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碾碎洪湖暴富迷梦

　　

如今已经荒芜的蓝田工业园

　　王芳

　　本报年终专稿《中国经济版图的变迁一个企业与一座城市的命运》之蓝田：湖北洪湖

　　蓝田发迹地——湖北省洪湖市瞿家湾镇，有一条“农民伤心街”，在多雨冰冷的冬季，街边几百户村民都住在漏风漏雨的窝棚里艰难度日。这是蓝田欠下的“孽债”，蓝田倒了 ，可被蓝田诱骗走的土地和房屋却回不来了，被迫搬迁的农民可能永远也拿不到建房费了,村民们不知道还要在这条“伤心街”住多久。

　　蓝田的兴衰深切地镌刻在每一个当地人的脸上，在蓝田主要高管人员被拘传后，洪湖市委原班人马遭到审查；在昔日的经济支柱瞬间坍塌后，洪湖市财税立即吃紧；而当蓝田庞大的产业链条断裂后，7000多名农民则直接变成无班可上无田可种的“下岗者”。

　　掐指算来，蓝田事件已过去近一年，记者站在今天已是空空如也的蓝田城，依然能看到许多昔日辉煌的痕迹，许多“未竟事业”的残骸。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冬季，14万蓝田(现名ST生态)的股民在焦急等待2003年1月7日的到来，那一天蓝田将恢复上市交易。

　　1.3万名瞿家湾人却在拼命躲避蓝田的阴影，为自己的明天忙碌奔波。

　　-蓝田神话：一只鸭子=两台彩电

　　洪湖市瞿家湾镇，是个偏僻落后的穷镇，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是靠水吃水。而蓝田给他们带来了做梦都不敢想的新生活。

　　1993年，瞿兆玉从沈阳“衣锦还乡”创建蓝田(瞿兆玉小名为蓝田)，他利用“农户+公司”的经营方式，将瞿家湾农民的土地、鱼塘和房屋都变成蓝田的资产，而农民则摇身一变成了上班下班的职工。村民陈永林就曾是第一批走进蓝田的工人，他每天坐蓝田环城班车上班，他的工作是在水产养殖场管理饲料，每月有固定工资1000多元，享受医疗保险和住房贷款，俨然一个公司职员的待遇。

　　3年后，一个拥有30多万亩洪湖水面、2700多亩耕地、20000多名职工，包括蓝田工业区、蓝田农业产业基地、饮料厂等20多个项目的蓝田帝国在洪湖岸边诞生了。这就是红极一时的“蓝田模式”。一时间曾是大江南北众多乡镇效仿的榜样。

　　但雄心勃勃的瞿兆玉不可能只蜗居在瞿家湾。1996年6月18日，羽翼日渐丰满的蓝田开始进军资本市场。身披“中国农业产业化大旗”，位居“中国农业第一股”，头戴“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企业”光环，蓝田开始在股市兴风作浪。

　　这家以养殖、旅游和饮料为主的上市公司，一亮相就颠覆了曾经的行业规律和市场真理，神话般的业绩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那些闪亮的数字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从1996年至2000年，年报业绩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达到1.15元，即使在1998年特大洪灾中，每股收益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0.81元。总资产规模，从上市前的2.66亿元发展到2000年末的28.38亿元，增长了10倍。到2001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总额达到54.65亿元，实现利税16.72亿元，“蓝田系”版图则扩张到全国各地的230家企业，资产规模达220亿元。这样的传奇不仅在农业行业内空前绝后，就是在所有高利润行业中也是凤毛麟角。

　　在蓝田成功的路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最经典的是“一只鸭子=两台彩电”的故事。蓝田所产的鸭子品种为“青壳一号”，只吃小鱼和草根，一只鸭子一年产蛋高达300多只(比普通鸭子高出一倍以上)，而且价格奇高(有报道称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0.4元)。瞿兆玉曾骄傲地说，蓝田“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但辉煌的数字和精彩的故事抵挡不住人们怀疑的目光。从1999年开始，狂傲一时的瞿兆玉面临越来越多的指责之声。“一亩鱼塘能养出利润1万元的鱼虾，只见广告不见产品的野莲汁野藕汁能卖出2个亿，21.69亿固定资产都扔在水里不见踪影”，种种怪现象不得不令人联想到造假。

　　蓝田的确不太诚实，1999年10月因“上市曾伪造过政府批文”而遭到证监会处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蓝田，一旦被剥开，越来越多的黑幕令人瞠目结舌。

　　一直为股份公司担保买单的中国蓝田总公司竟是瞿兆玉用来圈钱的工具，瞿兆玉不费吹灰之力用5000万法人股抵押竟把20亿巨额借贷敛入怀中。1999年和2000年，疑问和指责越堆积越强烈了。

　　火山爆发的时候终于到来，点燃导火索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2001年11月，刘姝威在《金融内参》上发表《蓝田之谜》一文，对蓝田的资产结构、现金流情况和偿债能力做了详尽分析，得出结论是蓝田业绩有虚假成分，而业绩神话完全依靠银行贷款，20亿贷款蓝田根本无力偿还。文章一出，蓝田的贷款黑洞公布于众，由此，蓝田赖以生存的资金链条断裂，业绩神话瞬间破灭。

　　同期，中国证监会调查组进驻蓝田进行彻底审查。2002年1月，包括瞿兆玉在内的10名高管人员因经济问题被公安部门拘传，蓝田造假从传闻变事实。

　　蓝田的真面目惨不忍睹，1999年至2001年连续三年业绩“变脸”为亏损，直接被推到退市边缘，2001年前三季度的主营收入从出事前的20亿元一下子跌落到4000万元。

　　由于瞿兆玉等蓝田高管的经济问题尚无定论，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蓝田背后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但从绩优龙头沦为造假高手，瞿兆玉与他的蓝田帝国已经永远地记载在中国证券史的黑榜上。

　　-洪湖的尴尬与蓝田的机遇

　　“环境造就一切”，在洪湖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革命老区，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蓝田神话，能诞生震惊全国的造假大王，的确离不开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洪湖市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都是得天独厚的。境内既有湖北省最大的湖泊一一洪湖(53万亩) ,还有中小湖泊103个,水面51万亩,共有水面45000多公顷(104万亩)。此外，洪湖的耕地面积100万亩,总人口87万,人均拥有耕地量高于湖北省人均1.16亩的水平，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商品棉基地和商品鱼基地。洪湖的旅游资源也毫不逊色，有三国“赤壁之战”旅游点、国家级“白鳍豚自然保护区”等等。可以说，蓝田是在这些自然资源的充分滋养下崛起的。

　　近几年洪湖的经济发展明显滑坡，由于没有大型的有实力的工业企业，而传统产业羽绒加工、贝雕、丝绸制品等小作坊式手工业又缺乏资金支持，洪湖的企业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40至50家锐减至目前的10多家，在岗工人也从10万人减到不足2万人。洪湖的经济地位从湖北省10强县跌落到荆州地区中下游水平。

　　洪湖在行政规划中也地位卑微，尽管归荆州管辖，但洪湖一直自嘲自己不是荆州亲生的，是过继的孩子。一是实际距离上离荆州太远，荆州有些鞭长莫及。二是洪湖一直在“闹独立”，想进入省直辖县行列，令荆州很不满意。这种特殊的关系导致洪湖在争取资金和项目上处于不利位置。

　　如此尴尬局面令洪湖政府很是头痛，急需招商引资激活当地经济，提高自身地位。当地对来洪湖投资的大老板格外宠爱，能攀上有钱的老板成为干部很荣耀的事情，衣锦还乡的瞿兆玉自然会得到更高的待遇和特权。

　　许多当地干部都对洪湖官场特有的裙带关系很是反感，据说，洪湖里河地区的能人较多，擅走官路，颇有经商头脑，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关系中，洪湖政府曾被称为“里河人后院”。而“外来的和尚难念经”，自家人自然关系不一般，许多事情的原则性和政策性就不那么重要了。瞿兆玉就是里河冒出来的大能人，对这种官场环境自然驾轻就熟。

　　-蓝田的造梦与洪湖的角色

　　追溯蓝田的成长经历，人们总能看到洪湖领导的忙碌身影。

　　据说，当年瞿兆玉在沈阳做生意，当时的洪湖市长早早就开上了老瞿慷慨赠送的丰田车。而当瞿兆玉重归故里建设家乡时，市长大笔一挥将1300亩土地白送给老瞿。同时在向农民征地时，市委和镇上领导充当了“劝说员”。瞿家湾村民们还清晰记得，领导为做通工作，亲自帮助他们收割油菜。

　　1996年蓝田面临上市的关键时期，市委领导充当了“上市先锋官”，一位干部回忆说，“那时他们基本上都在北京跑官”。

　　而当蓝田羽翼丰满时，瞿兆玉的心思已经飞出了小小的洪湖，在1999年之后，瞿兆玉基本在北京办公，只是过年回家看看，蓝田董事长的位子交给了弟弟保田。洪湖政府特别担心蓝田会飞出洪湖，所以越发对蓝田对老瞿尊敬，当时的新市长曾对市委常委说过，“老瞿神通广大而且豪爽义气，我们只要照顾好蓝田，肯定没错”。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当蓝田初具规模时，屡屡从股市上圈来大笔大笔的真金白银，很让一些无力上市的兄弟企业眼红。于是，有企业向政府建议，蓝田能不能扶植一些相关的老产业，比如羽绒服厂、羽毛扇及贝雕等工艺品厂，这样既救活了老企业，也可丰富蓝田的产业内容，而政府方面也有意依靠蓝田带动洪湖整体经济的战略。可当一位副市长兴致勃勃地向蓝田提出此设想时，瞿兆玉不在家，不懂经营的保田一口回绝了市委的建议。政府不仅对蓝田没有任何怨言，还派几位负责人亲赴老企业做工作。一位负责企业管理的干部告诉记者，“本来是全市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就因保田的狂妄无知，而被全部打乱了”。

　　蓝田在1998年之后开始盲目投资和恶意借贷，政府又充当了包庇者和纵容者。

　　在蓝田要上50吨的啤酒项目时，洪湖政府竭尽全力“顶风”违规。由于湖北金龙泉啤酒已经占据了地方市场，按省行业规划，不应再盲目重复啤酒生产。为此，金龙泉与蓝田还对簿公堂，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而在当地政府眼里，蓝田要上马啤酒项目，必须为其拿下审批权。于是，洪湖市委与荆州市委兵分两路协调加公关，一路去省里“磨”审批，通过缩小规模，分批生产的“曲线救国”思路最终搞定。一路则去金龙泉，以政府名义去法院做澄清，结果“镇压”了这场官司。

　　在瞿兆玉与农业部靠上关系后，对证券市场开始失去兴趣，由于几次配股遭到拒绝，瞿兆玉便将目光转向银行。当数额惊人的贷款从四面八方聚集洪湖时，曾经有干部提醒有关领导，如此无节制地借贷会有断裂危险，但领导还是力排众议，最终顺从了瞿兆玉的“伟大构想”。

　　鼎盛时期的蓝田像被宠坏的孩子，傲慢无理，经常得罪人。而政府官员则充当了蓝田的“前台和后勤”。由于蓝田的名气招徕太多的慕名者和参观者，但蓝田高层人士基本不出面，主要由瞿家湾镇领导以及洪湖市委出面接待。曾经一次，中科院组织的“洪湖行”考察组来到蓝田，几位院士对大湖开发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议，并对蓝田模式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以保田为主的董事会根本就充耳不闻，“他们懂什么，不过纸上谈兵”，将院士拒之门外。

　　在这里，人们看不到政府调控管理的影子，看不到蓝田与洪湖经济整体规划的关系。当地干部对政府与蓝田的暧昧关系早有不满，“政府把蓝田当成摇钱树，当成升官业绩，而蓝田我行我素，仅把政府当成拿钱办事的勤务兵，双方倒是皆大欢喜，可正常的关系被打乱后，政府与企业的正常功能也完全混乱了”。

　　-蓝田的倒掉与洪湖的伤痛

　　蓝田出事后，洪湖市委领导被三座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一是上级领导的层层调查直接影响着乌纱帽，已经有相关干部被双规；二是日益恶化的洪湖经济状况，蓝田的垮台使得全市税收一下子锐减1/5，蓝田兴盛时每年能上缴3000万元税收，垮掉后，洪湖市的财务状况立刻捉襟见肘；第三是突然冒出的上千名失业工人和从蓝田撤出的几百名机关干部，如何安置令市委头痛欲裂。

　　而致命之痛是洪湖失去了一块金字招牌，其中的无形损失难以估算。一位在洪湖市负责招商引资的干部对记者讲，洪湖经济基础较差，由于传统产业整体不景气，目前有2万企业职工面临下岗再就业。有蓝田的时候，借其东风招来了上海和湖南及台湾等地的投资项目，一度还相当红火，在1999年至2000年期间，仅仅外来的企业就安置了当地3000多名下岗职工，这对就业压力极大的洪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蓝田的倒下也将这一切化为乌有。这位干部告诉记者，“蓝田一出事，企业都吓跑了，连洪湖当地人都跑到邻近的仙桃市做生意去了”。

　　而瞿家湾在蓝田倒下后便彻底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土地纠纷、产权纠纷等矛盾都相继爆发了。由于原有的田地和鱼池格局全被打乱了，再度分配无法令农民满意。去年，全镇干部几乎每天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但这时的工作难度要远远大于征地时期，受到利益伤害的农民随时都在发泄着自己的不满，一段时间，镇政府的玻璃经常被砸，偷盗事件时有发生，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这些负面影响也许会慢慢抹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无法抹去的。在蓝田的悲喜剧中，洪湖与蓝田就像一对命运多舛的母子，一直相依为命。大幕落下，许多情节历历在目，许多疑惑却难以释怀。

　　有人总结，蓝田的悲剧缘于瞿兆玉的三大错误决定。一是盲目扩张大兴土木，没有继续投资农业产业；二是在1999年将蓝田交给弟弟保田掌管，不懂经营素质不高的保田把蓝田毁了；三是瞿兆玉过于相信自己的买官能力，自认为靠贿赂银行，买通上面就能高枕无忧。

　　但毕竟蓝田是当地的企业，毕竟农业产业化的大旗是政府所赐，况且在政府与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暧昧关系中，孰对孰错能否划分清晰呢？

　　记者在荆州和洪湖采访政府有关领导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蓝田的衰落，是农业产业化的错误，是政府引导的错误，还是瞿兆玉个人的错误。但似乎这种问题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洪湖悲剧：政府究竟该干什么

　　　在“蓝田事件”后，有关部门总结了一些失败教训，他们意识到农业产业化模式不能“抢”走农民的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蓝田与农民是宽松的合同关系，就不会破坏原有的土地格局，事后处理也比较容易。

　　在农业产业化的招牌下，蓝田从证券市场上圈钱越来越容易，但瞿兆玉并没有把钱继续投入到农业产业基地上，先是大兴土木，建设蓝田城，继而疯狂上马新项目，仅仅一年时间，蓝田就冒出荷叶茶、矿泉水、野莲汁、野藕汁、银杏茶、啤酒、色拉油等等新产品，但这些根本没达到产生利润的规模，仅仅是出现了一个个新概念。如果在蓝田扩张中，政府能及时调控和引导，也不至于留下如此难收拾的烂摊子。

　　在瞿家湾有着不合时宜的“富贵病”，蓝田帮助拆迁建房，修建二级公路，建医院，建福利院，修电话插转台，在交通和通信方面起码进步了20年，可这些最终令农民和公司难以承受。一些专家认为，带领农民搞市场化的产业路子没错，但像蓝田与政府这样“不分彼此”，像瞿兆玉这样不计成本超前建设，像洪湖政府这样大包大揽胡乱插手，已经完全违背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

　　还有一个更敏感的话题就是上市公司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市公司的误入歧途是否由当地政府来买单，没有监管职能，没有管理责任的政府部门似乎有些委屈。一位荆州市委的干部对记者说，政府只是配合企业发展，企业的兴衰成败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与政府不相干。上市公司圈钱容易，它怎么挥霍，政府无权干涉，还是要从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根本抓起。

　　那么，洪湖与蓝田的出路在哪里？一些专家认为，在洪湖诞生蓝田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对于洪湖而言，还是应脚踏实地，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工业基础做文章，不要企望外来的招商引资来解决根本问题。而蓝田也不可能再恢复原样，重组后应重新定位，重新注入资产。

　　的确，洪湖再也不可能诞生第二个蓝田了，也暂时没有实力培养第二家上市公司了。在荆州城花花绿绿的路边广告牌上，记者又看到更多上市公司的身影，有更年轻的股市明星在类似洪湖的小城市里诞生了，他们渐渐代替了当年的蓝田的位置，不知这些股市明星将来的命运如何。

　　非市场选择的恶果

　　我最佩服的企业家是柳传志。几年前我曾问他对微软的“维纳斯计划”怎么看？当时，“维纳斯计划”在国内争论很大，甚至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比尔·盖茨为推广此计划，曾邀请祝维沙、段永基、张瑞敏、柳传志等到深圳参加微软的活动。柳传志回答我说：“你说维纳斯计划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到钱，我们就跟着干。”

　　张瑞敏也赢得了我的尊重。当我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张瑞敏时，他的回答与柳传志如出一辙，也是同样的反问：“你说维纳斯计划赚不赚钱，赚钱就干，不赚就不干。”

　　两位杰出企业家就同一问题的答案如此一致，是因为其原则的一致：经济活动要遵从市场选择的规则。可以说市场选择，对企业家来说是最大的政治。柳传志和张瑞敏是中国企业家中的经典性人物，他们的成功是其选择的成功。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我们社会中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使用方式。”企业家可以说是经济活动最主要的实践者，他们的选择决定着他们所掌握以及辐射的资源的使用方式。

　　蓝田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市场选择的恶果。瞿兆玉不问结果的疯狂投资，20多余亿固定资产扔在水里不见踪影，修建公路、医院、福利院、电话插转站，这是任何理性企业家所不敢想象的，也显现出瞿兆玉衣锦还乡的心理状况——他的企图心不在市场。

　　资本是惟利是图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们通过合法的市场行为，实现资本的意志应该得到的是肯定而不应该是指责。而一切非市场选择的行为，必将遭到经济规律的报复。几年前，史玉柱使巨人大厦不断长高，绝对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牟其中作为企业家，热衷于理论研究，不停地推出新概念，也不是南德集团的需要，非市场选择，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政府机构和领导人，在“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对一些企业家的非市场选择持欣赏支持的态度，这是很危险的。抛开经济效益而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犹如竭泽而渔，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