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上海经济2003

　　●如果不把把长三角作为一个大系统的角度来规划布局，上海努力要建设的四个中心将无法实现

　　●上海要想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碍是体制

　　外滩记者鞠靖／报道

　　过去的5年，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刚刚闭幕的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良宇把这种变化描述为：“上海正在成为一座世人瞩目、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国际大都市。”

　　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成就，究其原因，仍不外乎两个众所周知的理念：“开放”与“改革”。

　　经济学家巴罗通过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开放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影响，甚至要比“法治指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得多。

　　根据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上海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对于上海来说，“开放”意味着走出中国，走向国际化。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同属于“东亚模式”，这种模式普遍表现为：经过15至20年的“起飞阶段”后，马上就步履蹒跚，步入调整期。从19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至今恰好20年。加入WTO的新变局和动荡的国际局势更加重了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担忧。

　　处在这样的大环境在，期望更加开放的上海经济将如何前行？

　　科教兴市

　　“科教兴市”首先是技术创新。

　　分析上海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人力资源优势、制造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是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上海特殊的环境，这种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这正如迈克尔波特(M. Potter)在《各国竞争优势》里指出的，基于资源禀赋的相对比较优势，其特征之一是“转瞬即逝”，惟有及时通过“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争取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才得以保持其竞争优势。这可能正是陈良宇把“科教兴市”战略称为上海发展“华山一条路”的主要原因。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组织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宏民教授说，上海的科教兴市可能会更加紧密地与产业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

　　陈宏民理解，“科教兴市”首先是技术创新，要推出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如上海市正与交通大学联合发展高清晰彩电HDPV生产基地，而北京市也正和清华大学一起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这种竞争可以看出，这样的产业是将来的经济增长点。类似这样发展快、规模大、有市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肯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方向。

　　而在教育方面，创造条件，把高校资源相对集中起来，建立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相应机制，被陈宏民看作教育更加面向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未来5年，上海将着力构筑以复旦大学为核心的杨浦大学城，进一步建设以上海交通大学为重点的闵行紫竹科学园区以及松江大学园区、南汇科教园区等。

　　长三角经济区

　　如果不把把长三角作为一个大系统的角度来规划布局，上海努力要建设的四个中心将无法实现。

　　但是，未来上海更大的发展空间应当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

　　在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华东师范大学远东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潘英丽教授看来，上海未来的经济发展应当取决于在区域经济协调上的制度创新。上海作为长江流域的龙头，要成为四个中心，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目前不同行政区划经济分割，各地区合作少、竞争多。潘教授透露，在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代表团讲话提出，上海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一体化。《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把积极探索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流域联动发展的新路子作为很重要的一条提出来。

　　上海应当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在规划和推动上要带头，特别在省级层面多沟通协调，把长三角作为一个大系统的角度来规划布局，实行社会分工。潘教授预计，这个问题肯定会在今后5至10年内解决，否则上海努力要建设的四个中心将无法实现。

　　金融中心

　　上海要想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碍是体制。

　　在人们看来，上海距离最近的目标可能是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从2002年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外金融机构把总部或者区域运营中心搬到上海。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王彦国告诉本报记者，东吴证券最近就会把总部迁到上海浦东。东吴证券的前身是苏州证券公司，但是，在王博士看来，现在做金融一定要到上海来，因为上海是中国和世界接轨的桥头堡。

　　但是，在很多专家看来，上海要想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障碍是体制。而在这方面，既需要上海本地政府的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而对于上海市来说，他们需要主动去推动和游说中央政府政策的出台。金融专家潘英丽说，她已经和上海市政府一起在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

　　在潘英丽看来，上海市政府将会着重在三个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

　　一是控制金融机构经营成本。首先是办公楼租金、房地产价格、金融机构员工住宅成本成不动产价格。其次是电信成本比如网络、转帐成本。潘认为，和东京、香港相比，上海目前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要和他们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首先要降低成本。

　　二是在人才方面，一边自己培养，一边引进人才。上海将会采取更为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人才；将会给予外地金融机构税收优惠，吸引他们的总部落户上海。

　　三是在金融创新方面。现在对金融机构管制比较多，上海将会向中央争取金融创新的优先权，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发展新的金融产品，使得上海的金融机构有更多业务开发选择的自由度。

　　区县经济

　　上海已经把重视郊县工作落实在组织机构的建设上。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强区县经济整体竞争力，推进郊区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成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意味着，在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相对饱和的情况下，上海郊县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在上海整体经济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陈宏民教授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提出，希望考虑到上海的就业问题，在上海边缘地区、远郊发展一些相对来说技术含量不是太高，但是对就业有吸纳效应的产业。

　　陈宏民说，现在上海的经济从收入来说，有一个U字形，上海市中心收入高，郊区的青浦、南汇收入就低下去，而再往到江苏昆山和浙江嘉兴一带，收入又上去了，江苏和浙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上海的辐射效应，但是这种辐射效应在上海边缘地区却没有显现。这表明，上海郊县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农村经济系系主任、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顾海英教授说，现在上海中心城市区发展已经没有很大空间了，很难进一步发展，郊区发展应该从后位站到前沿。

　　在上海的郊县中，南汇区总的面积相当于中心城区加起来，崇明也有1200万公顷土地，这个面积比中心城区大多了，这是上海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长期实施二元经济政策，重城市轻乡村、重工业轻农业，郊区经济、农民收入、郊县发展和市区有很大差距，和其他农业大省比起来，这种差距更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城镇人均收入有13000多元，郊县2002年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这是近5、6年来上海市一直要力图突破的大关，也只有2002年才首次完成这个目标。

　　“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已经被市政府当成发展郊县的目标，同时也被看成上海整体经济实力上升的关键。

　　有心人注意到，上海已经把重视郊县工作落实在组织机构的建设上。从2002年开始，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已经被改为郊区工作会议，“两会”后，今年的郊区工作会议也将举行；原来农业委员会负责管理农业，而现在，农村工作党委已经改成郊区工作党委，由一位副市长亲自担任书记，把郊县经济当成一个整体来抓。组织机构的这个变化显示，上海市在发展郊区经济方面将有比较大的动作。

　　顾海英教授认为，上海今后郊县工作的几个重点区域将会是：

　　一是南汇物流中心、航运中心，充分利用空港和建设中的大小洋山港，着力打造海港新城区，把整个南汇经济融入全市；

　　二是崇明将要建设一部分世博会场馆，南隧北桥方案已经得到批准将要实施，这使得崇明与市区的联络将更为紧密。

　　顾教授透露，市政府已经邀请部分专家到崇明进行了考察，研究如何开发崇明。隧道造完以后，崇明的产业支撑将会定位为海洋、医药生态工业，保持崇明的自然生态将是产业规划的基本原则。预计崇明的小城镇建设进程将会加快，南岸将成为居民区集聚地区，形成小城镇商业网点和一些工业；现代化农业将集中在北边与江苏接界的地方；崇明岛中心将是住宅，而且起点比较高的住宅。

　　国有企业改革

　　在国企重组上，上海希望“多做少说”。与科教兴市和发展郊县相比，国有企业改革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将为重大和深远。

　　尽管国有企业管理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政策的最后出台，还有待全国“两会”作出决定，但是作为国有企业集中的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默默探索者，上海将无庸质疑地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探索，已经被认为是未来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验和蓝本。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产权经济学专家何玉长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国有经济方面来看，上海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国有资产管理。16大之后，我国将会在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上加大力度，而这将以上海模式为蓝本，具体方案将在全国“两会”以后才会得到确定。

　　何玉长介绍，1998年财政部下属的国资局撤销，但是各个地方的国资局还保留着，一般挂在财政厅下面，属于财政局的分支机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的财政局是直接对政府负责，并由市长兼任国资委主任，这就是上海和深圳。上海实行的是两级管理的体制，即市政府一级，区政府一级。市里由国资委负责，各专业局改成授权经营公司，企业成为经营公司的附属子公司。这个模式的好处就是管人、管事、管资本三统一，这也是上海国资管理的特征。

　　在上海，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国有政府分级行使出资人所有权，而原来的《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规定，全民资产由国务院行使所有权，不能分级，也就是地方上不能行使所有权，但是国务院可以委托有关机构(即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但是现在中央撤销了国资局，而地方上没有撤销，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出资者不到位的情况，而且从国家到地方逐级委托管理，链条太长，环节太多，就会产生诸如比如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监控不力等问题。相对来说，实行分级管理的上海，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就比较到位，产权改革也比较慎重，上海国资流失情况不象外地那么突出，企业家出问题的也没有外地那么严重，相对来说，国有企业的管理比较规范，国有企业效益比较好。

　　上海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国有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上海对国有企业老总的管理、任命、监督、考察等一系列环节是比较严的，虽然有些做法和公司法的规定抵触，但是却避免了很多问题。

　　上海从1993年就开始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全国“两会”以后，上海可能会对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有些做法实际上已经在运作，例如：

　　在管人方面，可能会过渡到由组织部考察推荐，由国资管理部门委派，既体现党管干部，又符合公司法规定；

　　在管人、管事、管资产三统一方面，可能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组织部门和国资部门的管理职能进行明确，防止党政不分，政企不分。

　　此外，在培养和管理职业经理人方面，上海已经开始了有关计划。2002年，国家人事部提出，要在国有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走在前面的是上海，2002年为第一批30多名经理人颁发了证书，这也是我国第一批。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拿到证书，就可以到不同性质企业去竞聘，国有企业的老总，肯定也在竞争中产生，估计上海将逐渐推广这个制度。

　　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改革相比，另一项事关国有企业发展的就是产权改革。何玉长认为，下一步上海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将会出现一个重要迹象，那就是组建国有大企业集团不一定要独资，可以把国资作为龙头，作为发起人或控股股东，吸引其他经济成分参股，以此争取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和世界500强。这其中，尤其是上海的一些名牌产品将会通过国有企业战略重组，重振雄风。

　　此外，来自江苏、浙江的民营企业将会在上海企业的重组中发挥不同一般的作用。何玉长说，上海是个大都市，投资企业没有一定规模，是很难进入市场，江苏和浙江的很多乡镇企业是依靠上海的市场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这时候，上海相对比较规范的环境就会吸引这些有积累的民营企业到上海来拓展，甚至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扮演角色。

　　就在上海市“两会”开幕之前，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悄然出现。民营企业上海盛光投资公司收购了上海轻工控股集团旗下的二级子公司上海包装集团53%的股权，从而成为这家国有大型企业的控股股东。上海盛光就是来自宁波的民营企业，它的股东是钱静光、吴忠静两个自然人，他们持有浙江宁波盛光包装印刷公司的全部股份。

　　在全国“两会”之前，上海的国有企业管理部门不愿意人们对这样的重组案例过多关注，因为国企还没有出台与此有关的政策，上海希望“多做少说”，但是“两会”以后，这样的重组将会走上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