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局面不会持续很久--近期金融改革热点

　　文/王欣欣(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政策研究室主任)

　　中国金融改革最近好像比较平稳，无论是银行系统还是证券市场，都看不到大的动作，和其他所有的行业一样，处于一种等待局面，有很多未知数。但是，金融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非常强烈的。入世带来的严峻挑战，加上原来沉积的问题、对经济生活的服务程度，使得很多人认为，金融改革已经滞后，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估计大的改革措施很 快就会陆续出台

　　整个金融改革实际上分三大块。

　　第一块是全国大的金融机构的改革，现在正在做准备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也包括中央银行的改革和政策性银行的改革。现在，整个社会金融资产的60%以上，还是控制在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手里，而它们的体制又与金融和经济发展很不匹配。国有企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下降，曾经高达80%，现在低于25%，国有经济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对四大国有银行来说，它们大量的贷款还是沉淀在国有企业这一块，对活跃的民营经济支持相当少。

　　国有银行的改革，被看成是重中之重。前几年有些专家提出干脆把它拆掉。去年，美国的几家大公司为中国号脉，也提出将四大国有银行拆分成几十个小行，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优胜劣汰，做得好的越做越大，做不好的就退出。5、6年前，我们也曾提出这样的方案，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根本性地改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我们的方案是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联系的，将上海的国有银行作为总行的控股子公司，分别上市，因为上海的银行资产质量是全国最好的。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分”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入世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关系中，主导力量是跨国公司，世界上的银行都在进行一轮新的收购兼并活动。最近，我国台湾地区的一家银行吃掉其他银行之后，号称成为亚洲最大的银行，当然日本的银行除外。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也都在进行银行购并。所以，出现一个奇怪现象，上海的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最多的时候是55家，到去年上半年变成了50家。这5家不是搬走了，不看好上海了，而是因为它们母国的银行合并了，原来的银行在上海都有分行，现在合并了，两家变一家。这反映了国际的动向，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银行是越大越好。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整体改革思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近，成立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系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金融工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都派人参加。领导小组第一步任务是制定系统改革方案，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人民银行已经做了两年多，初稿已经上报。领导小组成立后，要重新琢磨这个方案，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形成定稿上报。

　　第二块，与WTO比较接近，主要是金融开放的改革。这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问题和证券市场引入国外投资者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整个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开放的问题。主要是“开放”在做文章。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金融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个融合不是简单的“狼”来了的问题，如果是抱着这种想法、这种心态，开放根本就没有必要，放两个“狼”来干什么？我们的开放，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说，实际上是更多地争夺国际资源。中国的第三个步骤，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成为经济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原来的国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在所有的资源当中，最重要的是金融资源。在所有的开放当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开放。

　　国际金融中心纽约，表面上看是全方位、多层次向世界开放的，自由化程度相当高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更像一个管道，通过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吸引全世界的资金为它所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大发展，最本质的原因是世界各国资金的流入。所以美国在制定21世纪战略时提出，要成为美利坚帝国必须控制三大资源，第一个就是金融资源(其他两个分别是石油资源和人才资源)。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美国要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必须控制14个战略要点。其中控制世界银行系统、控制世界的硬通货、控制国际资本市场，在这14个要点中分别占到第一、第二和第五的位置。

　　中国也要想想这个问题，中国在21世纪要成为世界强国，实际上是成为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如果美国的这次经济调整不能很快完成，在3年、5年中缓不过气来的话，中国的GDP可能在20、3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去年已经出现这个倾向，对外引资方面美国下去了，中国上来了。在金融市场投资上，中国还没有超过美国，去年美国引入1000多亿美元，但直接投资这一块，我们可能是550亿美元，而美国500亿美元都不到。所以，我们金融市场的实质，是争夺国际金融资源，实现我国资源的全球化配置。

　　整个金融改革的加速，还需要等待，但金融开放的问题，实际上方案已经都做完了。我们可以学我国台湾地区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引进外资的做法，包括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前不久，有专家在高层研讨会上提出，上海在人民币没有开放的条件下不要讲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不过就是国内金融中心。我不同意这一看法。在整个中国金融的国际化方面，上海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引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资本管制，如果总部设在上海，资金调度怎么办？钱进来了，却出不去，国内资金不能调往国外，调度中心就没有意义了。为了适应这个情况，外汇管理上可能会先开个口子，冲击原来的资本项目管制。国际化本身就是个过程，而不是在哪一个时点。等到宣布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那就已经是个结果了。

　　就好比美国，它在1999年实施了新的金融现代化服务法案，把银行、证券和保险等概念弄模糊掉了。那么是不是说法案正式颁布了，美国金融才开始混业经营的呢？显然不是。其实美国从70年代开始就逐步走向混业经营了，法律只是承认这个现状。所以，对上海的市场开放，要尽力地往前推。去年在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进行试点，就是国际化的行动。最近，我们往上打报告，要求成立外资的货币基金公司，来扩展中国的货币市场。我们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几年宽限期过去后，实际上就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

　　第三块，为中国新兴的、最活跃的经济力量服务，为民营经济服务。有些学者在这上面纠缠不清，说民营经济的代名词是中小企业。其实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除了国家经贸委控制的400余家国有特大型企业之外，我们其他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如果拿国际标准来看，我们的特大型企业在国际上也是中小企业。但是我们所说的为它们服务的涵义不在这里，中小企业在实质上就等于民营企业，不管大的、小的民营企业都在其中。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各种经济成分登上历史舞台、充分展现活力的过程。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竞争逐渐取代了行政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优胜劣汰。我们明显地看到，一般的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占有垄断地位的，比如中国电信，它们活得很好，其他领域中的国有企业是处于劣势的，或者本身不适应这种竞争。我们总是想在国有企业建设像民营企业一样的机制，但这两种机制是无法融合的。在对大中型企业注入8000-10000亿元的资金后，国有经济虽然已经脱困，但产生出来的效益呢？很低。当然，确实是缓口气了，光是银行不良资产就剥离了14000亿。

　　集体经济曾经在中国辉煌过，但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样有一个致命伤，就是产权不明确。集体经济模式本身在转轨，江苏的苏州、昆山哪里还有集体企业？那里之所以发达，在于大量引入的都是外资，也就是民间资金，外国的民间资金，它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革。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未来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有活力的，一个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还有一个是民营经济。

　　90年代，有些管理部门的人士到了温州，一言不发，因为对民营吃不准，讲什么话？是支持好，还是反对好？所以干脆不讲。现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从资本积累阶段转向了规模扩张阶段，领先于全国。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民营经济，对浙江的繁荣兴旺起了很大作用。国有企业有了问题是去找领导，在浙江，有了问题是去找市场的。这样一种差别，使得浙江在全国越来越突出。在浙江，温州更突出。

　　人民银行因此选择温州——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来思考，解决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也就是资金问题，把温州定为全国金融改革的试验区。当然，并不是把所有的改革都放到温州去做试点，进行温州的金融改革试验，是研究如何为未来的民营经济大发展作金融准备、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