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对中国的抨击

　　一切都不能脱离现实，中国经济的过渡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世界发展的最大机遇，而这绝不是一件坏事。停止对中国的抨击

　　文/斯蒂芬·罗奇

　　世界经济处境艰难。遗憾的是，这也是责难开始之时——人们在寻找造成他们困境的 替罪羊。中国被引人注目地当成了替罪羊：不管是被称为全球经济低迷的根源，或被认为是创造就业机会的磁石，中国正日益被与造成世界经济困境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一切都不能脱离现实，中国经济的过渡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世界发展的最大机遇，而这绝不是一件坏事。

　　日本率先开始抨击中国。在我过去几年到日本的旅行中，我不断听到对日本工业空洞化的担忧之声，时值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将他们的生产搬向低成本的中国工厂。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近几年正在急剧加速——从2000年的29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43亿美元左右。这不但不能说是对日本的毁灭性打击，相反，这表明了日本企业通过在境外外包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他们的竞争力的明智决策。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异能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日本制造业在2001年的每小时补偿成本大约是19.59美元，比香港的5.96美元高出三倍还多。香港的平均薪资水平大概是中国大陆的10倍。高成本的生产商将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转向中国大陆，是有着充分的经济依据的。很难想象日本向中国的外包不会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近来，日本又从一个不同的层面抱怨中国，认为中国是日本经济通缩困境的始作俑者。日本政府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次官Haruhiko Kuroda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就传递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见2002年12月1日出版的《全球走向通货再膨胀之时》)。Kuroda先生认为，日本的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是造成日本经济通缩的根源。然而，中国的进口占不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很难说是中国引发了日本内在的通缩。日本的经济通缩状态首要是由于国内的供应过度和政府对那些低效呆滞的企业不断给予救济。转向低成本且高效率的中国，仅仅是证明了日本这种“费用高昂”的经济生产力的持续过剩。

　　可悲的是，这种类似的观点在美国也开始出现——称不断上升的美国通货紧缩危机来自于中国。这种说法实在非常牵强。确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正在迅猛增长，过去五年的平均年增长超过了16%。这样的持续增长给人们的感觉是，来自世界低成本制造商的通货紧缩压力正在加大。然而，中国现有的进口只是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10%，或者说只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和日本的情况一样，这不足以构成美国经济的一大部分，不会影响到美国总体价格水平。

　　美国进口增长的趋势亦不该归咎于中国，而是当今美国经济缺陷的最主要副产品——可怜的低存款率所致。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家净存款率——企业存款、家庭储蓄以及政府存款总和(已考虑进货币贬值因素)——处于国民生产总值2%的最低纪录。对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是5%，60年代是11%。由于存款必须始终等于投资，美国就必须从国外进口盈余存款以便筹措资金保证其经济增长的投资基础。就是说为了吸引这样的资金，美国必须有活期存款和贸易赤字。正是如此，导致了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能量入为出是难以归咎于中国的。

　　换言之，贸易赤字也是美国这样快速增长、缺乏存款的国家的产物。如果没有中国，也会有其它国家来填补这个空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口的成本和价格差异不应该被看作是威胁，而应视为意外收获。就在美国消费者不断感到压力的情况下，来自中国的低成本外国货扩大了美国的国内购买力。在这重要的一点上，中国这一因素可能对美国商业周期的软着陆起到关键作用。同样可以说，美国公司从在中国的外部采购中受益，通过从中国进口来的部件，这些公司降低了成本结构，进而增加了收益。对于整个美国商界以及投资公众来说，这一点提高了美国的竞争力。

　　最后，中国最近也正遭受外界对货币政策的批评，这真是令人不解。毕竟就在几年前，当各国身陷亚洲经济危机之中时，世界各国都认为中国需要使人民币贬值，以免失去在亚洲邻国间的竞争实力。现在，人们担心中国既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其人民币理应升值。然而正如我们的货币分析师Stephen Li Jen所言，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显示中国官员应退出这样的争论而继续其既定政策——从而使人民币保持与美元稳定挂钩(见Stephen Li Jen12月12日的文章《人民币稳定的依据》)。只要稳定的人民币不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我认为他的论点是很合理的。另一方面，如果美元急剧贬值，那么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就相当于对中国出口付予巨大而有力的支持。如果这样，会出现一种有趣的情况：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便会有一次性的上升调整。

　　如今，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全球经济天平上供应的一边，如此以来，强大的中国出口机器在改变贸易、价格和市场份额方面起着一个不相称的作用。然而，我相信将来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将会转移到宏观经济天平的需求一边。特别是，我期待中国过高的40%的存款率开始下降，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式的消费观念以及西方制造的商品。这正是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持续的内需急剧增长，成为从根本上推动中国购买力的巨大推动力。这点还未在官方的数据中显示出来的，但在我的中国之行中我发现中国消费者正显露这样的早期信号。在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之际，对中国的抨击会中断关键的发展过程。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对中国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