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即将举行的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产生新一届的人大常委会和新一届中央政府，这将标志着十六大以后，中国政治权力全面顺利完成交接，政治过渡胜利完成。在这一时刻，对我国立法和行政机构中新一代领导人的关注自然就成为国内外舆论的焦点。
其实，我国政治制度及相关的人事制度并不像外界报道、评论的那样神秘、复杂。一些报道与评论，特别是境外的一些报道与评论，常常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会产生一些误导，如境外传媒根据少数中高级干部的家庭出身、个人背景和从政经历常常以偏概全，甚至以讹传讹。
一些对于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评论往往在理论依据上就有所欠缺，可谓“先天不足”。其实，即使是依据现代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许多对中国政治录用体制及干部选拔、任用的人事制度的评论也是缺乏根据的，许多分析结论也是错误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于现代政治体系的政治录用(即我们常讲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规律和特点做出非常经典的分析与概括，在西方颇有影响。亨廷顿发现的规律性现象是：对于一个稳定而成熟的政治体系而言，结构的多层次和复杂性是必备的特点。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一个执政时间很长的政党来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体系来说，其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多层次性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权力体系和党政干部队伍中，没有哪一个同一背景的人可以主导整个政权系统。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国的政治权力体制内不仅是不被允许存在的，而且从客观上看，在如此庞大的政治权力系统内特殊利益集团也难成气候。所以，许多境外的评论实际上表现了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看待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和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新老交替，我认为其中体现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录用及干部选拔任用三个特点。
第一，继续坚持“五湖四海”原则。“五湖四海”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和最传统的政治录用原则，并且采用了中国特色的话语加以表达。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分散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状况，提出的党的组织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当然不再是来自各个根据地的游击英雄，而是出自受过系统教育和在实践中成长的德才兼备的正规人才。但“五湖四海”的原则仍被继续坚持了下来，只是内容和标准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如今，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的来源是多样化的、多渠道的，其知识结构也是多样性的。在新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完成了人大和政府的换届工作。从全国地方党政换届工作中不难看出“五湖四海”原则的新表现。从北京市新一届市政府组成来看，这一特征已经十分明显。新一届北京市政府中新当选了四位年轻的副市长，其中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陆昊长期在国企部门工作，曾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副市长牛有成，曾任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对农业问题十分熟悉；副市长范伯元，当选前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副市长孙安民，当选前曾任北京市工商联会长。
第二，注重实践经验，丰富干部阅历。仔细观察十六大前后，从中央到地方获得提拔和重用的领导干部，不难发现，其阅历都十分丰富，均在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工作过，实践经验多、阅历丰富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如新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曾有地方工作的长期经历，先后在不同省份担任主要负责人，然后升任中央。又如新任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同志，曾在国家教委、中宣部、《人民日报》社等教育、思想、宣传等意识形态部门任职多年，后转任海南省委书记，后又调任河北省委书记，转为地方首长。
第三，注重新老结合，坚持“台阶论”。“台阶论”即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坚持逐级任用，逐步提拔，相对于越级提升的所谓“火箭式”，这是新中国建国长期探讨、摸索，最终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确立的一项组织原则。在和平时期，没有了革命战争时期紧迫的形势，也没有了战争条件下严峻的考验，因此在主客观上都需要对年轻人才进行长期的锻炼、培养，以便在这一过程中对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进行考察和鉴别。
在十六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力选拔和任用年轻领导干部，实际上都是按照一个一个“台阶”，从基层逐级升任的。此外，尽管十六大以来，大力选拔年轻领导干部蔚然成风，领导干部中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其实就现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整体而言还是一个新老结合的队伍，或者准确地讲，既有新老交替也有新老结合。中央领导层基本是年龄在50岁以上成熟稳健的干部，而地方党政领导的副职大多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而老成持重、经验阅历
丰富的党政“一把手”大都在“文革”前就参加工作了。
随着新一届立法和行政领导机构的形成，由党的十六大开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将获得可靠而有力的组织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将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承前启后，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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