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社会断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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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1月08日 11:17 中国经济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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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鲜堂 当刘晓庆光偷漏税就达一千多万元的时候，某些中国农民甚至连孩子一百多块钱的书本费都拿不出来。当北京贡院6号的达官贵人们在一只小狗的脖子上套上数十万元的项链时，有的人恐怕连一条皮带都买不起。 这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有个外国人在走出灯红酒绿的城市进而来到黑灯瞎火的乡村时，他把中国定义成一个“欧洲和非洲的共同体”。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种极度的两极分化造成的悬殊更多的源于收入分配的不公。 经济学用基尼系数来表述这一悬殊。而据国内外的统计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 经济学家钟伟用“销金铄骨”一词来描述这种社会不公。他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20几年来中国经济体上不幸留下了什么毒瘤的话，那么腐败和收入不公无疑就是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两个。在他看来，对收入不公的关注也并非意味着贫困者天然地就拥有仇恨财富的权利，而是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定势，当收入不公和腐败孳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其对社会稳定的杀伤力随时可能喷发出来。 收入差距有多大 胡鞍钢教授是个善于递“折子”的学者，他经常就一些敏感问题提出建议。他在与本报记者的对话中就收入差距给出的结论是：十年间，居民储蓄额增长了十倍，不足10%的人口拥有50%的储蓄和现金，高低收入户收入相差甚大。他分析说，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距为4.1倍，到2000年扩大为5.7倍，前者增加了4140.1元，后者仅增加了107.9元，前者为后者的38倍。 2001年度《福布斯》排名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而另外一个让人难过的景象是：2000年度，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6省区的年纯收入为1464元。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 工资外收入差距过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专家苏海南、徐振斌曾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他们认为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 据两位专家分析，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分，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1999年，按16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4.50倍。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农民完全处于劣势 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温家宝副总理，在“十六大”刚一结束，就翻山越岭到贫困的贵州、山西，实地走访穷苦的山区农户。当他冒着严寒盘腿坐在山西农家的土炕上仔细询问农户的收入时，我们不难猜测：下一届政府将会付出更大的精力来设法解决农民越来越“弱势”的困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被排在十大阶层的第九位，只比最低一个阶层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好一点。该院社会学所的学者樊平说，阶层冲突加剧，是中国“未来10年头疼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指出，现在一个城市人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农村人的3.8倍，而且，分化程度还在加剧。但是，要消除分化问题，并非易事。“农民完全处于劣势。”樊平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农民正在流失所有一切：农产品贱价，劳动成果流失；种地不赚钱，土地流失；转到城里打工，却又下岗；劳动力往城里流，农村的钱也往城里流；极少数优秀的、能上学的或能做生意的，也流失到城市去；最后，连美女也流失——农村年轻的少女都流到城市谋生。 在贫富悬殊的印度，有样独特的东西，叫做“黑夜政治”：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你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你擦鞋的下人。 樊平说：“他们破坏富人，是寻求发泄，弥补受损的尊严。” 应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 胡鞍钢认为，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机制。但目前，城镇居民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额税率不仅低于名义税率，而且还低于农民的税率。20%的城镇最高收入和高收入户实际税率不足0.6%。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与利息所得税占了大头，个体经营、劳务报酬等应交税所占比例较小。其中北京、上海个人所得税90%以上来自工薪所得税。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非工薪高收入者应交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足额收上来。因此，只有加强对高收入者和私营企业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才有可能调节居民贫富收入差距。胡鞍钢说，对现代政府而言，其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强制性的税收手段，实行收入分配与再分配。 重在调整劳动比价 也有专家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劳动比价关系有问题。例如，在歌曲创作中，一首歌词的报酬一般只有十几元，谱曲也是这个数，而一位歌手演唱一首歌就可得几万元，甚至更多。这就是属于对劳动成果的价值认定不合理。大量的生产厂家其利润都比流通行业要差得多。究竟是谁在创造社会财富？或者说谁付出的劳动质量和数量更高？这就是分配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机会不均的问题。同样是司机，开公共汽车的与开出租汽车的收入相差近10倍，但这种差别是人为的，这种分工也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拉开收入差别，若要公平，首先必须是机会均等。哪个行业收入高，其就职人员必须由竞争中来。没有公平竞争，自然大家就不服气。也不是说非得复杂劳动者的收入比简单劳动者高。就业应当是一个市场，供过于求，收入就会降低，求大于供，收入就该高些。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行业收入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劳动者又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既然这个职业不是他自愿选择的，那么在收入上他自然就有理由攀比，小商小贩赚大钱，尽管大家有意见，但很少有人与之攀比。为什么？你眼红，干吗不辞职当个体户去？他没有那个能耐，没有那个勇气，也吃不了那个苦，收入少些也就认了。 看来，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并不是单纯靠征调节税就能奏效的。他月收入上千元，交几十块钱的调节税，还是比一般职工高出许多倍。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是调整劳动比价关系，对各种劳动价值的认定要合理化。怎样才能合理化？应当由市场去解决，这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实行就业竞争。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来决定他们的收入多寡。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16大报告破天荒地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在北京大学研究员赵晓看来是“固本培源，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取向。 那么，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呢？赵晓以为，最关键的是，保护私人产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公共教育。 中国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是中等收入者，或者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可以称得上是中产阶级？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其中有48.5%的被调查户家庭财产在15万元—30万元之间。如果以后者为“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话，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大约超过2亿，占全社会人口的的18%左右。如果今后20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则2020年后约可达到38%——这将是未来全面小康社会结构的远景。 这一远景的实现，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护私人产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公共教育。只有保护私人产权，才能防范权贵和权力资本侵吞百姓，穷人才有上升的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才有成长的空间。只有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保证财富只有通过创造而获得，而不是通过剥夺他人而肥一己之私。只有发展公共教育，才能消除因教育不平等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使得人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爱泼冷水的赵晓不无忧虑的说：繁荣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财富鸿沟却可以让整个社会断裂。他引用马迪厄的话说：“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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