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特写：林毅夫四问希勒

　　本报记者曾业辉

　　作为“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主题会议的会场，25日的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显得有些狭小，近200位经济学专家及600百多位听众聚集一堂聆听一个人的演讲，这种情形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来访时也不曾出现。

　　行为金融学大师、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之所以倍受瞩目，与他用一本并不算厚的“小册子”——《非理性繁荣》就终结了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神话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但他真正令人瞩目的原因也许还是他提出的关于新金融秩序的六项主张。

　　演讲时，希勒阐述了他的主张：应拓展保险业范围，加强新技术发展导致的职业风险和经济变化导致的家庭资产风险等领域的保险；建立世界宏观市场，有效化解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允许未来收入相关贷款，为穷困破产者提供保护；实施不平等保险，缩小贫富差距；建立跨代社会保障体系；签订国家经济风险控制的国际协议等等。

　　显然，希勒已不满足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而试图将他的行为金融学理论拓展到更广阔的甚至是经济学以外的社会学领域中去，并付诸实践，希勒自己并不隐瞒这一企图，他说：“金融要民主化，要让更多的人使用，应对更多的人产生作用。”

　　有意思的是，充当希勒演讲点评人的正是他的校友——耶鲁大学博士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充分肯定希勒的观点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大的意义后，他话锋一转：“在全面接受希勒教授这些思想之前，我想对《非理性繁荣》和《金融新秩序》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股市泡沫的破灭现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没有看到？我尤其想问的是专家、学者，尤其是研究金融的学者到底看到没有？我们知道希勒教授做了不少的企业调查，并调查了基金对股票的看法，但不知道他是否调查了金融学家的看法，如果有的话，这些专家的意见和一般基金经理和一般群众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的话，是不是说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作为研究金融的学者，比一般老百姓在股票市场有更好的赚钱的机会？”

　　“当然，我们知道，希勒本人赚了不少钱，因为他在股票价格最高的时候卖出去，但是不是多数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都能这样？如果希勒是少数，那么，说明绝大多数的金融学家和一般群众对股票市场繁荣的看法是一样的，我就要问，为什么专门研究股票市场、专门研究金融市场的专家，他们学了那么多，但对他自己买卖股票却一点帮助都没有？”

　　话没说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另一个问题是，这本书是在2000年3月份出版，4月份美国股票的纳斯达克市场就破灭了，我想问希勒教授，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是不是因为你这本书的出版才崩溃的，如果是的话，那美国的股民，有没有整天打电话或写信威胁你，叫你不要出这本书？”

　　林毅夫话锋一转，对希勒的观点提出质疑：“《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很多非常伟大的、有创意的想法，比如生计保险、房屋价值保险、职业收入保险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保险等，这些想法真能实现的话，确实大多数风险都可以解决。但有一个问题，这些似乎跟经济增长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拿房屋价值来讲，如果经济增长快，房屋增长价值就高；经济增长慢，房屋价值就低，保险的风险发生的概率是随机的，风险能集中、能分散。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推行房屋价值保险，大家都买，但现在日本的房屋价值比它在1991年最高的时候降低了一半多，如果大家买保险的话，有谁能承担这个保险，是不是保险公司都要破产了？”

　　“一个国家的GDP，如美国，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大有关系，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大多数国家经济萧条了，那这个风险又该由谁来承担？如果这些保险要推行的话，我想会有相当大的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高低与法制机构的完善程度有关，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些法制和机构还不充分，交易费用会比较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适合推行这些保险来分散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风险呢？”

　　林毅夫接着说：“《金融新秩序》特别强调分散风险的功能。我们知道金融市场有三大功能：动员资金、配置资金和风险分散功能。这本书很少谈谈动员和配置的功能，是不是认为美国社会，金融市场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动员与配置的功能？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的交易费用是比较高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动员和配置的功能还相当保守的情况下，目前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是不是应花更大的力量，使我们的金融市场能更有效地做好资金配置呢？”

　　“假定希勒教授的思想能够实现，把我们的风险都分散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会出现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景象，人生一点风险都没有，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林毅夫讲完后，希勒在主席台上微笑着鼓了三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