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创富时代的政企关系

　　中共十六大之后，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政者，都对温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关切，人们希望，我们公认的民营经济先行者，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创富时代写下最富有说服力的注脚，并且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这固然是温州乃至浙江最大的优势，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为它们以体制创新赢得了过去20余年，也必须以更多的创新赢得未来。

　　再造顺应于这个新时代的新型政企关系，即是摆在温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盘待破之局。

　　去年长沙远大搬迁的消息在长沙乃至全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当然不乏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业界更为关注的是由此凸显的转型期的政企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大企业外迁在温州已经不是个案。不少知名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了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然而，温州企业的外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从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话语之中，我们甚至还听出了乐见其成的意思。当然，钱市长也提醒企业，不要脱离企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

　　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勃兴，更多地得益于民间的创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过温州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谈及政府，人们常常有一种政府“无为”甚至“无能”的感觉。然而谁都承认，正是政府的这种看似“无为”甚至“无能”的状态，才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潜藏于温州民间的创造财富的冲动，才使得那些创造财富的源泉没有阻碍地充分涌流了出来。

　　看似“弱势”的政府格局使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板，也使浙江经济一马当先，长期保持了全国第一的增长率。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温州的“弱势”政府格局从一开始就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则未免失之偏颇。毋宁相信，温州的为政者只是顺应了民间的意愿，在尚不知该如何面对新兴的民营经济时，在势不可挡的民间创富热情奔涌而来之时，采取了一种宁愿一放的姿态。而且，期间政策的反复确实也使成长中的温州民营经济历经磨难。温州2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寻找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定位的历程。正如温州民营企业正面临二次创业一样，政府寻找定位的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温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对创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考验。

　　如果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温州过去20年政企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民营经济也在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良多。那么面对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左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导力量，甚至开始影响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否还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势”地位，对为政者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正因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因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有重新把民营经济纳入体制内管理的苗头，以当初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民营企业有回潮之势。为民营经济设定发展计划和目标，几乎成为一些地方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为例，政府部门在建立证券强省、大省的目标驱动下，虽然没有明确的干预，但却不乏将政府目标作为企业目标，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动的冲动。

　　温州乃至浙江过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发优势，更多地得益于体制创新。这种创新固然承袭了浙江的重商传统，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没。对于新生的民营经济来说，政府不盲目越位为市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是温州乃至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带给中国经济的宝贵财富。

　　已经没有人怀疑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很容易从过去的旁观者一跃而变为热心的扶助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适当地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试图左右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成为一些为政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然而，在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面临未曾经历的转型。如果政府在这样的变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顺应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而对自身做全面的审视和及时的调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将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作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这是对温州乃至浙江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先发优势，保持以民为本的经济活力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