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重建

　　许多银行到上海，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2月5日，上海26位银行行长汇聚一堂，“共同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02上海银行行长论坛在中银大厦举行。

　　本次会议地点的选择给那些工作异常繁忙的行长们很大方便，位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的中银大厦，方圆1公里内，集聚了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银行的总部，此外，几乎所有的外资银行都驻扎在这寸土寸金的小陆家嘴地区。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上海金融的“心脏地带”是外滩；而今，这一区域功能毫无疑问地被小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所取代。外滩正在逐渐淡化它原有的浓厚金融色彩，甚至已有专家提出“民退宾进”的建议，认为外滩应放弃金融功能而逐渐向观光游乐区转移。这意味着，在上海东移的步伐中，上海金融中心的东移已率先开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就曾提出：要使上海恢复解放前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

　　1986年，新组建的全国性综合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没有按惯例设在北京，而是设在上海。这一意味深长的举动暗示了中央的一个部署：恢复昔日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把上海推上改革的前台！

　　由于历史原因，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均把总部设在北京，而以上海为总部的银行只有交通银行一家全国性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均为地方银行，这明显与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不符。

　　但是从去年起，银行东移之势开始明显，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均把银行卡中心设在上海，而招商银行也曾一度传出准备迁址上海，其他各大银行也纷纷加大对上海的投入。

　　想“移居上海”的不仅仅是银行。

　　去年一年间，汉唐证券将国债业务总部、资产管理总部和投资总部迁往上海；华发证券更是整体搬迁到上海；三峡证券改名为亚洲证券后，将注册地由宜昌迁往上海；天一证券、富友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同样奔上海而来。作为深圳竞争力象征之一的平安保险，也悄然将它的寿险总部和投资管理中心等核心部门移师上海。

　　银行、证券、保险，再加上上海原有的外汇中心、黄金市场及票据中心，使得“上海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内金融中心”。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风对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赞赏有加。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周路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从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城市甚至内地的经营策略，对过去具有行政区域划分色彩的国有银行经营格局形成了冲击和挑战。为此，周路提出了“跨区域金融服务势在必行”的口号。在他看来，上海的资本市场不局限在上海，而是全国性甚至是亚洲的，如果仍然限制上海的银行只能在上海发展业务，反而会束缚银行的手脚。

　　“上海要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就要花3到5年时间，来巩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陆红军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但是，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尚有很大差距。复旦大学干杏娣教授的一项研究就显示，若把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上海的金融市场做比较(以纽约总分为基准100分)，上海只有6.16分(见表1)，在金融中心建设上还远远落后于香港。

　　干杏娣为此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分四步走。第一阶段以全面缩小与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差距为目标；第二阶段以与香港地区、新加坡水平接近或相当为目标；第三阶段在发展的基础上，不仅要较明显地超过香港地区、新加坡的金融市场水平，而且要进一步缩小与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差距，为第四阶段最终进入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条件。

　　而从上海决策层所透露的时间表来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可谓任重而道远。陈良宇在上海市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上海将用3年时间，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阶段性目标，用10至20年时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从干杏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上海在港口吞吐量、进出口贸易总额、金融保险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及股票市场等方面的指数都可与香港相当。真正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银行资产规模、外汇交易及衍生交易上，特别在外汇交易、衍生交易额中，上海的得分仅仅是可怜的“0.01”和“0”分。

　　而从盈利能力来看，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国排名前四位的银行是花旗集团、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集团、第一银行公司，其人均利润分别是50130美元、47070美元、82280美元和50380美元;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人均利润分别是740美元、180美元、2100美元和3150美元。

　　陆红军认为，目前上海和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具体而言有四大差距：一是“软件”基础较差。虽然上海的金融中介机构建设、信用制度、法律建设在内地领先，但与国际水平相差仍大。二是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不足。如证券交易量、交易品种较少，交易成本有待降低，辐射能力也较差，综合资源配置效果不佳。三是现行金融体制还有待改善。四是金融核心人才和专业人才奇缺。

　　针对以上问题，有专家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问题还在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

　　虽然目前中国内地仍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虽然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之路漫长而艰辛，但“实干”的银行家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金融创新”作为突破口，“金融创新”也成为这次论坛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宁黎明的演讲题目就是：“金融创新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不竭动力。”

　　“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尚有很大差距，差距之一正是金融创新意识较低，而金融创新首先就要业务品种创新。”上海金融学会会长毛应梁如是说。

　　差距较大，时间紧迫。在这种背景下，中资银行金融创新步伐去年以来明显加快，保理业务、离岸金融、法人账户透支业务等一系列对公创新产品相继亮相申城。针对公众更加关注的消费信贷，银行也屡有创新，个人委托贷款、转按揭、直客模式的推行更是吸引了诸多媒体和公众的眼球。民生银行曾经一气推出了9项金融新品。

　　尽管如此，建行上海分行的宁黎明行长仍然把这些创新归结为“初级阶段的创新”，认为这些创新“还不能反映上海金融创新能力整体上的提高”。

　　业内人士表示，在金融制度没有创新之前，上述创新只是银行在“有限条件下的有限突破”，只要利率市场化、汇率弹性、推动资本账户可兑换等问题不解决，真正的创新就无从谈起，所谓的创新只能体现在营销手段和流程创新上。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自然也离不开外资银行的全力参与。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它们的地区总部或中国地区总部迁至上海。它们不仅是出于市场角度的考虑，更重要的是看好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

　　至今为止，世界前50位的银行，有20多家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上海外资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五成。“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产品和服务上的良性竞争，一定会有助于上海早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陆红军说。

　　在移居上海的金融机构中，有相当多的外资银行与上海之间有着历史渊源，对它们而言，在上海开展业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其中，花旗、友邦原本就是在上海起家，汇丰、华侨、东亚和渣打也都是在上海发展壮大的。

　　东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关达昌向记者介绍，作为一家外资银行，东亚银行1920年在上海成立首家分行后，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上海。1949年后，当众多外资银行纷纷撤离内地之时，东亚银行却决定继续保留其上海分行。即使在“文革”期间，东亚的总行也从香港定期向内地寄工资，必要时甚至向上海员工供给油米。

　　东亚银行对上海的坚持如今总算盼到了回报。东亚银行虽然去年才刚刚达到总资产200亿美元(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行的条件)，但东亚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存续银行，早在1998年就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创下了一系列第一，如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率先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服务等等。

　　当时，东亚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并无多少经济价值，他们之所以能坚持那么久，就是看好上海的未来发展。

　　的确，从我国各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交通位置、基础设施及金融人才、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等综合因素衡量，上海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日臻成熟。

　　邓小平1991年就曾经说过：“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十多年后回头看，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中国大陆有哪个城市可以最先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这个城市只能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