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民间金融机构”--浙江钱庄

　　东南形胜之地的江浙，自古民间金融就很发达。钱庄即为一例。

　　钱庄是从贩卖钱钞的钱铺发展起来的。南宋建都临安，即今杭州，官府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市场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杭州城内出现很多“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用铜钱买卖金银和各种钞引。南宋亡后，交易铺消失，但民间买卖钞贯仍然存在。明朝中叶，又出现买卖铜钱和钞贯的铺户。16世纪70年代前后，杭州城内亦有了民间钱铺名称。

　　清顺治、康熙、乾隆各朝，钱铺发展很快。道光十八年(1838年)，杭州钱铺已甚发达。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上奏：“臣查浙江省城，居民稠密，钱铺较多”。当时杭州已开发钱票，有划一的钱市。有的钱铺支持南北贸易，沟通款项汇划，并与官府往来，受托收解饷、税各款，已逐步形成钱庄。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开埠，对外贸易激增，杭州丝、茶业发展较快，汇兑业务增多，钱业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环节。加之外国银元流入内地，货币兑换业务增加，钱庄业务有较大发展。同治初，杭州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钱庄一度停歇。二三年后，经济逐渐复苏，钱庄又迅速恢复。

　　钱庄业务内容，大端与一般商业银行无异，有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买卖等，尽管有不同于现代银行的传统经营方式。同治末年，杭州建立钱业会馆，形成钱业市场，出现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三类不同的钱庄。

　　大同行钱庄，是钱业同业组织的会员钱庄，可直接进入钱业市场交易。它主要办理异地款项汇划和为工商业调剂资金余缺，是业务规模最大的一类钱庄。

　　小同行钱庄，也参加同业组织，但不能直接进入钱业市场交易。它的业务对象，主要是本地客户，一般不经营异地款项汇划，业务规模小于大同行钱庄。

　　现兑庄，是专门从事货币兑换的钱庄，不参加钱业同业组织。还有一些现兑摊和兼营兑换店，不计入钱庄之列。

　　据清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入会钱庄59家，未入会的现兑庄和兑换店百余家。

　　清末，现代化银行业开始在杭州兴起。公库款改由银行代理，影响钱庄业务；上海发生的金融风潮波及杭州，杭州大同行钱庄大批倒闭，剩下仅及半数。民国初，钱庄又恢复发展，杭州的晋泰、泰生、开泰、同和等10家大同行钱庄曾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一起代理运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中国的现代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杭州钱庄与新兴的银行同时得到发展良机，但同业增多，竞争愈益激烈。1915年，经同业公议制订《营业规则》，进行自我整顿后，业务增长很快，钱庄继续增多。至1931年，杭州市区有大同行钱庄23家，小同行钱庄26家，未入会的现兑庄25家.

　　1931年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影响，杭州工商企业时有倒闭。钱庄放款呆账增多，又因金融同业竞争愈趋激烈，几家大银行陆续开办储蓄业务，钱庄资金纷纷流向银行，周转日益困难，资力单薄的钱庄陆续倒闭。到1936年春，杭州钱庄继续开业的只有大同行12家，小同行17家；现兑庄、兑换店因法币政策实行后，现兑业务已无必要，全部停歇或转业。钱庄业从此骤然衰落。1937年12月日军侵入杭州前，市区钱庄全部停业。

　　日伪时期，当局为了扩大货币发行，掠夺物资，支撑侵略战争，鼓动钱庄开业。当时，沦陷区物价不断上涨，利用金融资金从事物资囤积投机，有厚利可图，于是一批投机性的钱庄相继开业。据当时杭州市钱业同业公会记录，经伪财政部注册的银号、钱庄有五源、信昌、裕昌、大春、日新等45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凡非战前的行庄，在日伪注册设立的，一概勒令停业。战前停业的钱庄，可以申请复业。在市区复业和新设的钱庄有亦昌、诚昌、同昌、盈丰、寿康等34家。当时，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钱庄正常业务已无法开展，无不设置暗账，把资金转向黄金、物资囤积的投机活动，或以暗息拆放，攫取高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推进，钱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