很讲政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建设者。

　　徐冠巨当选政协副主席后，异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社会形象。我第一次采访徐冠巨后，写了一篇分析中国私营企业主创业环境变迁的文章：从年广九到徐冠巨，徐觉得不妥，他担心和年广九并列，会受“傻子”不良形象的影响。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他的书架上摆放着的《交锋》一书，徐冠巨与我商榷可否将之删除，他的解释是，那是一本别人送的书，他自己并没有看过。他不愿意别人这样议论他，“没时间读书，却要看《交锋》这样广受官方非议的书”。他的谨小慎微，从另一个侧面表露出他亲近、拥护党的政治心态。

　　参与调研的中央党校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认为，具备初步阶层自我意识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渴望被划入中国主流阶层，愿意并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们参政议政的目的，仍然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

　　十六大召开那天，我和曾采写《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何江涛，去采访一位著名的中共理论家，该理论家说:“多数私营企业主连生意都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参与政治？”

　　尽管伴随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队伍的壮大，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已是私企精英们参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放眼全局，私营企业主阶层并没有形成自觉统一的政治要求。辛鸣以为，对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政治参与是可望而不及的，因为参与政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有钱，有闲，有兴趣，有影响力，还要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等等。即使是具备参政条件的私营企业主，也只是在商言商，和政治刻意地保持着他认为适当的距离。

　　考量浙江私营企业主代表在本届人大上的提案，我们发现，大多集中在财经经济层面，或者关注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或者讨论非公经济的外部环境，只有一小部分私营企业主会以更开阔的视野，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等层面提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大量的情形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多数人，在政治上的反应，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虽然少数综合素质高经济实力强的私营企业主，开始尝试着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但已经或正在获得一定政治安排的他们，对现阶段的政治格局并不会形成威胁，因为他们努力反映其政治要求的场合以及方式都是“一定的”、“循规蹈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