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两会特刊系列--在渐进中变革

　　

　　本报主笔 许知远 记者洪都北京报道

　　《交锋》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热烈地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象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的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那么，在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 动呢？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超过了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著名的法学家贺卫方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2003年是否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19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国？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当马立诚在电话中答应接受采访时，他仍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就像他自己所说，在《人民日报》2000多人的编辑部内，他是个边缘人。从《人民日报》巍峨的大门进入，穿越开阔的院子，来到新编辑部大楼的旅程，带有某种怀旧色彩。安静气氛与院子中成长的高大松树，流露出与不远处的嘉里中心不一样的气息。

　　57岁的马立诚拥有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清瘦、温和，他是这份中国最具有官方权威性报纸的评论员之一，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个职位一直具有某种特殊的荣誉。但自从5年前与同事凌志军共同写作《交锋》一书以来，马立诚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于评论员这一职称的习惯性看法。这本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被普遍视作1990年代最引入瞩目的政治类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称作“中国最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尽管它的印制粗糙，结构与行文并不精美，却是第一本完整地记录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关于改革路线的左右之争的著作。“后来的反响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大”，马立诚5年后的今天回忆说。《交锋》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热烈地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象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的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邓小平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于中国媒体在过去几个月中的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十六大以后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5月份开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上再次呼吁了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权力过分集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望》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刘军宁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后，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改革走向改制”。

　　改革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民主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江泽民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后现代色彩”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但37岁的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后，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的设想过于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加，“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将贯穿于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对“制高点”之争。但在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时，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从表面看来，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政府，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舍地退出大部分经济生活。而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成长的不同阶层获得了不同的财富、感觉到权利与价值观的需求，却仍不知道依靠什么去确保自己的财富与需求。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很自然地被视作一个强有力政府培育市场的结果，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所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力量，仍是推进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张剑荆私下认为，在过去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19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象中的理想国？

　　民主

　　塞缪尔·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民主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的著名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三波》中文版翻译者，刘军宁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民主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民主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民主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于民主制的习惯性看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民主的雅典，苏格拉底是被公众投票处死的。”42岁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民主绝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民主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民主转型国家因缺乏法治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与腐败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刘军宁对于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出来，至于怎么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后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村长怎么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新兴力量

　　刘东华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当他1997年来到《中国企业家》时，这是一份困难重重、不见起色的杂志，发行量不过1万份，它的名字使它好像服务于一个尴尬的群体——直到1999年，人们依旧还在问中国有所谓的企业家吗？他们是否都是牟其中式的人物？仅仅5年后，作为这份杂志的社长，39岁的刘东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它已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媒体之一，发行量增加很多，员工由最初的12个人扩张至50人左右。

　　这本杂志的口号的变迁印证了企业家群体的崛起过程，正如刘东华解释的，“最初我们是‘一本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杂志’，后来大家认识多了，改成了‘一本可能影响你命运的杂志’，再后来，‘一本牵挂企业家命运的杂志’，我们认为这个群体仍然脆弱。后来，‘一个媒体一个阶层’，现在则是‘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他们开始从弱势群体变成强势群体，他们开始牵挂和影响别人的生活……”

　　“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超过了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当天，《中国企业家》举办了相应的讨论会。就像刘东华所说的，他的企业家朋友们感受到一种空前的放松感。尽管“七·一”讲话赋予了企业家以新的社会地位，但几个月后的查税风暴仍令他们惶恐不安。“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自信自己能够“看得更远”的刘东华认为，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的心态也正在变得成熟起来，“从前，他们很少有身份认同感，用捐助活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意，来获得社会承认，今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做企业本身就可以赢得尊敬，他们变得更从容了。”

　　但我们是否可以如外来观察者一样，期待企业家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但政治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种受宠若惊的荣誉。刚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席殊难以掩饰这种兴奋，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将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业领域倾斜。我们很容易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这样的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的商人的个案，刻意寻找改变的痕迹。但马立诚却并不那么看，事实上，他担忧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它如克林顿所说的人均收入4000美元一样，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刘军宁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观察之后，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没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19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岳更乐于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为什么西方政治争论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的0.45的社会尤其如此。出身于农村的袁岳抱怨说，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

　　带有浓重口音的周鸿陵似乎并未被十几年来屡受挫折的乡村民主实验所影响。当记者与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谈时，这个外表质朴、拥有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向我们畅谈他的民主理想与公民社会：“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分别，也没有穷人的民主或是富人的民主的差异，在世界上没有第二种民主形式。”在周鸿凌用与他的外表与语言体系并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谈论“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周与他的支持者茅于轼的“天村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认这项备受海内外瞩目的试验，最终“标志意义大于实质影响”，尽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称村口的大嫂们如何支持民主选举。

　　令他备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为国家机构越来越接受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认，这种民主实验仍面临着它似乎无法克服的悖论：民主选举出的村长如何与上级委任的党委书记分配权力？而且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天村民主实验”多么像温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须得到当地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比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重要得多。

　　推动力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仍很复杂的争论，改革主要是要依靠体制内的主动变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贺卫方教授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贺卫方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贺卫方对于“大法官会议”在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贺卫方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乃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腐败、社会堕落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贺卫方一直为长期滞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亲和与尊严感的贺卫方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对于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而感到兴奋。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1980年代始兴起于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民主化公开化的问题，包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民主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三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评价道。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2003年是否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标志意义？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

　　事实上，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于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浪漫主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了政协主席，什么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而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民主与个人主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贺卫方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传统

　　于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于改革的经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新近出版了《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彼得·德鲁克与迈克·波特的著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于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最近一个月，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著作之一是该校的机关报纸《学习时报》主编的《落日辉煌》，探讨盛极一时的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为何最终衰落。“学员越来越年轻，思维也越来越开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教授目睹了这座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培训中心20多年来的变化，包括它越来越接近时代变化的课程设置。为他的话作注解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越来越年轻化与专业化，但王贵秀仍坚持，除此之外，党内的民主建设仍期待更大的动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6600万成员的组织而言……变革或说改变，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详情请见《经济观察报》第98期两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