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带动城市变迁

　　王旭

　　企业带动城市变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里茨说：新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而 目前中国城镇化必须走出三大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必须考虑到城市地理空间、工业化水平、社会基础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城市绝不是计划均衡发展的产物。

　　沿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脉络，你会自然地联想到当地著名的企业。“城市、政府、企业”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本文所努力寻找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现代工业

　　在大庆几乎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高振富，今天已经是大庆地区民营企业五十强之首的振富企业集团总裁。“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特苦，那会儿现在的开发区全是荒地，能算得上热闹的就是现在石油管理局所在的非常小的区域。能在那儿用粮票买两个肉包子吃，在儿时都觉得是奢望。”坐在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振富大厦”里，高振富感慨万千。

　　记者在国家统计局的庞大资料里找到了一组反映建国初期工业情况的数据：“1949年底工业固定资产124亿元，平均到每人只有22元；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分布在仅占国土面积12%的东部沿海地区。钢的年产量仅有15.8万吨，仅占当时美国年产量的0.2%，不到我国目前一天的钢产量；原煤产量3243万吨，仅占当时世界产量的2.9%，不到我国目前10天的煤产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定位于重工业基地的发展和改造。制定的区域经济目标“为平衡工业布局而备战”也颇具战争年代的磅礴气势。随后，以156个项目为中心，把经济建设重点置于华北、东北部和西北地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大刀阔斧地展开了。“钢都”鞍山、“煤都”抚顺、“铜都”江西德兴、“古铜都”安徽铜陵，就是趁着老工业基地发展和改造的“星火燎原之势”，迅速成为以矿物资源而成名的城市。

　　从1965年起到1978年之间，“三线建设”则快速催化了“三线城市”。当时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出于对战争危险的过重估计，一个以建设大后方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这种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由内地向山区转移的建设方式，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仓促建设起来的现代工业。”这场涉及到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豫西、鄂西、湘西、粤北等13个省和地区的三线建设，很快形成了军工、钢铁、煤炭、汽车等45个工业城市。四川渡口市、贵州六盘水市、湖北十堰市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三线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共建城市663个，其中矿业城市约占1/5，其中包括石油城市(大庆、东营、盘锦等)、煤炭城市(大同、平顶山、阳泉等)、有色金属城市(个旧、金昌、东川等)、钢铁城市(鞍山、包头、攀枝花等)、化学化工城市(格尔木、自贡等)、陶瓷建材城市(宜兴、景德镇等)及综合性矿城(邯郸、唐山等)。

　　而以往的重工业基地和“三线城市”的弊病也显露出来。记者在联系云南个旧市采访时，市委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就表示：“虽然个旧素有‘锡都’美誉，2000年精锡还占到全国的42.8%、世界的18.2%，但是个旧的整体经济在云南算是中下等，跟全国其他城市更不好比，还是别采访了。”

　　而记者随后从个旧市统计局获得的资料看到，1999年个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住房使用面积比例仅为云南省城市平均水平的91.4%、73.2%，而离退休比例和失业下岗人员比例却比全省城市平均水平高15.4%和40%。

　　而更多的矿业城市面临发展瓶颈。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矿业城市的特点是“点多、线长、面广”，“点多”使城市空间布局过于分散，建设重点不突出，无法形成城市整合；“线长”造成城市交通混乱和水、暖、电等基础设施的浪费；“面广”使城市建设摊子铺得太大，资金分流严重。

　　目前这些老城市也面临发展的四大矛盾。一是城市高度依赖单一的工矿企业，国有经济比例大，企业亏损在即，城市最初发展的“原动力”濒临危机；二是城市发展速度快，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少，这在大庆、鸡西、鹤岗非常典型；三是环境污染，废水、废气、废渣“三废”排放，工业用地超过城镇土地的50%，造成地面裂缝、变形、塌陷和污染严重；四是第三产业极不发达，社会保障工作滞后，就业压力大。据悉，全国约有80多个矿山城市，采掘与加工制造业比例大约为1：1.01，而全国城市平均为1：16.05。而仅仅在个旧市，离休干部每年支出就达1400万元，企业办的医院23所、学校48所、从业人员4000余人都要政府养活，每年支出8500万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经济腾飞了，城镇化却被抑制

　　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而记录春天里的“第一幕”则是从蛇口开始。

　　在蛇口“引爆改革开放第一炮”的原香港招商局常务董事长袁庚，在两年前曾向本报记者讲述了深圳特区的来龙去脉。“我们看到香港的繁荣发展，就下定决心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建立一个像香港一样‘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的地方。没想到，这个‘请示’三天就批了下来。其实中央早有试图改革的思路，很快就拍板在广东蛇口创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负责集资并组织实施。”

　　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6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改革开放，使我国区域经济模式实现从“均衡”到“倾斜”，由追求“平衡”到追求“效率”的大转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南部沿海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城镇化的步伐却被“恐城症”放慢了。

　　1980年，国家的政策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国家在开始执行的《城市规划法》中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直到2000年10月关于国家“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才明确指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将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动力源。”

　　在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白皮书”里，中科院教授牛文元等多位专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对我国城镇化认识的三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因为害怕所以过多干涉，而忽视了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产业集群、人口发展规律。专家建议，政府应多从规划和管理上减少、医治城市病，而不是过多地对企业指手画脚。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因为要限制大城市，就会利用户籍、收入等各种手段来控制，可实际结果是来大城市打工的人并没有减少，而经济层次、市政建设却相对落后。据悉，处于我国目前城市体系顶尖位置的特大城市，虽然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与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城市相当，但经济结构层次、综合实力以及效益指标要低得多。如上海的GDP总量仅为香港的1/4、东京的1/20左右。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发展遍地开花。专家指出，以往政府在考虑城市发展时，多注重工业化布局，而对城市自身建设如能源、交通、供电和通讯能力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则放到次要地位。久而久之，工业化没有均衡发展，城市设施欠账则越来越多。根据国外经验，城市应根据企业集群，而非政府计划，建立一些城市带。比如说美国的经济总量主要集中于纽约都市带、芝加哥都市带、洛杉矶都市带；日本经济总量则集中于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带。亚洲四小龙、欧洲国家发展莫不如此。

　　-二十一世纪：

　　　企业集群和新一批城市的崛起

　　在本报记者奔赴的三水、泰州、十堰、绵阳、蓝田等城市，你会发现，这些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或许部分还带有“三线城市”的烙印，但很难从这些城市中寻找到非常优厚的地理位置或资源优势。

　　“不管是成功的三水和健力宝、春兰和泰州、东风和十堰，还是失败的蓝田，这些区域的发展，不是靠自然资源优势，更多是由一个大企业带动企业集群发展，形成规模效应，使经济发展出现了不按常规的爆炸性增长，从而大大提高城镇的综合竞争力。”中国社科院财贸所专门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倪鹏飞博士如是说。

　　据倪鹏飞博士分析，企业都愿意到生产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地区发展，而由此形成的产业集群则是城市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按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一般为1：3，即在工业就业一个人，在服务业就业三个人。而在一个良好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企业集群本身就有调节各行业就业比例的功能。

　　“这是因为一个大企业和几个中小企业的最初发展，带动当地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的跨越式增加，会吸引众多趋之若鹜的外地人到来，一些外地人直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而更多的外地人则加入到服务业行列中。同时，大企业或中小企业效益的增加，促使地方财政收入的直线上升，财政收入又会反馈到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上。当一个区域成为越来越适合企业生活的优质土壤，受利益驱动的上下游产业和竞争对手都会来寻找‘更大的利益’，经济中的‘乘数效应’就会让当地经济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显然，目前更接近国际认可的企业集群发展模式，正在温州、台州、三水、泰州、东莞等更多国内城市蓬勃发展。仅以东莞为例，杜邦、诺基亚、三星、雀巢等众多知名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制造工厂，33个镇，镇镇都有制造业，中小企业达到上万家。有人做过统计，仅与电脑相关的企业就超过一千家，东莞人开玩笑地说：“别看每个企业可能只生产电脑的一个或者几个零配件，但要想配齐一套电脑绝对不用走出方圆50里。”

　　据世界银行统计，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后，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作用更加明显。据预测，我国8年后(2010年)GDP将增长1万亿美元。而与之形成鲜明比较的是，美国用1978年到1988年这关键10年，使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则在1978年到1988年这10年中，GDP增长了1.4亿美元。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注意到美国城市化超过85%，日本超过65%，中国只有36%时(2000)，就不难理解城市化率的差异所导致的社会财富聚集能力的差异和我国提速城镇化的众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