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利董事长汪潮涌谈今年金融改革八大热点

　　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副总裁、现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汪潮涌前瞻 2003：中国今年金融改革八大热点

　　记者胡润峰

　　种种迹象表明，2003年很可能是中国金融改革动大手术的一年。

　　刚刚过去的2002年是金融行业的多事之秋，新闻迭起，新政频仍。这一年，资本市场的肃杀之气贯穿始终，股市的资金链面临“存亡续绝”之忧；国有商业银行不高的绩效使学术界开始热烈鼓吹“民营银行”，而政府决策层也在实际上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参见《经济》月刊2003年第1期封面故事《八个“民营银行”行长的忐忑时刻》)。11月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年底，央行、证监会出现重大人事变动，这一变动发生在2003年3月份新一届中央政府组建前夕，尤足耐人寻味。而一直伴随着这些纷纭世事的“银监局与银监会之争”在去年底今年初也渐趋论定，银监会的成立在羊年来临之际已成可望之势。

　　新人、新事、新机构似乎都隐隐指示着一个方向：中国的金融改革在2003年会发生某些带有“质变”特征的动向。

　　“2003年是金融年”。这是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十分肯定地作出的判断。这一判断来自他十余年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来自他归国后参与国家金融改革高层决策和实际操作的履历，也来自他投身国际国内创投业的所历所感。因其经历，因其将学人的洞察、官员的现实和金融家的敏锐集于一身，汪潮涌所做判断的价值显得弥足重视。

　　2003年1月6日，在北京国贸中心西楼信中利公司会议室里，汪潮涌接受了《经济》杂志独家专访。采访从下午5点持续至晚上8点半。他的发言涉及金融监管、坏账处理、银行产权体制、民营银行、混业经营、利率市场化、外资金融机构竞争、券商再造等当前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经济》编辑部加以整理，名之“八论”。

　　一、加强监管并非“足够重要”

　　《经济》：去年底、今年初，金融监管最高当局的一系列人事和机构变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如果说原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调任央行行长、原农行行长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这件事的含义目前尚不十分明朗的话，那么银监会的呼之欲出似乎就意义再明显不过了。关于设立银监会的事，您能不能就您所知向读者透露一些内幕？

　　汪潮涌(笑)：对这件事，我即使透露一些什么“内幕”可能也不那么“权威”吧？目前我可以发表的一个观感是，银监会的实际进展可能会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业界内的一些传言，比如现任的某位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将出任银监会首任主席也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经济》：在一般意义上，把银行监管职能从央行里面独立出来有助于防范银行内部风险、保证金融安全。考虑到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现状，成立银监会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是这样吗？

　　汪潮涌：我以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对当前中国金融业是个重要问题，但同时又并不是“足够重要”的问题。中国的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资本金充足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确实已逼近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水平，加强金融监管，比如说采取成立银监会这样的措施，当然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也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诸多问题在根子上并非源于监管不力，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所以仅仅加强监管，是不能彻底扭转中国银行业的局面的。

　　《经济》：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美国高盛公司、穆迪公司、法国里昂证券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先后发表了对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都得出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结论。以您对金融业的了解，您认为中国金融业的问题有多大？汪潮涌：中国经济可能没有比整顿金融业更为重要的任务了。中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大风险，可能是国内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金融业的风险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使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成果荡然无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滞后降低了全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使一些颇具发展潜力的企业得不到必要的资金，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国有银行又是重中之重。

　　《经济》：您在美国金融业工作了很长时间。从中美对比的角度，您觉得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汪潮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只选一个比较直观的角度切入。从最外在的层次观察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差别就很明显，由此导致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有很大差距。

　　美国的商业银行分三大类，各自功能定位明确：花旗、大通、美洲三大“货币中心银行”是四大类业务：企业与机构，国际和贸易，零售业务，资本市场业务；“区域性银行”基本没有国际业务，企业和机构业务规模也较小；再往下是“社区银行”，零售业务占比例最大。以一个很粗糙的标准，中国的商业银行也可分为类似三种，比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近似美国的“货币中心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可以理解成美国的“区域性银行”，中国的信用社可以理解为美国的“社区银行”。

　　问题是，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所有银行中支配的金融资产比例过大，“工农中建”四大行支配的金融资产达到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60%～70%，其中又以中国工商银行为最，独占全国金融资产20%。这一垄断地位又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所致，与其他银行分工不合理，这就隐藏了很大的风险。美国对货币中心银行和社区银行的分工有界定，如前者不能跨州吸储，只能跨州贷款，所以美国的货币中心银行的营业网点远没有中国四大行那么多。中国的四大行在县以下还设分支机构，从总行到省到地市再到县，层级太多，共享资讯能力很差，决策链太长，总行控制风险的能力逐层衰减。四大行的呆坏账大多发生在地方基层行便是明证。

　　在业务范围上，中国的银行80%的贷款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业务。这一类风险较高的大额长期项目，美国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中的债券来融资。债券能有效传递风险成本，通过投资回报和风险挂钩等机制，根据发债体项目信用等级来设计不同利差，以规避风险。而中国的银行却把所有这些风险都集中在了一笔笔贷款上。

　　二、产权才是根子

　　《经济》：如此说来，监管不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吗？为什么您说监管不是“足够重要”的问题呢？

　　汪潮涌：前面说到的中美银行业之间的差别表面上似乎只在于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这些方面，理论上说，这些方面可以通过外部监管加以调整。但实际上美国银行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首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这种市场竞争的前提又在于明晰的产权。有了明晰的产权，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不仅保证银行作为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保证了金融业监管有了良好的微观基础。中国的银行最现实的问题在于首先产权就是不清晰的，没有清晰的产权这一基础，外部监管是不能从根本上防范、控制银行风险的。

　　《经济》：中国的银行基本上属于国有，这首先导致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十分明显，而这往往又是银行坏账的一大成因。比如许多地方政府给属地内银行施加压力，要求给本地企业放贷，又对企业的赖账行为采取事实上的纵容甚至鼓励态度。

　　汪潮涌：所以银行业的改革最根本的必须触及产权。中国四大行目前是清一色国有产权，管理层向政府负责，没有严格意义的董事会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经理人员按公务员体例考核任免。不良资产的形成与这一产权体制直接相关。政府对银行干预过大，对国企客户天生偏袒，这非常不利于良好的还债体系和信用文化的建立。债转股使本就脆弱的信用文化进一步动摇。如果不能把银行产权和客户产权区分开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从这几年不良资产剥离后，新的不良资产产生速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经济》：股权多元化是银行业改革的大方向，这一点似乎并无疑问。问题是目前中国的民间资本力量还不足以稀释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吧？

　　汪潮涌：确实需要一个不短的时期，不可能一步到位。可以首先考虑国有产权多元化，财政部、国企、投资机构参股，由单一国有到多元国有；第二步，再引进民资、外资，形成混合所有；还可以推行员工、管理层持股；最后可以通过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四大行一步上市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公共流通股比例少，国有股绝对或相对控股，不利于理顺产权关系，大股东一股独大，治理结构会存在很大问题。国有商业银行采取的对策是分拆上市，中银香港已成功在海外上市，为其他银行的上市作出了样板。

　　但四大行的问题在于债务过于庞大，不良资产包袱太沉重，股权改革会非常困难。

　　三、坏账险恶

　　《经济》：根据有关资料，就国际银行业的水平而言，北美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最低，为0.96%，日本银行为5.99%，欧洲银行居中，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则严重得多。据经济学家易宪容的分析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按四级分类法分别为24.12%、25.70%、14.92%、35.06%；按五级分类法为27.51%、29.80%、19.35%、42.12%。在您看来，不良资产对中国各大商业银行的影响有多大？

　　汪潮涌：不良资产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直接影响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中国的银行的资本金来自于财政拨款和历年利润结转，没有引资和上市渠道，资本金来源和增长速度有限。不良资产最后的核销，会把资本金冲抵得荡然无存。从理论上说，没有资本金的银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根据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应该在10%以上。但中国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去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行为5.76%，建行为6.78%，农行为1.44%。

　　充足的资本金是维护公众对银行信心的基本需要，也是银行自身承受种种损失和风险的缓冲器。现在，国内民众之所以对国有银行有信心就在于有国家为后盾，如果国有银行的改革力度加大并完全市场化，这时资本充足率过低，许多问题就会引发。

　　不良资产还会直接影响银行的盈利。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3700亿美金，利润不到10亿，这是非常低效的投资，国家资产的增值回报是非常不理想的。很简单，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盈利，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对员工的有效的激励约束便是不可能了。

　　《经济》：如何尽可能地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化解金融风险？

　　汪潮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全力以赴解决不良资产问题，要想在2006年之前按照央行的要求把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到15%也非易事。而银行不良资产不化解，其他改革也会举步维艰。

　　我的看法是，在存量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而暂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首先解决增量。首先是尽快发展和建立全方位信用体系。美国的信用体系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分三个层次，有消费者信用记录体系，中小企业资讯信用机构，和为大型公司发行债券进行评估的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可以说是对全社会各经济主体的信用都形成了功能健全的检测和评估。信用体系是金融体系的基石，直接影响到金融体系安全，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没有把信用体系建设放在应有位置，这应该引起反思。

　　其次是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及功能调整，要把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债务市场解决的任务交给它们，这不仅可以化解银行风险，减少新的坏账的形成，也可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银行也能产生新的业务，如为债市提供托管、销售等服务，增加收入。

　　再次是金融工具的创新，美国经验是银行的金融资产债券化，从而减少风险，中国应该借鉴。

　　第四是提高业务人员素质，加强对信用风险分析，强化审批程序，发放手段科学化。

　　四、“混业”不那么迫切

　　《经济》：尽管您强调了上面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业界对2002年底金融监管最高当局人事变动的分析和猜测却似乎集中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比如说，推测金融混业的进程会加快。您对此怎么评价？

　　汪潮涌：人事调整后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军人物，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从业经验等看，是朝有利于混业经营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业一定会走向混业经营，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需要认真探讨中国应不应该搞混业经营。

　　美国的教训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金融业曾经因为分业经营模式在与日本、欧洲的银行及券商的竞争中失利，当时世界前十名银行几乎被日本囊括，引发了美国金融界恐慌感。其后花旗银行率先进入混业领域，通过收购旅行者保险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形成横跨商业银行、投行、证券、保险的金融超市，理念是希望全球任何地方的花旗营业部都能提供全功能服务。但日本的金融泡沫和近几年美国的企业丑闻，使业界开始重新审视混业经营。混业对监管的专业水准、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中国金融实行混业可能为时过早，对此需要慎之又慎。目前银行、证券、保险等几大领域的内功都没有练好，而且中国金融业与发达国家所处产业阶段和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监管水平又处于很低的状态。当然不同金融机构互相合作、业务交叉，如证券公司为保险做销售工作，银行为基金做发行等，是值得鼓励的。但我的观点是，目前中国金融业对混业的需求并不迫切，迫切的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信用体系建设，比如坏账处理。

　　《经济》：既然对混业的需求不迫切，为什么金融业界对这个问题如此热心？

　　汪潮涌：很好理解。在股市比较低迷，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原通道受阻时，银证混合、混业经营的呼声自然会高起来，也容易被视为改善股市状况的一个措施。

　　《经济》：因此有观点认为，混业会在中国金融业内酝酿巨大的风险，甚至有人说那是饮鸩止渴。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汪潮涌：这种声音至少是值得决策层认真听取的。

　　五、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意味

　　《经济》：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十六大报告中，惟一一处涉及金融改革的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但媒体对利率市场化的反应远不如银监会、人事变动这类问题热烈。是利率市场化这个问题不那么重要吗？

　　汪潮涌：恰恰相反。我认为利率市场化是2003年金融业改革中最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占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地位的环节。实际上，2003年将成为“金融年”，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可由十六大的这惟一一句推导而来。

　　这一推导涉及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方面，是利率市场化可以直接服务于控制银行的不良资产率。现实中的一个两难是，在现有的产权体制和银政关系下，银行向企业贷款，容易形成坏账；而一旦要控制坏账率，银行就惜贷，不敢向企业贷款。但惜贷会造成优质客户流失，银行白白失去利润，除非核呆，坏账率还是降不下来。如果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把贷款利息和预期客户风险挂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银行不必惜贷，如果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大，可上调贷款利率上调，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中国银行业受央行利率浮动区间限制，缺乏根据风险定价的灵活度。国外一个3A信用企业发债体和3C企业发债体的利率会差别很大，息差可能会有3倍，而中国目前不超过40%。

　　当然以上是个很粗略的说法，实际上利率要市场化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首先要求做到风险及信用等级分析的科学化。美国对客户信用等级的评估有所谓“5个C原则”，有三大民间信用局，对客户发生过的一切信用行为，以及所有相关因素进行记录评级，银行向信用局付费调来相关数据以确定客户信用等级。中国缺乏这一套社会信用体系。

　　但不管怎么说，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银行业解决目前面临的重大困难——过高的不良资产率——的必要手段之一，至少是近期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2003年应该努力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或重大进展。

　　《经济》：利率市场化对中国金融业的另一个意义是不是有关民营银行？这具有更深刻的制度变革意味。

　　汪潮涌：是这样。之所以认为2003年是金融年，当然是因为判断这一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会出现某些具有“质变”特征的动向。具有“质变”特征的动向会在哪里出现？必然是在跟中国金融业的产权体制、产权结构有关的领域，因为中国金融业的所有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产权上。

　　而利率市场化对生成中国的中小银行，从而生成非国有的、民营的银行的生存环境具有关键的意义。道理并不复杂。假如利率不允许市场化，所有利率一概由中央统一颁布，各银行只能遵照执行，那么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是无法同在各方面都占尽优势的大国有银行竞争的。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小银行都必须以利率优势同大银行竞争客户，以获得生存机会。只有利率市场化，允许利率依照交易条件浮动，给予中小银行浮动利率的自主权，中小银行才能活下来并发展壮大。

　　这些道理对中国的非国有的、民营的银行都是适用的。目前浙江、重庆等地都在或“试点”或自发地搞民营银行，中央基本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这就是说，十六大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精神在2003年的落实情况，200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举措和进展，在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在未来将获得怎样一个生存、发展环境(利率市场化相关内容请参见本期《小心！双刃剑的偏锋》一文)。

　　六、民营银行没那么容易“突破”

　　《经济》：那么您认为民营银行会不会在2003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汪潮涌：那倒未必。2003年充其量只是会给民营银行以某种契机和可能性，要实际形成气候则不可能这么快。从可行性角度看，民营银行的发展应该是收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随着国有银行的收缩与“瘦身”改革，撤并县级网点，其退出的地盘将会由新的金融机构及金融组织来替代。民营银行占领这块领地，不仅有利于解决目前最为困难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会打破以往国内金融市场大一统的格局，发展出多元化的地方性金融市场体系。

　　民营银行如果不解决人才、管理等问题，风险也很大。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民营银行保险体系，对其可能的风险加以有效控制，否则会不利于其成长发展。

　　七、外资银行诡谲

　　《经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外资银行的举动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汪潮涌：外资银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在业务链上的新动向。外资银行以前垄断了跨国公司客户，现在则开始关注消费者零售业务，而对中小企业业务基本放弃。仔细分析就会发现，2002年外资行几乎所有的大动作，如花旗对浦发的参股，汇丰对广州、深圳商业银行及平安保险的投资，新桥基金入股深发展等等，都是看中背后的零售银行业务客户。

　　由于零售业务网络覆盖很重要，而网点建设需要时间，目前他们的对策是大力发展网上银行，但我估计短期内对国有银行冲击不会太大。

　　外资银行带来的并不只是威胁，其实也有示范。这种竞争中的示范也会促使国内银行在银行业务、金融产品方面推陈出新。例如零售业务的特点是单一客户单笔金额少，息差不足以弥补服务成本，因此服务品种的多样性特别重要。美国三大货币中心银行针对零售业务提供180项服务品种，主要的如家庭理财，房贷、车贷、信用卡、贷款、保险、卖基金(开放式)、信托产品、财务规划、度假融资、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遗产规划等等，而我国四大行不到20项。外资银行进来了，中国的银行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单是金融产品创新这一块，也许就能获益良多。

　　八、拯救券商！

　　《经济》：您对改善股市有哪些建议？

　　汪潮涌：今年首先要解决券商生存环境的问题。股市如果继续去年的低迷状况，就会有券商关门，就可能引起骨牌效应：券商倒闭——投资人受损——企业倒闭——银行呆坏账；股民财富缩水——影响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银行效益、企业生存等。

　　股市下跌，最大的问题还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如何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及如何放松某些市场管制都是政府今年作为的方面。在入市资金上应该有新政策，把过去断掉的资金链重接上。

　　当然，提高上市公司基本面是改善股市的根本。通过改善上市公司质量、资产重组等途径，改善股价表现，重振投资人信心；另一方面使市盈率下降，减少泡沫，也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进入。

　　《经济》：券商自身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

　　汪潮涌：证券公司自身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出于经济动因而非行政命令的并购，在市场自身作用下形成一批有规模、有人才、有创新能力的券商和投行。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上解决得比较好的是投行证券公司扩充资本金的问题。投行的股本和运营能力直接相关；20亿的运营能力，要求100亿或更高股本。由于允许综合性券商进行增资扩股，出现了50亿资本金的海通证券。但券商还要进一步扩大规模，进行行业内重组整合，形成层次分明的多梯队阵营。

　　投行和券商一方面要依托宏观和股市环境的改善求生存，通过并购求发展，另一方面在产品上要求创新，大力使投行业务和新兴企业、行业的发展密切关联起来，如根据国有企业民营化趋势，推动社会兼并；针对全球化趋势，帮国企走出国门，或国际资本并购国企时担任并购顾问，帮助国企获得更好的并购价格；根据城镇化趋势，在基础设施、环保、房地产等领域提供新的融资工具。

　　2003年中国的私募领域会有大发展。行业重组与新兴产业有很多私募、并购的机会，投行如果能帮助新兴行业满足资金需求，融资全方位服务，而不是仅仅从事上市、增发、配股等简单、机械、被动的业务，前景应该大有可观。

　　汪潮涌的“顺风顺水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