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营银行”三次浪潮

　　文/本刊记者 冯志卿

　　如果不是下雨天，重庆很适合过冬，空气稍微有点湿，并不冷。在这样的季节里,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心情上的愉悦。但此时的吴晓光的心情，却只能用“焦虑”两个字来形容。

　　吴晓光，重庆市工商联的常务副会长，同时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身份：重庆市民营银行研究小组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人。

　　在重庆最繁华商业区——渝中区都市广场的9楼，他向《今日东方》的记者详细批露了重庆市民营银行筹备的最新情况。虽然吴一再向记者表明“重庆市民营企业筹建民营银行的想法很现实，有关实施方案也拿了出来”，但对于能否成行，吴也并没有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重庆市曾经三次筹建民营银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前两次都遭遇到了流产的结果。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已经遭遇过两次“无功而返”，第三次能够好梦可圆吗？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历史的痛让吴晓光难以乐观起来。

　　成败难料

　　2001年4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的案头前，摆放着这样一个文件：《关于组建民营银行研究小组的请示》。这个文件是重庆市工商联递交上去的，意思再简单不过，认为重庆市应该搞民营银行。

　　让重庆工商联没有料到的是，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重庆市政府高层就很爽快地在这个文件上作了“同意成立”的批示。同年10月21日，重庆万豪酒店七楼会议室，富豪满座，在一片热烈祥和的气氛中，重庆市一些有头有脸的民营老板们彼此寒喧，亲切交谈。他们从未这样集中和亲近过，他们当中也许在一个行业中是最激烈的竞争对手，但今天为了民营银行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主管重庆市经济大权的赵公卿副市长也过来捧场。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有半官方色彩的工商联，亦或是民营老板们，之所以如此的默契与不约而同，在吴晓光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重庆民营企业的“形势越来越好了”。到2001年，重庆市民营经济已占全市GDP比重的40%。2002年上半年，民营经济的产值首次超过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对重庆市贡献率已达到67.3%，国企只占32.7%，私企已达到150万，超过国企员工数量，期间还涌现出一批在行业内领先的全国性民营企业，如力帆集团。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加入WTO，外资几年以后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中国的高层也多次在多个场合宣称：对内对外一律平等，并不同程度地表示中国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参与金融业。与此同时，更有一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民营银行在未来2-3年的出现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民营经济同样发达的重庆市，显然不愿浪费如此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是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但一贯谨慎的吴晓光并没有直接利用工商联这个组织，通过开大会、小会，搞群众运动。而是私下与一些极有实力的民营老板——也是工商联的副会长，委员——探讨这件事：希望组织一些有实力的企业，成立一个民营银行研究小组，为未来成立一家股份制民营银行做准备。他们听后都非常兴奋，极力拥护。吴说这也符合他们企业发展的需要，因为他们的实业做的都非常成功，但根据国外一些优秀企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是世界的潮流。这些老板也看到了这一点。

　　经过多次磨合磋商之后，重庆工商联成立了民营银行研究小组成员，吴晓光亲任民营银行研究小组组长。目前这个小组共有16家企业，另外还有七家企业想进来却暂时没有机会进来。而以后任何一家企业进来，都必须其实经过十六家企业来商议，最后才能决定是否让它加入民营银行研究小组。现在研究小组有三名专职的研究员，是从社会上公开招聘的。他们都有财经专业都背景，有的原是在国有商业银行工作。

　　这个小组的一个功能是通过研究样板银行吸取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主要研究国外的一些知名银行：如美国的花旗银行，香港的汇丰银行，另外到国有银行和一些企业进行调研”，研究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小姐这样告诉记者。

　　如果一切顺利，在未来的银行组建中，目前的16家企业有购买股份中有二个原则：平等原则和自愿原则。所谓平等原则就是在购买股份的过程中，刚开始第一家企业都只能购买平均分配后的股份。所谓自愿原则是如果有其它企业购买的股份低于平均分配的股份份额，可以悉听尊便。但平等原则在先。

　　“至于目前有一些媒体所报道的最大股东、董事长、总经理等职，都是假消息。”吴晓光辟谣说。

　　不可否认的是，吴晓光们已为民营银行准备了许多，并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接近“完美”。但让记者感到担心的是，此次冲击民营银行能否成功呢？是否还会终归一场梦？毕竟，本刊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最近敲定的全国10家试点民营银行的名单里，并没有重庆。

　　两次梦破

　　“办民营银行的想法已经很久了”，重庆市工商联经济处处长谭祥德一脸感慨地对《今日东方》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重庆市就提出过恢复解放前位列重庆银行三甲之一的‘聚兴诚’银行”。提出恢复这个银行的主角是前重庆市工商联会长卢国纪——民生轮渡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解放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儿子。

　　聚兴诚银行是四川最早成立的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商业银行之一。创立于1915年，有36年的经营历史，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历史时代，对扶助四川一些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市场，促进商品流通，曾起过一定作用，在四川和国内近代金融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聚兴诚银行是从一个旧式商号演化为一个家庭完全控制的近代银行，由商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聚兴诚银行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金融企业，不可避免的要遭到以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官僚资本的重重挤压，帝国主义的觊觎控制，以及家族之间的纷争攘夺，劳资之间的冲突斗争，矛盾交织，里外夹攻，使它只能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通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创业，苦心经营，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营资本主义银行的经验，建立了一套经营管理制度，在旧中国的金融业中成为比较成功的一例。解放后，经过改造，实现了公私合营。

　　谭祥德说，当时为了想恢复聚兴诚银行，也有一套很好的方案：主要是希望利用重庆老工商界人士的一些影响，重庆曾作过陪都，聚集过许多工商界人士。利用海外关系，让老工商界在香港、台湾、澳门，以及国外的一些企业出资，工商联把资金引进来。同时，聚兴诚银行在香港还有一笔资金。“当时的思路就是把这些有利的条件都利用起来。”谭至今都认为，当时这种想法也是合理的，条件也具备，如果人民银行批，海外的资金就会来，是一件很好的事。

　　1993年，有一次，时任央行行长朱鎔基来重庆考察工作，重庆市工商联通过一定的渠道向朱鎔基反映此事，并征求具体意见。吴晓光回忆说：“当时，朱总理明确表示不可以，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由此，重庆市第一次运作民营银行的梦想到这里终结！

　　然而，作为广大非公有企业的组织者——工商联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

　　1997年,当吴晓光来到重庆市做副会长的时候，社会上到处充斥着各种基金会，投资公司，包括工商联组织在内的各种机构，区里面的，县里面的组织，都成立了XX基金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互助的形式，到最后这些基金会都揽存公众存款。这种形式虽然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存在不规范，没有监管，里面有腐败，乱批条子等问题。那时吴就隐隐感到不妙，认为这种不规范的事情肯定会出事情。

　　“那么还不如干脆就搞银行，银行不是很规范吗？银行也是企业，民营企业、私人企业能够搞、鼓励搞，金融企业为什么不能搞呢？”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也是这么想，他就是胡大模，原重庆市渝中区第三人民医院中医，现重庆一所大学的董事长。胡大模的家庭背景非同一般，其祖父就是全国著名的进步人士，爱国实业家胡子昂先生。而胡大模想搞民营银行的想法就是想恢复其祖父解放前在重庆所创下的一家有影响的民营银行——华康银行。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解放后，胡子昂先生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上交国家。

　　“是胡主动来找我的”，吴晓光回忆说。此前，吴并不认识胡。但因胡是工商联老前辈的后代，吴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在交谈过程中，吴发现自己与胡的看法和想法不谋而合。吴也认为胡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想促成这件事是难以成功的，如果依靠工商联组织来做这件事，成功的机率会更大。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吴和胡一起准备各种材料。胡大模跑到北京，当时任国家副总理的邹家华接见了他，希望他能把祖父的事业恢复起来，吸引国外的资金，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搞好统战工作。

　　1997年，吴晓光会长和谭祥德处长也一起到北京全国工商联送了一个报告：希望在重庆恢复原聚兴诚银行或华康银行。于是请当时全国工商联的一个副秘书长，也是民生银行的副行长——谢秋寒，向央行作工作。“像这样的工作不止做了一次，为了恢复民营银行，重庆市工商联做了很多工作”，谭祥德这样告诉记者。

　　而让吴晓光们觉得欢欣鼓舞的是，重庆市的高层领导也一直都对此持有非常支持的态度，包括前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肖秧，后来是四川省省长。在吴们看来，这一次应该有戏，但历史证明他们想错了，错就错在他们这次的民营银行运作生不逢时。

　　1998年，中国的金融风暴年。在山城重庆也大规模轰轰烈烈地搞起代号为“整治三金三乱”的金融业整顿清理工作，三金指农村的互助合作金、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三乱指乱设金融机构、乱搞高息揽存。一夜之间，原来人民银行管不了，像银行一样：存、取、贷搞的热火朝天的各种金融机构全成了非法的整顿对象。结果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挤兑风潮，政府出面解决，向中央银行借款“救火”，据说借了100多亿。

　　“当时的环境，我们没法逆风飞扬，大张旗鼓的民营银行。”吴晓光不无遗憾地说。

　　两次梦破，对于重庆市来说，的确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最新的一次冲击，是否有重蹈覆辙的结果呢？对于这个疑问，所有接受《今日东方》采访的重庆市各方面人士都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不是不能给，而是无法给出。因为，他们民营银行的命运并不仅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吴晓光最后向记者道出的话，还是显得铿锵有力，同时也有一种无法言表的失落：“我们不让自己有遗憾，屡败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