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文静
引言：如果没有鸿海精密，英特尔出品的任何一款CPU都无法插到电脑主板上；同样，新生产出的通讯零件如果戴尔不用，就会很惨，但如果广达不用，戴尔也没办法。这是经过20年发展之后，台湾电子制造企业引以为豪的成绩，就如他们的企业家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新产品出来，第一优先都要到台湾来跟台湾确认，台湾已经有不少企业有这种分量了。
台湾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分量。
IBM、戴尔、NIKON……，几乎我们所熟知所有著名电子产品都有台湾企业在插手。从90年代台商逐渐离开马来西亚，转而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开始，台湾企业与媒体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在规划中国与世界大厂之间关键连接者的形象。以我们这些资源提供者看来，台商在外面人头多、路子广，从80年代微软、英特尔扶持台湾开始，台企与一大批世界大厂建立了稳定的供应圈，并且经历了20年的考验。而对于有需要台企贴牌生产的世界大厂而言，提倡儒家文化且通晓国际规则的台商已经与祖国大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良好的共存圈，而且更多的台商选择定居融入在地生活，也降低了经营的风险。因而，世界大厂——台商——生产地，围绕台商的代工生产，形成了流通链中更大的台湾企业圈。
两年前，台湾的代工产值已经占到台湾硬件总产值的70%，约160亿美元。到今年，统计数字显示，台湾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基地。它的IT产业扩张到从配件到整机，从芯片到主板，从鼠标到手机一切代工领域。现在全球24.5%的台式电脑，52.5%的笔记本电脑，53.7%的监视器，70.2%的主板，92.5%的显示器，62%的芯片组，都出自台湾。即使是在内地IT制造业的255亿美元产值当中，也有约72%是来自台商创造，这是一笔意味着185亿美元的巨大财富。而且，2002年祖国大陆对台湾巨额贸易顺差中又有多少是来自代工产品由大陆工厂返回台湾总部？
台湾的代工业其实是从美国人的工业废墟上发展起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是半导体兴起的时代。美国的一些半导体大公司利用台湾低廉的劳动力和地价把代工合作的生产形式带到台湾岛内。美国公司负责产品的设计、销售；在台湾的公司负责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美国公司的设计。于是，围绕这些大的上游企业，一批半导体制造企业相继诞生。但是，美国公司赚足了钱以后却卖掉地皮，撤出资本，台湾不得不接受一大批技术力量和代工企业家。可是，生产订单是代工企业的生命线，再加上它们拥有的只是制造场地和器具，却缺乏设计开发能力，没有上游企业，这些技工和工厂无异于一堆工业垃圾。
这种先天缺钙的半导体制造格局，无疑成了摆在台湾面前的一个巨大鸡肋。想利用这批力量自主开发设计却困于岛内资源有限。研制半导体芯片需要大量的人才投入，而且这个行业的技术淘汰速度极快。排除设计开发问题，还涉及到半导体制造厂的建构与升级问题。岛内人才缺乏和资金不足成为制约台湾自主搭建高科技产业的瓶颈。此外，岛内没有一个足够大的本土市场作为自有产品的支撑也成为主要的制约力量。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当时显然不具备走美国高科技产业之路的基本条件。可是放弃也做不到，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造业平台，而且岛内有相当一批企业家就来自于这儿。
如何抉择？台湾选择“两条腿”走路。
除保留研究所手中的科研部分，将制造部分下放到民间。1980年综合岛内已有制造业资源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气侯，政府斥资创办了新竹工业园，并亲自出马支持大家来新竹工业园投资高科技产业。来自政府的支持还直接表现为资金、政策的特别倾斜。从1983年起投资24亿美元，搞起了风险资本，奖励风险投资，将各种资金逐渐吸引到科技和战略性产业。台湾的第一家电子制造公司——联电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首先入驻的。
很快，政府支持的一系列隐性的好处得到显现。首先是为岛内科技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氛围。民间资本对于政治的嗅觉似乎格外敏捷，立刻发觉到这种倾斜。岛内产生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上市前股票市场。一些未上市的高科技股可以在这个市场完全自由流动，迅速、及时地吸纳民间资本，无须等到上市。这一资本运作模式，被很多经济分析者称好。可是，表面上这种奇特的股票市场源于民间独创，甚至可以被理解为资本强大的增殖欲望的驱动，但是它的背后实质上有一只政策指向的手。经济的逻辑往往这么怪异：它与政治似乎泾渭分明，却又总与政治形影不离。
除了来自政府的能量之外，台湾新竹的崛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抓住了硅谷转型的机遇。当硅谷渐渐成为寸土寸金之地，生产成本逐渐增高时，台湾建立一个在政策、税收以及产业配套上极有优势的工业园区，对国际大企业是股强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把生产制造转移过来，或者把产品委托给他们代为生产加工。于是台湾出现一大批集成电路生产型企业。一个适宜代工制造发展的巨大平台在台湾渐渐搭成。在这个平台上不仅诞生了台湾著名的半导体制造企业台积电、联电等，而且正是在半导体代工制造所积累的经验、实力的基础之上才有了今天敢叫天下IT业抖一抖的世界IT代工基地。
岛内良好的投资环境很快对大批在美国硅谷“镀金”的科技精英形成巨大的回吸力，大批拥有技术和抱负的科技人才、创业者返回岛内。他们对台湾经济的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批知识精英的回流就不会有后来台湾经济的急速腾飞。当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制造业站在美国人打下的平台上，前有台湾政府开道、后有地下钱庄“供粮”时，已经到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时刻，它缺乏的是激活产业运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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