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叩问城市中国

　　本刊记者 何忠平

　　编者按：本刊围绕民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既非出于民族主义的道德情操以致炒作之用，也非为了表演救世主的学术理性求以制度解决，而仅仅是因为一个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农民的儿子！通过《民工潮叩问城市中国》一文，旨在反映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艰辛酸楚和步履维艰，折射社会大变局时期中国底层民工的经济和文化 状态。标题及文章中“民工”一词，系援用习惯叫法，无歧视之意。严格应该叫“进城务工人员”。特此说明！

　　在潜规则下，鲜活的历史是最令人难以忘却的。

　　100年前，左肩背一只麻袋，右手掖一竹皮箱，为了一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被迫“走西口”、“闯关东”。在征途的每一步无奈中，他们用血汗和泪水铺就了酷爱冷峻的历史进程。

　　100年后，像是一种历史的重复，陕西、安徽、山西、河南、湖南、四川、黑龙江、吉林、新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开始拔脚离开“希望的田野”，他们从西向东由北往南，潮水般涌向城市、车站、码头：郑州火车站，人满为患；南京汽车站，不堪重负；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俨然成为了“农民的海洋”……

　　从转了九曲十八道湾的山沟沟村庄开始，中国农民这一面向具有更高一级社会优势区域的迁移，数量惊人的庞大。用主持人崔永元的话讲，“整个江湖都动了起来。”

　　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迁移，从1984年开始，便迅速由一种阵发性现象演绎成周期性的潮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有人把它叫做中国的民工潮。

　　每年春节前后，四处寻求富庶的民工们就像候鸟一样从城市飞回农村，再从农村折回城市，他们是中国新闻媒体的头条报道素材。

　　中国民工潮是面向具有更高一级社会优势区域的迁移

　　19世纪，为了土地、草原、财富和机会，西部移民席卷美国。那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大中国土地上的民工潮，吸引中国农民“洗脚上岸”的又是什么呢？气势磅礴的民工潮，潮起潮落，人来人往，千军万马的他们究竟又要流到哪里去呢？

　　从一个农村到一个城市

　　透过水晶球从未来看过去，1980年8月26日，注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用红色标记的一页。

　　那一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全体与会者庄严地举起了那象征着权利的手臂，表决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条例》“总则”部分的第一条款这样写道：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持区(以下简称特区)……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动作！

　　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在特区问题上的思维节奏，还是慢了半拍。

　　时过两年，“深圳速度”、“劳务市场”、“土地出租”和响彻全国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才在大多数民众中造成一阵阵强烈的冲击波。

　　随着经济特区南风那个吹，充满新鲜感和神秘感的特区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开始坐拥那些成群结队蜂拥南下的“朝拜者”和“取经者”……

　　在中国农村，1984年以前的改革，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不是外出打工，而是去乡镇企业——那是农民在种好责任田之后的一项副业，也是他们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引发的强烈“寻租冲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曾被誉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州中山市赴中西部地区招工，招工名额和报名人数之比曾经高达1∶30，“录取比例”之低竟超过高考！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让中国农民长期被束缚在赖以“刨食”的土地上，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有力气找不到稀饭喝”，成了一些农民的天问！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浪潮真正拉开序幕，是在逐渐成为媒介头条关注的“特区热”持续四年之后。

　　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农村进入集镇落户的通知》，允许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情况下迁入城镇落户。

　　暮霭沉沉楚天阔，《通知》的出台，成为“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标志。

　　在特区经济的吸引下，于是，从人多地少、交通方便、靠近城市的地方开始，部分农民掳胳膊挽袖子离开农村，名正言顺的出去务工从商。这种少数人自发的拓荒牛式行动，迅速引起多骨诺米牌效应——人们兴奋了，“隔岸观火”的欣赏迅速地变成了“跻身其中”的欲望，卷进去的人越来越多……

　　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民工潮”随即出现，汇成一股洪流，蔚为壮观，颇具中国特色。

　　在一些省会城市的街头巷尾和车站码头，为了寻找故乡之外的希望，那些农民顺着街沿，倚着桥栏，或站或立或蹲，那沾了灰尘、涂着黄泥的衣鞋，那或背或放着的大花被盖，成为了他们在城市流动的身份象征。

　　一本本摊开的家具图，一辆辆靠墙停放的有些生锈的三轮车，一副副在路边支起的钉鞋掌，一柄柄立起的滚刷……鲜明地向过往的城市人昭示他从事的职业或“工种”。

　　历史是最生动的。下面是某报描绘进城民工走下火车的一段话：

　　“当列车终于在站台旁停稳，已经受够了路上拥挤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打开车窗跳下站台。站台随即被拖拉着大堆行李的人流所占据。他们汇成一个整体，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向出站口推进”。

　　中国民工潮，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1984年后的“百万劳工下深圳”、“十万人才下海南”就是明证。据不完全估计，光是京广线搬运的南下打工者，到2001年，15年来至少有2亿人。

　　截止到1989年，伴随着民工潮，在国内媒介上第一次出现了“盲流”、“春运”等字眼。至今持续了10多年的“春运”，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独特现象——它记录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大步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有力步伐，它也记录着无数民工在精卫填海式的转移社会财富过程中的艰辛酸楚。

　　从一个农民到一个居民

　　上一个世纪，“农转非”和“吃皇粮”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农民的梦想。因为那时候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征用，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改吃商品粮。同时根据谁用地谁落实政策，地方(项目业主)还负责安排工作。

　　对城市居民身份和体面工作的渴望，是大多数中国农民骨子里的梦想。然而城镇户口权的获取对数亿农民来说，毕竟是少数人的成功游戏，因为取得城镇户口便意味着得到终身的保障。

　　从1984年开始，民工潮现象愈演愈烈，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对长期用城乡隔离制度限制其分享城市化利益政策的集中反应。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民工潮现象是中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的折射。

　　上一个世纪，“农转非”和“吃皇粮”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农民的梦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城乡差距扩大、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陆的优惠政策不一致……这些“差距”与“不平衡”引导并决定了民工潮的历史流向：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业，从内陆流向沿海。

　　据相关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农民进城，是因为在农村的生活资源不足，他必须得进城打工谋生。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他们是希望开开眼界，了解城市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部分人可以说是被城市的优越感所吸引去的。

　　面对几乎不可阻挡的民工潮，每年春节前后，无论如何，城市都不得不打点十二分精神，来应付庞大的民工群体。那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什么？城市对民工潮到底是堵还是应该疏呢？

　　经济和人从来都是社会大链条中互依并存、咬合紧密的两个齿轮，当奔涌的大潮以不可逆转的作用力推撞着其中一个齿轮的时候，另一个也开始震动并发出同频的回响。

　　民工潮作为根治“农村病”的一剂药方，无疑会有引发各种“城市病”的副作用，比如增加城市公共设施的承受压力、社会治安日益严峻、城市环境面临考验、交通运输紧张……

　　但民工潮的影响远没有这么简单和单纯。

　　回过头来看，正是十八年的民工潮才让上世纪8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开始有了回乡创业的资本，因为他们在珠江三角洲见过了世面、积累了资金和管理经营经验。就拿四川省来说，类似于金堂县的“民工开发区”就有二十几个，这些开发区为农民就近打工创造了条件。

　　还有，根据一些官方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流动民工在1994年总共汇了830亿元人民币给故乡的家人。在1997年，单是四川省，来自流动民工的汇款就达200亿元人民币。轰轰烈烈的民工潮不仅拉近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省市的经济差距，而且还有助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

　　事实上，民工潮在根治“农村病”的同时，也给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既挣了票子，又换了脑子”，是支撑民工们离开故土寻找希望的理由。但谁也不能否认，没有民工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北京亚运工程的圆满完工、上海浦东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深圳经济的超速发展。如今在中国每个叫得上名的城市里，那些默默做着最底层劳动的保姆、环卫工人、人力车夫等，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们。

　　2001年，《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评论，文中写道：“城市不可能独立于农村独自享受现代文明，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

　　在中国的城乡变换中，置身波及长城内外的民工潮向着城市进行“无休止”的冲击间，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至少有四种力量也在推动着“城市向农村的侵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分析，第一是工业扩张需要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第二是从事产业的利益集团，它们需要土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第三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第四是宏观理念，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刚刚进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中期阶段。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世界已经天翻地覆。”007影片《谁与争锋》中，女上司M这样对007说。看看民工潮十八年带给城市和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很显然，对下面的这个观点，我们谁都无法漠然视之：

　　城市离不开民工，民工也离不开城市；民工要学会在城市生活和发展本领，城市也要在容纳民工的过程中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建设者！

　　农民的选择与政府的设计

　　民工潮，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和经济现象。

　　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均有过类似的情形。对于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所激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英国的做法是，将大批滞留于城市而无工作的人迁入荒凉的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规定“终生不得返回不列颠”。德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基本上走的也是这条路。日本则采取半强制性的形式向南美洲、夏威夷等地输送大批剩余劳动力。

　　尽管发达国家通过这种流放或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医治了“农村病”，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轻释了“城市病”。但这显然是中国不能也不应仿效的！

　　中国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长期被禁锢的农村生产力释放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是几十年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割政策所造成的农村劳动力沉淀的“总爆发”。只要欠发达地区就业压力持续和区域经济差异存在，中国农民的跨地区流动就是一个长期现象，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想法就是一个长期目标。

　　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崔传义研究员说，“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说，跨时空流动的民工潮在中国将长期存在。

　　理想与现实总有一步之遥。残酷的现实也告诉我们，希望成为市民的大多数农民，目前仍被排除在城市接纳体系之外，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无法大规模尽快向城市实现真正的转移，他们在等待……

　　民工潮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过程，勿庸置疑，加速城市化是辅助解决民工潮问题的一把尚方宝剑。

　　止1999年，中国建制镇数量达到1.9万个，全国市镇总人口由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00年的4.58亿人，但这种乡村城镇化政策在引导农民尝试着走出来一小步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制约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

　　加上中国农村人口过高、人平均消费水平低，中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面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双膨胀的现实，如何实现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化以达到完美处理来势汹涌的民工潮的目的，成为了中国城市化之路面临的最大挑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可见，中国是在一个起点极低的基础上开展城市化建设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问题的妥善处理日益显得重要。国家计划在2010年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5%，也就是使9亿农民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富裕之路——

　　中国民工潮十八年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的到来。

　　>>档案链接

　　民工潮：从控制到公平

　　允许流动期(1984年-1988年)

　　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出现了松动，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

　　控制盲目流动期(1989年-1991年)

　　民工潮带给城市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为此，各地政府开始加强对民工盲目外流的管理，严格控制“农转非”过快增长，从严或暂停办理民工外出务工手续等。

　　规范流动期(1992年-2000年)

　　对民工的管理政策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但与此同时，受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城市下岗职工增加的影响，部分省市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及外来劳动力务工的规定和政策。

　　公平流动期(2000年-至今)

　　国家开始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积极推进就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