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界》：投资中国

　　外国投资:中国远远高于亚洲所有国家;

　　基础设施:中国比印度排名稍靠前，但是落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

　　航运成本:中国比印度有较大优势，比泰国、印尼有更大的优势;

　　人均电话:中国拥有量少于韩国和马来西亚，但多于印度、泰国、印尼和菲律宾;

　　人均发电量:泰国、巴西和马来西亚都强于中国;

　　企业腐败:中国比泰国和印度都要糟糕。在企业“不规则”付费频率上，泰国和印度比中国更糟糕;

　　设立企业:中国比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需要更多时间;

　　研发费用:中国占GDP的比例与印度相当，多于马来西亚和泰国，但远远少于韩国;

　　小企业融资:21%的马来西亚中小企业资本来自贷款，印度尼西亚为24%，菲律宾为28%，泰国和韩国为26%。在中国，小企业资本很少来自银行贷款

　　世界银行近两年对京、沪、穗、津、蓉五个城市作了大量的调研，形成了一部《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报告，本文的主要观点即源于此报告。该报告提出的“投资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环境；二是体制环境；三是企业的微观环境;四是基础设施的质量。世行对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较之其它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方面都很出色

　　投资中国

　　——从京、沪、穗、津、蓉5大城市比较看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

　　□本刊记者 李丽俭 朱宁 陈晨星 吕晓伟 袁金泰

　　北京：总积分居中，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

　　上海：在国际一体化、金融服务、市场进入与退出条件以及劳动力市场

　　弹性方面是最好的，但是民营部门的参与水平却是最低的；

　　广州：在劳动力市场弹性、市场进入与退出的顺畅性、政府效率、民营部

　　门的参与方面最佳，在国际一体化与金融服务方面较好，但是在技

　　能与技术方面相对较低；

　　天津：民营部门参与方面较好，在市场进入与退出顺畅性和劳动市场灵活

　　性方面居中，在人员技能、技术与金融服务方面最差；

　　成都：调查中惟一的内陆城市，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最落后的。但成都

　　民营部门的参与度较高，并且有良好的技能与比较突出的技术。

　　国际比较:中国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尼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中国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又刺激了宏观经济环境。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是全球化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净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10年里获得了巨大增长。从1990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370亿美元。这个增长令人瞩目。作为GDP的一部分，流入中国的净外国直接投资高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尽管可能少于一些拉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有所减少，但是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仍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在贸易方面，中国已经将关税降低到20年前的约1/3，从1982年的49.5%降到1998年的16.8%(世行2002)。结果，贸易从198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增加到2000年更大规模GDP的将近50%。进口从1980年的大约36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920亿美元(按1995年的美元可比价格计算)。同样，出口从198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2390亿美元。

　　航运成本

　　中国比印度、泰国、印尼有较大的优势

　　效的航运和运行较为良好的港口，使中国较好地融入世界市场。通过数据可以比较，特定产品如纺织品从世界不同港口出发的航运成本，中国比印度有较大的航运成本优势，比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有更大的成本优势。

　　在海关出入港手续瓶颈问题上，中国要优于印度，但稍落后于韩国和泰国等东亚邻国。根据大量的对制造企业的调查，进口原料的平均入港时间，中国是8天，印度11天，韩国和泰国是7天。在印度，典型的企业最糟糕经历是3个星期的延误，而上海只有9天。优良的港口和海关设施帮助中国企业更有效地与世界市场相联系。

　　信越来越成为一国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电话普及率仍低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均电话数量在稳步增长，从1990年每100人不足一部电话到2000年14部电话。在7个亚洲国家中，中国人均电话拥有量少于韩国和马来西亚，但多于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得到价格合理的可靠的电力是大多数制造企业的重要考虑因素。尽管发电量一直在明显增加，但是仅略高于人口增长。中国在此方面落后于其他几个国家。泰国、巴西和马来西亚都比中国拥有更多的人均发电量，菲律宾和印度的两个省的数据比较落后。但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大型干线工程将大大促进发电量的增加。

　　企业腐败成本

　　中国排名最高，比泰国和印度都要糟糕

　　个国家总体的治理结构以及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概括地说,五个综合指标抓住了问题的各方面：

　　政府效率衡量官僚的迟延，官员的能力、公共服务的质量、行政机构对政治压力的相对独立性。这组指标包括政府设计和实施好政策所需要的因素。

　　管制的压力包括市场内规则的数量、受管理的市场的数量、竞争政策措施，以及价格控制。这个指标反映了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对市场环境的友好程度的感觉。

　　法治记录犯罪、产权、逃税以及法律制度效率的程度。它显示出合同的执行力度以及规则的可预期性。

　　腐败衡量指标包括非正常付费的频率和规模。

　　政治不稳定和暴力衡量政变、暗杀、暴乱和武装冲突，提供了暴力推翻当前统治的可能性。

　　中国的政治稳定表现的非常高，政府效率、管制和法治接近中间值，腐败低于中间值。例如，世界市场环境调查发现中国的经理们约花费9%的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大大少于印度，与欧洲转轨国家、拉美甚至经合组织国家大致相同。但是另一方面，全球竞争力报告称，中国在这个衡量指标上的排名大大低于中间值，也比印度糟很多。在腐败方面，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排名处于企业腐败成本最高的行列，比泰国和印度都要糟糕。同样地，在企业“不规则”付费的频率上，中国也低于中间值，但泰国和印度的情况在此方面比中国还要糟糕。

　　设立企业

　　中国比泰国和马来西亚需要更多时间

　　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对于健康的经济十分重要。进入和退出的壁垒阻碍了新的、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更具创新性的企业的出现.

　　利用DJANKOV对市场进入的衡量标准，中国设立企业需要12个程序，多于抽样的平均数10，所需时间为92天，大大多于抽样的平均数47天。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设立企业比在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数据与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调查反馈相矛盾。根据该种衡量标准，在设立企业的许可方面，中国要比中间值差，估计是6个，但是又显示，设立企业所需时间平均为30天。这种情况下，中国做的比中间值好，大大优于接近最低的印度。

　　在印度、中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生产力分散作为衡量无效率的一种标准倾向于同竞争壁垒相联系，如对设立企业的行政壁垒或对竞争的贸易壁垒。在中国的服装和电子行业，高效的生产者每个工人的附加值是低效者的5倍。在电子行业，世行调查的四个东亚国家的生产力分散相对较低；但在服装行业，只有印度不如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比率稍低于3，韩国的比率略高于2。因此，小组里更具竞争力的国家的生产力分散水平低于竞争力水平较低的国家。

　　研发费用

　　中国占GDP比例远少于韩国,多于马来西亚和泰国

　　中国GDP有巨大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和开发所占的比例在增加。

　　尽管这是一个好的预兆，但中国的研究和开发费用占GDP的比例仅仅与印度和巴西相当，多于马来西亚和泰国，但是远远少于更加发达的国家如韩国。

　　银行贷款机会

　　中国企业少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

　　迄今调查到的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具有更少的获得正式融资的机会。中国大企业的大约29%的运营资本来自银行贷款，少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的企业。

　　人们可能会预计，平均来说，企业规模越小，来自正式融资渠道的资本越少。小企业一般比较年轻，前途更加不确定，使正式的融资者在向他们借款时更加忧郁，并由于风险贴水而使企业借款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即使在中国的大企业中，贷款占资本的比例也低于其他国家，并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缺口随着企业规模的缩小而增大。这些数据明确地显示，企业可能面对与其预期市场成功的可能完全无关的信贷紧缩。

　　根据国际比较，中国的投资环境是比较好的，在过去的15年里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中国内部，投资环境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国家层面的指标会掩盖地区间的重大差别。

　　世界银行对1500家企业的调查资料比较了投资环境。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成都五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具有巨大差异。上海在国际一体化、金融服务、市场进入与退出条件以及劳力动力市场弹性方面是最好的，但是国内民营部门的参与水平却是最低的。广州在劳动力市场弹性、市场进入与退出的顺畅性、政府效率、民营部门的参与方面最佳，在国际一体化与金融服务方面较好，但是在技能与技术方面相对较低。北京居中，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天津在民营部门参与方面较好，在市场进入与退出顺畅性和劳动市场灵活性方面居中，在人员技能、技术与金融服务方面最差。成都是我们调查的唯一内陆城市，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最落后的；但也有例外：成都民营部门的参与度较高，并且有良好的技能与比较突出的技术。

　　改善投资环境所带来的增长潜力可以非常大。例如，我们思考，如果成都的投资环境指标能达到像上海和广州那么好的水平，那么能获得什么收益呢？我们估计，按照这一设想，成都企业的生产力可以增长约30%，典型企业的投资率将从实际的14%上升到约19%。具体的估计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说企业生产力、投资和增长与投资环境的各个方面有关，解决本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将促使企业绩效得到重大改善。第三，在投资环境的范畴内，我们发现国际一体化与民营化程度是特别重要的。其他问题如市场进入与退出障碍、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及金融服务也是重要的。每个城市都有一些有待提高的领域。

　　上海和广州在国际一体化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上海，将近40%的企业有外国合作者，外国所有权约占被调查企业价值的将近三分之一。广州大约有28%的企业有外国合作者，但是外国所有权的总额却更高，为35%。北京和天津居于中间位置。调查中唯一的内陆城市成都最为落后，只有10%的企业具有外国合作者，外国所有权的比例更是低于10%。

　　第三个指标是以进口占被调查企业的主要产品的市场份额。进口的比例越高，面对的国际竞争越激烈。根据这个衡量，广州和上海受到更大的国际竞争，进口的市场份额分别是11.7%和8.8%。成都和天津的开放度较低，只有5.9%和7.4%。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广州领先,其次上海、天津、北京,成都居最后

　　了生产市场，健康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劳动市场的运行。健康的劳动市场的特点是具有灵活性，即退出障碍低。

　　在减少劳动力的退出障碍方面，广州领先于其他城市。广州的企业平均只有6%的过剩工人，接近21%的非正式工人。上海可能居于第二位。他的非正式工人的比例为14%，略低于天津(14.7%)，但是他的冗员比率只有7.5%，比其他三个城市低10个百分点。成都居最后，12%的工人是非正式工人，冗员率为20%。北京和天津又是居于中间。

　　员工素质

　　上海最高，其次北京、成都、天津，广州居最后

　　3.5显示，上海、北京和成都在技能和技术禀赋上比较强大。上海的被调查企业有57%的工人得到培训(低于广州)，在人员素质方面最高，在研究和开发强度方面第二。成都的企业大约有一半的工人受到培训，在人员素质方面居第三，但是研究和开发强度居第一。

　　北京的企业有48%的工人得到培训(居第四)，人员素质居第二，研究和开发强度居第三。与此相比较，尽管广州的培训工人比例最高，但是，人员素质和研究和开发强度却最低。这可以反映出广州大比例的外来工人，以及企业的低技术性。天津受培训员工的比例最低，研究和开发强度最低，员工素质倒数第二。

　　政府有效性

　　广州最好、其次为北京和上海、天津，成都居最后

　　衡量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发挥“帮助”而不是“阻碍”作用的效率，我们建立了三个衡量标准。首先是腐败指数，用来衡量与腐败相关的三个变量的主要差异：礼品和贿赂对收入的比率、为获得政府合同而使用的礼品和贿赂占合同价值的比例，以及给政府和管理部门的礼品和贿赂占销售的比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里的腐败是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政府机构和企业寻租行为的相对程度，而不是表明腐败的绝对程度是否可以忍受。

　　第二个衡量标准是高层管理层花费在接待政府官员的时间对企业造成的成本。这反映了满足大量监管要求的繁重性，也可以作为腐败的进一步的指示以及企业管理层的一个重要机会成本。

　　第三个衡量标准是由于偷窃、漏损和损坏造成的运输损失的比例。由于公共安全和港口主要是政府部分的工作，发生的损失应该反映政府服务和基础设施缺乏效率。

　　上述三个指标在各个城市的相对排名差别很大。比如，相对不腐败的城市是广州、北京和上海。但是，如果看管理层花在满足管理要求的时间比例，最低的是成都，广州和上海。当研究由于偷窃及其他因素造成的运输损失比例时，排名与上面的又有所不同。因此，政府效率的各方面并不必然一致。这并不奇怪，后面，我们将发现，五个城市效益的差别与政府效率的关联度不是很大。

　　广州和上海的投资环境领先，而成都居最后。北京和天津居中。我们下面将研究，投资环境的相对排名是否与经济效益相一致，什么是投资环境的主要构成因素，如果达到高水平的投资环境，每个城市将能获益多少。

　　投资率

　　广州领先其次是北京、上海、成都、天津

　　州在投资方面居领先地位，为19.4%。北京15.9%，上海15.6%，成都14.2%，天津13.6%。第二个直方代表如果所有投资环境指标处于广州的水平每个城市具有的潜在投资率。这样，天津和成都这两个具有最低投资率的城市将经历投资环境的最大改善，投资将有最大飞跃。根据这种反事实，北京将勉强具有最高的总体潜在投资率。

　　总体上，降低进入和退出障碍，更高的国际一体化以及更好的技能和技术是促进投资率的最重要的改革的源泉。然而，各城市有明显不同。

　　对于北京，投资的总增加将约为2.5%,改善的劳动市场灵活性和技能及技术是收益的最重要的源泉。其次是较低的进入和退出障碍以及更高的国际一体化。更多的私人参与的贡献是最低限度的。对于成都，由于指标的改善更大，贡献也更大。仅通过对进入和退出障碍的改善将使投资增加大约2%。更高的一体化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一起将使投资再增加2%。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改变私人部门的参与将会降低投资率。在私人参与方面成都总体上居中，但是私人参与的组成中外国私人所有非常少，这样，相对于广州，成都的非管理层和管理层国内私人参与更高——将其降低到广州的水平将会受损。如果私人所有的类型没有差异，成都将从提高到广州的更高私人参与度而受益。

　　上海投资率的提高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指标与广州差别不太大。对于上海更有优势的方面，反事实的改变实际上减少了潜在的投资率。对上海有帮助的三个领域是更高的私人参与、国际一体化和劳动市场灵活性。

　　天津在五个城市中的投资率最低，因此可以从所有指标范畴中获益。获益的主要来源是更好的技能和技术。更低的进入和退出障碍，包括劳动市场的进入和退出障碍也很重要。

　　生产力

　　上海远远超过北京、成都,天津最低于生产力，反事实中使用的领先城市是上海。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与其他城市生产力的差距很大。上海的平均生产力远远超过北京、成都和天津。天津的生产力最低，成都紧随其后，接着是北京，但是他们间的差别非常小。广州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居第二，与上海差距不太大。引入上海的投资指标将使北京和天津的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但是成都的收益将最大。但是另一方面，广州的生产力几乎没有变化，原因是广州的总体投资环境(以及生产力)与上海接近。

　　对于北京，进入和退出障碍、一体化和金融都很重要，这些领域的每一项改革将使生产力提高5%。总体上，北京的生产力将提高约18%。

　　对于成都，消除进入障碍很令人关注，将使生产力提高20%。如前所述，更高的一体化也将产生很强的正面影响。金融相对也很重要，能使生产力再提高5%。私人参与在反事实中是负面的，原因是成都初始的私人参与高于上海，以致于改变到上海的水平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总体上，改变到上海的水平不会使广州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原因是虽然更高的技能和技术以及融资的可利用性带来一定改善，但是，这些改善被抵消了，原因是广州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以及灵活的劳动市场等重要领域好于上海。

　　技能和技术的改善将使天津的生产力增加超过10%。融资仍是改善的第二大源泉，其次重要的是一体化与进入和退出障碍。总体上，通过改革将投资环境提高到上海的水平将使天津的生产力提高25%。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各城市有他们明显的优势和劣势。

　　上海是最具生产力的城市，并且显然是较高附加值活动的中心。该城市的特点是，根据具有外国合作伙伴的企业的比例衡量，国际一体化程度较高，但是总的外国所有和进口渗透比广州低。上海还拥有最强大的金融服务，良好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以及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上海最需要改革的问题将是提高国内私人部门参与。第二个要改革的领域是鼓励更多的外国私人所有和进口渗透以促进销售和投资，以及利用临时工人的更大的灵活性。

　　尽管广州没有生产像上海那样的复杂先进的产品，但他利用自身优势形成最高的销售增长率和投资率。他有最灵活的劳动市场、顺畅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高效率的政府以及高度的私人部门参与。他的国际一体化程度也比较高。对于广州，最需要考虑改革的问题是提高技能和融资。

　　北京在多数方面居中间位置，没有太大的优势或劣势。他将能从重视更高水平的劳动市场灵活性、市场进入和退出以及国际一体化中受益。

　　天津在私人部门参与方面较好，在进入和退出顺畅度、劳动市场灵活性等方面居中。对于天津，技能和技术的改善将是改革日程的主导，第二重要的领域是国际一体化和政府效率的改善。

　　成都是我们调查的惟一内陆城市，在多数效益衡量标准和投资环境指标中最为落后。但是，他有高水平的私人部门参与，良好的技能特别是技术。对于成都，改革的首要考虑应该是促进更高的国际一体化以及降低进入和退出障碍。

　　中国城市如何赢得外资青睐

　　——专访世界银行宏观增长局局长大卫·道勒

　　□本刊记者陈晨星

　　《财经界》：为什么要做中国投资环境报告？

　　大卫：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做的关于投资环境的调查报告，当时考虑就是找几个比较知名的大城市，尤其是从生产、出口来讲比较重要的城市为对象进行考察。首先报告是给中国政府做参考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也给一些投资人、企业做参考。我们马上要做的第二份报告将逐渐移到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及其他更小一些的城市来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财经界》：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已经排到世界第1位，而世行的报告好象更关心投资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请您解释。

　　大卫：在我们的报告里已提到中国公司总体上是有竞争力的，但竞争能力浮动的范围非常大。有一些公司的竞争能力很强，所以中国应该创造出一种良好环境，使这种公司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另外也要创造出一种机制，使其他业绩不良的公司退出市场。

　　《财经界》：在报告里，着重谈到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您认为应如何改善？

　　大卫：政府应该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能更多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而不仅仅从资产的规模考虑，当然贷款要以赢利为目的。这需要对金融部门实施更多的培训工作，使这些银行的职员能够更好地挑选客户并且为这些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财经界》：从报告来看，中国东部的投资环境远好于西部，以后的发展会怎样？

　　大卫：目前来看，东部地区比西部确实更能吸引外资，虽然中国政府对西部投资有一些激励措施，但并不完全有效。所以我认为一方面应加大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政府应该创造出更好的商业环境，使企业在西部能很好的运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财经界》：在世行报告选取的5个城市中，成都是各项评价指标比较偏低的城市，一个城市要改善投资环境，重点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大卫：我觉得，对于成都这样的西部城市来说，加速与其他地区的融合、进一步开放、吸收更多的国外投资、加强相关的贸易活动很重要。另外，劳动力市场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要建立很好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以便使它的产品具有竞争力。

　　《财经界》：外商投资中国的首选城市有哪些？

　　大卫：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中国很多城市对外资都很有吸引力。即便在我们的报告中显示成都在这几个城市比较中各项指标偏低，但成都也有很有利的一些特点，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建立良好的环境，还是能成功吸引外资，这也包括中国其他西部城市。

　　中国外资政策要积极谨慎

　　——专访国家计委外资司司长穆虹

　　□本刊记者陈晨星

　　《财经界》：2002年出台了很多吸引外资的新政策，2003年外商投资还会有新政策吗？

　　穆虹：我们对外资总体上要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当然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扩大，在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还会陆续有一些新措施出台。像2002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QFII，这些政策的出台对市场是一个鼓励，但也有一些限制条件，这反映我们对引进外资所持的一种态度。

　　现在市场上议论比较多，比如涉及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政策、进口设备优惠政策会不会有一些调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以往的外资政策都会保持稳定。

　　这两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势非常好，除了我们完善投资环境做了一些工作外，也有一些国际上的背景。虽然整个世界经济不太景气，但国际上加工制造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停止，这两年很多的大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生产中心、研发中心都移到了中国。

　　《财经界》：对这次世行投资环境报告的评价如何？

　　穆虹：世行的报告通过国际比较证明中国的投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现在为什么又重提投资环境的问题？我想要继续保持外商投资中国的势头，就要更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不足。随着技术进步，现在进入中国的外资项目多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他们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与2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这一轮外资热中，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其增势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建设起点较高，有后发优势。

　　2003世界经济将缓慢复苏

　　——专访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先生

　　□本刊记者陈晨星

　　《财经界》：世行对2003年的世界经济形势怎么判断，会不会比2002年更严峻？

　　斯特恩：我估计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概是2%。显然中国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但其他国家像欧洲、日本要低过这一数字。

　　为什么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大家也知道世界上有3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因此美国经济的放缓是主要原因。

　　在欧洲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而欧洲经济复苏步伐相对美国而言较缓慢一些。

　　日本经济一直存在结构性问题，另外还面临非常严重的金融问题。

　　世界三大经济体系几乎是同时开始经济放缓，过去很少有同时放缓的情况，所以使得问题更加突现。

　　我觉得在2003年会出现一个缓慢的复苏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和印度的带动下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国家越来越成为需求的来源。因此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对中国的出口，而且对世界的出口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财经界》：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美国、日本欧盟经济都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斯特恩：如果要考察这些经济体放缓的原因的话，有一些原因是类似的，有一些原因是不同的。在美国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股市过度繁荣出现的问题，消费者好像认为9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繁荣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在这一认识上他们不断进行投资和消费，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也看到像这种类型的股市繁荣最终会被消减下来。同时又出现9.11恐怖事件，但这一事件虽然重大，而与影响经济的其它因素相比，影响相对较小，这是经济已经出现放缓的态势下又额外增加的因素。

　　欧盟股市的繁荣强度比不上美国，所以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强度也不像美国那样强劲，但这种情况在欧洲也出现了，所以欧洲现在看来经济复苏的速度似乎更加缓慢一些。而且欧盟经济灵活性要差一些，人们缺乏从一个部门转换到另一个部门的灵活性。目前世界经济变化非常迅速，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该灵活一些，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吸取的教训。

　　在日本，日本政府已经花了10多年在时间试图实现经济的复苏，目前银行还没有能力为经济复苏提供资金。但我觉得日本经济增长的复苏是能够实现的，但前提是成功地解决结构问题。

　　《财经界》：除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增长较快的国家这外，世界经济还有没有其他的亮点？

　　斯特恩：在拉美地区，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如果能够成功复苏，也会对世界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给巴西政府提供足够的帮助。如果看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俄罗斯是一个最大的经济，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政府比20世纪90年代更加注重投资环境的改善。对非洲来讲最大的经济体是南非和尼日利亚，从东亚地区来讲大家也看到韩国也是一个增长动力。所以从全球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有很多令人鼓舞的地方，当然问题也不少。

　　《财经界》：如果伊拉克今年确实会发生战争，会不会破坏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斯特恩：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石油价格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国际信心。

　　如果发生战争，石油的价格将有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从世界对石油需求和供应角度来讲，大家已经预测到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因素，当然前提条件是战争持续时间不太长，这样石油价格只有小幅的上升。从今后几年看，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供应开始强劲恢复，今后会有一段时间石油的价格比前几年还要低一些。因为专家都知道油价越低对经济增长越有利。

　　而国际信心是很难预测的，我们不知道这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不知道恐怖主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要比石油价格预测难得多，但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认为2003年中东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时间应该是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后，而去年9.11发生的时间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放缓。

　　《财经界》：2002年欧元开始流通，它对欧洲经济复苏是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斯特恩：欧元的出现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为欧元的汇率已经确立很长时间了，我觉得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一货币对人们来讲有一个心理上的趋同因素。当然欧元的出现会进一步改善跨境的投资，但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么大地区每个国家都使用统一货币所面临的挑战。因为欧盟国家采用的是一个利率标准，但由于每个国家透明程度不一样，实际利率标准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这个原因，从欧盟货币联盟角度看，它会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根据各个国家不同通货膨胀率标准和物价的不同采取一些措施。

　　《财经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究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有多大？

　　斯特恩：美国经济确实占了世界经济很大的比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的增长要先于欧洲和日本。从今后两三年增长的角度来看仍然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当然中国也会越来越多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是无庸置疑的，这对东南亚地区来讲十分重要的。

　　《财经界》：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世界的投资都被中国吸引过来，因此中国是造成世界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斯特恩：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利的。在世界经济20世纪90年代已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一直是需求和供应的重要来源。如果我们回顾过去50年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贸易和国外投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中国进行的投资继续增加。当然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能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