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行改革拉开大幕

　　文/本刊记者方一其

　　“十六”大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要“继续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而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曾明确将金融改革的重点定为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20天后的2002年12月4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在出席“中国：资本之年”论坛时同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全方位综合改革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2.1万亿历史包袱

　　根据不久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向新闻界透露的数据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为25.6%。但国外猜测的比率要远高于这个水平。

　　2002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演讲厅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直言：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了2.1万亿元！据吴敬琏透露，1999年-2000年，四大银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几年来，在四大行原来剩下未剥离的1万多亿元不良资产基础上，不良资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目前四大行共积累了2.1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截至2002年6月末，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报告显示，按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59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下降2.65个百分点。三季度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3.3%，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490亿元。也就是说2002年以来四大行不良资产率是在下降，那么自上次剥离不良资产以来新增的数千亿不良资产，就是2000-2001年间积累的。

　　吴敬琏认为，国有银行普遍低效率。1998年，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资产总额、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占总量的82.5%、75.7%、69.7%、77.5%，但利润份额却只占30.7%。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1998年，四大银行的资产和资本金都排在全球100强之内，但除中国建设银行之外，其余的利润都排在800名甚至1000名之外。

　　改革迫在眉睫

　　四家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的的主体，但是历史原因造成了四大银行为主的国有银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吴敬琏认为，四大行一方面一股独占，100%都是国家所有；另一方面究竟谁在行使所有者的主权却不清楚。银行业务往往被要求符合行政目标。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国企需要银行的支持，银行也必须放贷；但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后，又普遍出现惜贷的现象，因为不贷就不会出问题。与此相关，国有银行机构仍然保留着行政机构的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官本位的激励机制，什么级别享受什么福利。

　　对此，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也曾明确指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工、农、中、建在中国是典型的寡头垄断，他们同属于一个“父亲”，他们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竞争，而兄弟竞争按经济学的解释是不会在价格上竞争的，也不会在利润上竞争，其竞争的结果是谁能讨好“父亲”，谁就获胜。

　　但200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明确将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会议明确指出要把四家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

　　财务报表

　　央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小组办公室主任唐双宁此前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明确表示：四大行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四大银行在经济转轨过程积累了大量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机制尚未根本转换，行政色彩浓重；资产损失严重，资本金严重不足；机构臃肿，冗员众多。他认为，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将给我国金融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四家银行潜在的风险。

　　唐双宁表示，目前对综合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化解历史包袱、补充资本金、加强内部管理、改革劳动人事分配体制、股份制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改善外部环境等有关问题已进行了深入研究。

　　目前，外界存在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四大银行的改革就是进行股份化。唐双宁认为，其实，股份制改革只是四大银行综合改革的一项内容，而且还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历史包袱。否则，股份制无从谈起。而进行股份制改造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财务报表，没有这个前提，一切无从谈起。

　　对此，吴敬琏分析道，对已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的处置，原来设想是让他们收回来一半，现在看来做不到，只要求他们收回30%。也就是说，约有1万亿是要由财政部来承担，财政部最后会把它们摊到大家身上。而四大行目前积累的2.1万亿不良资产中，至少也会有1万亿收不回来。这两方面总计2万亿的不良资产，最终就必然转化成为财政债务。加上财政赤字，目前这些财政债务总量并不高，只相当于GDP的14%，不到国际警戒线15%的水平，但这已不是“或然债务”，而是“实际债务”了。还有一块是国有企业职工退休养老保险，这是隐性债务。

　　“如果所有这些债务继续积累，就不行了，总有一天会爆发。”吴敬琏说道。目前围绕四大行剩余的不良资产的处置，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目前的两难是，如果继续第二次剥离，固然可以使四大行轻装前进，但是后果是全国人民共同承担改革成本，而经营管理者以及债务人却可以置身事外，乃至恶意逃废债务；如果不继续二次剥离，银行业改革举步维艰，拖累整个改革进程。

　　好的财务报表的核心是怎样处置不良资产，而处置不良资产则是一个改革成本如何消化和承担的问题。在国务院体改办综合司司长范恒山看来，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事实上积累和沉淀了20年改革的几乎所有成本，到底由谁来消化和承担改革成本，这是一个硬碰硬的问题。此前范恒山司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的银行业已经不能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了，而银行业改革则可能是最后一场攻坚战。

　　四大行何去何从

　　2002年12月初，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工行在全国已经撤掉了近两万个网点。亦即从最多的47000个，撤并到目前的28000个分支机构。“对于今后亏损的分支机构，我们还要继续采取关闭的态度”，他说。也就是说，工行还将继续撤并基层网点。

　　撤退的不只是行一家。自1998年以来，中行、农行、建行都以“机构调整”为名行网点撤并之实。中国农行行长尚福林曾表示，要在3年内把达不到保本点的网点全部撤并，城区支行较多的要予以合并，扩大支行管理半径。建设银行则以调整分理处和储蓄所的管理半径的方法来对其营业网点进行重新布局。

　　四大银行撤出的地方，正是其营业网点产生普遍亏损之处。许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银行资信极低，贷给这些企业的款项很快就成了逾期贷款和呆坏帐。更有甚者，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借企业改革之机，逃废银行债务。很显然，四大行撤并大批基层网点，其主要目的正是着眼于完成降低不良资产的首要任务。

　　四大行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一部分是积累于房地产投资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房地产投资，一部分是积累于亏损、破产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就是积累于基层网点的亏损。

　　对于防范房地产投资给金融带来的潜在风险，2001年6月26日央行专门发了一个通知，2002年底又决定主要对通知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央行对防范和减少股市对银行风险的暴露也作出过一系列规定。同时，银行实行贷款终身负责制，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了防止从国企产生新的不良资产。而为减少由于基层网点亏损带来的不良资产递增，四大行的选择是：撤退。

　　唐双宁表示，四大行完善一级法人治理的举措无疑是在四大行综合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央行是支持的。

　　唐双宁认为，四大银行的综合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总体目标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到2006年底把四家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主要资产负债管理指标居于国际中等偏上水平，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商业银行。

　　目前四家银行综合改革的重点有三个：一是按现代金融企业的属性要求，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二是降低不良贷款，化解历史包袱。化解历史包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多项改革措施顺利进行的前提。三是提高资本充足率，建立起动态的资本金补充机制。

　　据透露，四大行综合改革方案初稿在2002年9月份就已经上报中央，但是因为十六大召开在即而陷于停滞。十六大之后，随着十六大报告宣示“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紧接着四大行行长在“中国·资本之年”论坛上同时高调宣示“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这无疑表明，四大行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而四大行综合改革方案已经开始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