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商大群聚：竞争力--代工到底

　　撰文/张文静

　　50万台商云集内地，两千台企驻扎苏州。一个并非刻意形成的圈子正对全球的高科技产业产生着巨大影响。因而我们必须正视一些问题。

　　代工之王的权杖

　　台湾经济是靠代工经济起家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全球的代工基地和IT代工之王。依靠这个代工之王的权杖，台湾制造业“制造”了几乎所有的世界IT品牌。目前，全球销售的电脑显示器中，每两台中就有一台是台湾制造的；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便携式电脑，三分之二的电脑主机版来自台湾；台湾生产的鼠标、键盘占全世界市场的五分之三以上。台湾每年在信息技术工业的投资，比整个欧洲在这个领域的投资还要多。那么，究竟是什么给了台湾代工制造业这么大的能量？代工之王的那根权仗的魔力来自哪里？

　　所谓代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指的是公司受委托为其它公司生产产品，不使用本公司的品牌，也不负责产品销售，仅仅为委托公司加工生产，或完全按委托公司设计和工艺要求生产，称OEM。一种是按委托公司要求由公司设计并生产，但是同样不使用本公司的品牌，也不负责产品销售，称ODM。这种经营形态的生存关键在于大量的定单。代工企业的效益是与企业的生产规模成正比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上游企业是下游企业的生命线。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代工”在经验上被理解为一种寄生经济形态，属于制造梯队中技术含量低的简单操作层面。但是，台湾的代工生产远比一般人的想象复杂的多。

　　代工制造的生存哲学总结起来是便宜、便宜、再便宜。所以代工经济的核心在于生产成本的有效降低。这里强调“有效”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成本绝对值的降低，而是性能价格比的最优。台湾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成本工程不是狭隘的、单个企业的逻辑，而是整个岛内的代工制造产业捆绑在一起共同推进“降价”工程。

　　以台湾的IT代工制造产业为例。整个产业结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分工越来越细。精细的分工一方面降低了IT制造业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有助于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例如，现在已经坐上台湾代工制造业头把交椅的鸿海精密，成立之初生产的仅仅是电脑外接电源的插头。分工细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已经将一台技术含量高、制造技艺精巧的电脑整机分拆为一个螺丝钉或者是一个集成电路，一个按照统一模具压制的外壳甚至只是一片需要镀膜的玻璃。于是，属于高科技制造业的电脑整机制造在台湾商人的分工技巧之下变成了和传统制造业差不多的生产过程。

　　但是，这种精细到极至的分工生产与代工经营有一个最大的矛盾。如果参与分工制造的企业将利润视野是局限在整个生产链中，那么分工的细化也意味着利润的细分。就好比一锅粥1个人吃与一锅粥10个人吃一样。正是因为这一笔帐，许多从事代工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分工进行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他们的制造成本无法持续降低。

　　可是台湾商人算了另一笔帐。两家分工合作的企业由于分工提高了各自的生产率，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成本。当他们形成合作关系时，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要比其他企业高。于是，在全球电脑制造市场上获得的份额变大，他们可以从自己的生产链之外获取更多的利润。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入，台湾代工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也会继续提高，而且这种提高往往不是等距离的，而是递进式的。也就是说分工越细，整个台湾代工制造也从国际市场上获取的份额将跳跃式的增长。最后，整个台湾代工制造业通过侵占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整个行业的利润持续上升，产业组合内的各个企业共同获利。

　　尽管上面的分析是一个经过简化的过程，但是它使我们很容易就从复杂的台湾代工经营模式中发现问题的症结。他们的整个行业发展思路是宏观的、集体性的。这些现代铁木真盯着的不是“自家锅里的饭”，而是别人锅里的饭。在文化研究学者或者是人类学者那里有这样一个共识：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危险的。台湾代工商人的“成本工程”恰恰显示了类似的商业智慧：任何狭隘的经营观念也是同样危险的。

　　当然在微观层面上，处于产业垂直分工中同一层面的企业之间绝对是一种“自我”视野。上游的企业在寻找合作伙伴时会选择质优价廉的下游企业。所以各个企业必须做到同行之中的最好，才能够进入到整个代工生产的产业链中。而一旦这个企业达到同行中的最好后，它就会走向产业升级，进入上一分工层次的竞争体系中，如此循环，以至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滚动升级和全行业世界竞争力的增强。

　　鸿海精密从生产插座升级到生产主板等电脑核心部件，代工范围也从最初的唯一拓展到电脑的各个组件以致整机就是典型的例子。最近甚至有报道显示，鸿海有心利用自己完善的代工制造体系进入汽车代工行业。至于台湾IT制造业的新秀明基集团似乎走得更远。最初，它只是宏碁集团中为宏碁电脑生产个人电脑以及一些零组件的子公司。1991年李焜耀入主明基，将明基转型为面对全行业的电脑零部件供应商。1995年开始进入通讯制造业并发展为台湾第一大手机制造厂。1998年，明基在宏碁集团内升级为集团内一级子集团。2000年底在宏碁的第三次再造工程中干脆脱离母体独立，并且走上品牌经营的发展道路。

　　通过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台湾代工制造业的整个经营模式已经得到了清晰的展现，这种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分工合作”的简单逻辑中，最具特色的反而是台湾企业独特的“集体”观念。

　　但是，台湾代工企业这种令世界商界叹为观止的分工能力和合作模式也存在弊端。由于单个企业只是在整个生产链中占据一环或者一小段，所以企业的生产和战略转移对于自己的上下游企业存在着很大的依耐性。这种依耐性使得台湾资本在转移的过程中单个企业的战略决策往往变成涉及一串企业的连动现象。例如，当明基电通来到苏州以后，为明基代工制造的均强机械，新航发泡，星厚电子等十余家配套企业也来到了明基电通周围。此外，宏泰精密机械、光达光学电子、优技电脑、广泰精密冲压等企业也随着上游客户明基、力捷公司的内迁很快落户苏州。可以说，只要台湾的代工制造模式不变，台湾企业的转移就存在形成“群聚现象”的可能。

　　独特的资源整合

　　理解台湾企业在大陆投资布局的群聚现象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国内地市场独特的开放模式。宏碁的掌门人施振荣曾经在谈到宏碁系到内地投资的问题时指出，内地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尽管它越来越开放，但是比起已经成熟的欧美市场而言它还是封闭的，所以台湾企业要进入到这个市场就必须到内地来设厂生产。而内地市场开放的独特性具体的表现就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开放中的政府行为与地方优惠政策。

　　中国内地市场的开放是起源于14个沿海开发区的。作为试点这14个开发区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享受了大部分内地市场所没有的优惠政策和经济自主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的崛起。从一定意义上讲，深圳完全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到1992年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到长江三角洲时，“特区模式”也被复制到长江沿线：上海等地拥有了中西部地区所没有的政策优势。

　　这种脱胎于“特区经验”开发模式决定了内地市场开放的模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的直接开放，而是通过政府规划的特定的招商引资区域吸引外商进入内地市场。所谓的苏州、上海、昆山、吴江等地的政策优势实质是当地的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当地政府对开发区的扶持行为。

　　台商企业在内地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江苏昆山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农业县。1985年昆山市政府就冒着政治风险模仿沿海开放城市的模式建立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偷偷”模仿执行国家级开发区的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入驻。昆山市政府首先通过政府行政行为批租2万亩土地换得2亿元资金作为开发区启动经费，然后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派人常住上海，及时招商引资以及聘请、引进专家技术人才。在政府的直接扶持之下，一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特定的区域内很快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跨越。当90年代初台湾代工企业来到长江三角洲考察时，面对同等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的工业基础成为独特的竞争力，这个政府一手创办的开发区变成了台商在昆山聚集的天然平台。

　　1992年昆山正式被批准为全国第一家县级市开发区。昆山市政府开始站到前台支持自己一手创办的开发区。1992年，昆山招商引资团在上海一家宾馆，听说捷安特在上海与上海凤凰车厂已谈了8个月，但依旧没有最后的结果。得悉此消息后，招商团当即设法找到了捷安特的谈判代表，并将他们请到了昆山。当天，昆山市市长接见了他们，并召集来了土地、税务、外经委等14个相关的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台商深受感动，一个星期以后，捷安特办妥了落户昆山的全部手续。目前，台湾排名前100位的大企业中已有南亚塑胶、鸿海电子、正新橡胶、统一食品等15家在昆山投资创办了53个项目；台湾上市公司中的捷安特自行車、樱花厨卫、耀宁电子等31家企业在这里投资了46个项目。其中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有26个，超过1亿美元的4个。2001年，昆山市的GDP总量已经达到232亿元，财政收入超过30亿元，人均GDP4670美元。

　　除昆山之外，苏州也是一个典型例子。1992年苏州只有新加坡政府投资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1993年，苏州政府利用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投资兴建了苏州新区。由于是政府工程，新区得到了土地部门和税收部门的配套政策，新区在地价和税收上拥有苏州工业园区所没有的地方性优惠政策。除此之外，苏州政府作为新区的投资方和规划者还主动简化行政流程、整合地方政策资源为外资落户本地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和优惠。这些优势将大大降低台湾企业在大陆投资的生产成本和政治成本。所以，与其说是明基在一片农田中发现了苏州，不如说是苏州的政策牵引力将明基拉到了当时可谓一无所有的“苏州新区”。

　　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属于台湾企业在长江流域的投资热点的地方都有这种政府规划的“经济特区”，例如上海浦东新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这种政府直接参与的开放模式，使得这种政策优势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更高的实惠性。当台湾企业进入内地投资办厂时必然会在这种“优惠政策”的牵引力下集中到设定的区域。当初明基落户苏州新区以后，明基的下游企业也随之而动。现在距离明基苏州厂半小时车程的吴江县已经形成了由明基的三十多家协作企业组成的完整的代工群落。随着这个代工群落的建立和日渐完善，农田已经变成了适应台湾企业发展代工经济和进军大陆市场的平台，明基的上游企业和客户也顺理成章地来到苏州附近。

　　内地市场非平衡性的、局部性的政策优势再加上台湾企业本身的聚集趋势使得台湾企业在内地的集中现象尤为明显。台湾企业一直在进行的“本土化”努力，很多情况下是单个企业在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模式、企业人力资源上向内地市场的主动融合。对于整个台湾企业群落而言，他们仍然维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排他性。事实上，无论是在苏州还是在东莞的台资企业群落血统是很单纯的，基本上是台湾企业之间“近亲结婚”，内地的企业很少可以进入其中的。这些台资企业不仅在产业链上自成体系，而且随之催生了相关产业的聚集。例如在台湾企业最早聚集的东莞一带，旅游业、餐饮、房地产、教育等相关服务产业以及金融、保险、中介等诸多领域开始围绕已经成熟的台湾制造企业群扎根内地市场。据报道，2002年上半年，保险、金融、医疗、教育等第三产业成为台商投资广州的新热点。可见，“台湾圈”现象其实是台湾代工经济模式与内地市场开放模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尽管群聚现象的产生绝不是如此简单的过程，但是核心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上两个方面。

　　完成内地的新布局

　　台湾企业在内地市场以群聚的模式完成了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的区位转移和从外销国际市场到内销大陆市场的战略转移。现在台湾资本又开始呈现出北上津京的趋势。这股存在于大陆市场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与它所存在的市场之间究竟是甚么关系？台湾代工模式对内地经济的意义何在？

　　从1985年首家台资企业进入珠江三角洲开始，台湾的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向内地的转移。出自于试探性的投资很快变成台湾制造业投资内地的第一股浪潮。尽管当时的投资，主要是来料加工型，投资规模极小，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奠定了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制造基础。现在，世界电脑及相关资讯产品的制造中心已经完全由台湾转移到内地的华南地区。从电脑主机板、扫描仪、显示器到鼠标、电脑外壳等在内的台湾生产企业慢慢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内地，仅东莞一地的电脑制造产业就足以影响全球70%的电脑市场。

　　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投资热潮仍然集中在制造业，但是投资的热点转移到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现在以信息技术、精密仪器、现代纺织等为产业重点的数个上海台商工业园区已经分别成立。不久第三波投资热也在长江三角洲暴发，这一次的主角是台湾高科技制造产业，转移的热点主要在沪宁高速公路一带。由于目标在于内地市场，这次的台湾制造业内移比前两次的规模都要大，往往是整个企业体系或者一个生产链的联动转移。例如原宏碁系首先是明基的代工制造工厂来到苏州，既而整个制造产业开始转移到大陆：宏碁科技负责自有品牌的销售，明基集团的苏州厂负责生产计算机周边产品，广东中山的制造厂负责主机板及组装。与此同时，宏碁系的配套企业也相继跟进，在明基工业园周围布局。

　　通过这种转移过程，台湾企业将自己的经验一步步复制到了内地。而相对独立的台商经济圈使得这种复制得以有效地进行。内地的部分制造业尤其是新型的IT制造业通过台湾高科技企业的快速自我复制得以堆砌起所谓的内地高科技城堡和比较完善的制造平台。结果是东莞借台湾企业之势融入到世界IT制造体系中；长江三角洲在短短的10年内，搭乘时间的飞行器，快速穿越台湾30年由工业提升到高科技产业的时光隧道直接跳到科技产业。

　　台湾《天下》杂志曾对2001年4月以前的台湾制造业内移做过一份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台湾制造业46.81%的企业已经转移到内地。而台湾“咨询市场情报中心”则综合分析了近几年台湾电子、咨询业的转移情况。1995年台湾的电子、咨询产业72%的产品是在台湾生产，但是到2000年已经减少到53%。相反，同期在内地生产的比率由14%急剧增加到32%，5年內增加20个百分点。现在，内地已经形成了北以因特网技术和软件开发为主的中关村，南以深圳、东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电脑生产基地的资讯产业发展格局。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热点之一就是中国内地是否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台湾之后的新的世界制造工厂。

　　相应的台湾企业的制造部分在内地的积聚使得台湾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产业升级和分工的细化。可以说，台湾代工经济的分工合作模式已经随着台湾企业投资大陆的步伐也渗透到两岸的经济关系中。两岸经济角色在台资企业的群居现象中得以划分，一种“台湾研发、内地制造”的大分工格局渐渐形成。

　　尽管内地已经具有了完整的科研体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内地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缺乏资金和高级管理人才。再加上台湾政府对高科技产业内移的政策限制，所以台湾企业往往是将制造工厂以及代工制造管理模式搬到内地，却将自己的研发基地留在台湾。例如，首先进入到苏州地区的原宏碁系将本身的“价值实验室”地位在未来1到两年的短期应用研究。同时又在台湾龙潭渴望园开设了研发中心，吸引国外先进的研究计划入驻，主要从事长期研发计划。除此之外明基、广达、仁宝等台湾重量级企业也在岛内成立了先进的研发中心。据台湾《工商时报》对台湾上市、上柜公司的问卷调查显示，台湾产业普遍看重台湾作为先进研发中心的实力。

　　除此之外，台湾资本在大陆各地的迁徙中，由于群聚，强化了一种产业布局的地域分工态势。

　　从总体上讲，珠江三角洲集中的主要是台湾的传统代工制造业以及电脑资讯业的配套加工环节。台资企业超过300家的厚街镇以台资制鞋企业为主，清溪镇主要生产电脑周边设备为主，虎门镇聚集着电线电缆业。大岭山的台企以生产中高档家具闻名。以电子工业为发展龙头的石碣镇主要的电子产品却是电源供应器、碎纸机、变压器等低附加值电子产品以及电脑键盘、扫描仪、鼠标器、电脑配件连接器、电脑光盘驱动器、电脑显示器等电脑配件。

　　以苏州为核心的沪宁公路一带主要集中的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产业。由于技术含量较高，很多进入苏州地区的台湾企业限于台湾政策限制必须经过第三地的企业间接投资，如明基、仁宝、华硕电脑等企业。据统计这类企业大约占到55%。目前台湾著名的电脑公司大多已在苏州落户。台湾的宏碁、蓝天、伦飞、广志、志合、仁达、台达、大同、全友这些著名的品牌公司，在苏州均设立了相应的电脑企业，有的在苏州已形成了系列企业。如吴江的中达系列有5家企业，大同系列有3家企业，新区的华硕系列有5家企业。至于产品结构主要是生产电脑主板、电脑整机、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扫描仪、手机等，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很快，甚至有一些是刚刚在台湾岛内兴起的高技术产业。最后，在苏州一带布局的台湾企业往往是具有研发中心性质的基地化生产。苏州力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扫描仪生产基地之一，年产扫描仪数量约占世界市场的20%。国巨电子目前年产晶片电阻500亿颗，产量占世界市场总量的27%左右。1997年在苏州新区创建的55万平方米明基科技园集科研、开发、培训、生产为一体，其中的研发中心成为除台湾本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

　　与东莞和苏州仍然属于制造业领域的情况不同。目前上海的主流台资企业正在渐渐远离第二产业，上升为第三产业的角色。统一、顶新、旺旺、华新、汤臣、特力等企业陆续在上海设立营运总部或业务中心表明，今后的上海将是台湾企业的营销与决策中心。伴随着台湾企业将中部和销售部门集中到上海，台湾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将成为投资上海的主要力量。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在上海显露苗头。今后台湾金融业、流通业转移内地的趋势将首先在上海显示出来。目前，台湾彰化银行、世华银行已经在昆山和上海设立了代表处，成为首批进入内地的台湾银行。

　　与上海的情况相类似，北京主要集中了台湾企业在内地的指挥枢纽和科研机构。目前几乎所有的台湾著名IT公司都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或分公司，北京俨然成为台湾IT制造业在内地投资的调度中枢。今年8月中旬，声称将转移到IT服务产业的宏碁集团在掌门人施振荣的率领下，几员大将深入北京频繁活动。与此同时，属于台湾政府限制投资内地的高科技企业之一的台湾芯片制造业巨头台积电，最近派员赴京，对内地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实质性的考察，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接触。种种迹象表明，北京成为台湾新型IT产业和技术领先产业的投资新热点。

　　从两岸的经济角色分工，到台资企业在内地布局的分化，台湾企业似乎具有一种将代工进行到底的能力。这不是调侃之语，而是台湾企业精神的曲线折射。正是这种做到底、做到最好的精神维持了台湾资本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