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ＧＤＰ：如何保持１８年的高增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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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2年12月25日 09:09 中国经济时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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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经济必须在今后长达18年的时间内保持7.18%的持续高增长 2002经济焦点问题述评(三) 本报记者曾业辉 如果经济发展可以打比方的话，那么，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好比是一个初中生将要面临的“中考”——如果考不好，那么中国就将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有关专家指出，要实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要在今后的18年内保持年均7.18%的高增长，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长达18年的持续高增长能否实现？ 记者就此征询了多位政府官员及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明确而肯定：完全有可能，甚至将超过既定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表示，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有关部署，切实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年均增长7.18%、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国家经贸委投资规划司司长甘智和说，今后18年内，有的年份也许只有6.8%，但有的年份也可能达到8.2%甚至更高，这都是不确定的，但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的回答很干脆：“不但可能，而且将超过7.2%。”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的回答更简洁：“没问题。” 实现持续高增长的支撑点在哪儿？ 对经济增长来说，信心只能算是一个外在的因素，那么，内在的支撑点又在哪儿呢？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徐宏源分析说：大势使然也。 从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当人均GDP由8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步入一个“高速增长通道”，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完成了这一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叫“大道定理”。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确确实实地踏上了一条“小康大道”。 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观点更为明确：“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着中国朝前发展，当世界的经济力量都成了推动因素时，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冯飞分析说，在内外两大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保持长达几十年的较高速增长。 从内部来看，经济系统内部本身的力量在不断增强。首先是投资增长在加快，而且非政府投资正在不断增长。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6600亿元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现在，政府投资规模并没有扩大，但整体规模却在不断扩大，来自计划外的和民间的投资正在逐年增加，这将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其次是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新的消费热点、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一批以汽车、住房、电子、通讯、机械制造为代表的高增长产业群已开始形成。 他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出现了主导产业空白期，经过几年的累积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促动，汽车、住房和机械制造等产业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如电子和通讯等也正在形成规模效应。 以汽车产业为例，美国从人均GDP3000美元到20000美元，汽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持续了25年的时间，而且现在由于更新量巨大，汽车仍然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日本同样如此，汽车消费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持续了30多年。2002年是中国的“汽车消费元年”，一旦启动，其能量释放将可以持续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另外，全国人均住房面积还很小，而且面临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为经济增长作出新的贡献。今年上半年，汽车和房地产占GDP新增总量的40%以上，7.8%的增长率中，贡献达到3个百分点，而且今后有可能逐年增加。 冯飞说，从外部因素来看，出口和外需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在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较为低迷的时期，中国今年的出口有望达到5000亿美元，这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 另一方面，外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在加快、总量在增加，今年全年吸收的外资总量将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将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冯飞告诉记者，有不少外商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是否进入中国已经成为其在国际市场角逐的“胜负手”，只要在中国市场能做到“老大”，就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做“老大”。 徐宏源补充说，我国的“体验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文化需求将培育出包括旅游、娱乐、教育和培训等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高科技、IT设备制造及电信服务等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也将成为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撑点。 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性因素仍然存在 徐宏源认为，最大的障碍还是体制的障碍。目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深层矛盾还在不断积累，政府行政、国有资产管理、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力，行业垄断、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因素，都影响了经济的增速与总量的扩张。 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还在深化，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增收和农村人口转移困难重重，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将反过来影响消费、限制内需、制约工业化进程。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等等。 他指出，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相互促进、有序发展，将成为今后最大的挑战。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根本就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要花三、四十年才可能逐步缓解。 冯飞指出，不仅城乡差距在扩大，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也在扩大。此外，政府行政职能与政府行政效率还需要转变与提高，在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限制性政策，在扩大消费方面也还有许多抑制性政策，这诸多矛盾都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 用“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轮子来驱动 徐宏源说，要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必须要从根本上减少束缚。首先就要打破体制障碍，继续大力推进管理体制、政府行政、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其次是要打破行业垄断，拓宽民营经济的准入领域，进一步释放生产力，通过竞争来增强经济活力。 三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家在产业政策、税收及信贷政策上予以倾斜，尽可能多地消化剩余劳动力，同时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与推进城市化进程。 此外，还要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应当注意美元及日元汇率波动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要注意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可能带来的短期经济衰退；在较长时间内，要关注石油、水等垄断性资源可能引发危机等等。 冯飞说，要实现长达18年的经济高增长，必须用“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轮子来驱动，二者要协调发展。 发展城市化，不能将大、中、小城市孤立起来发展，光发展大、中城市不行，光发展卫星城镇也不够，应当大力发展以一、二个城市为中心、以经济优势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带”。同时与经济效益、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直接挂钩，使城市化与工业化步入互动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对记者说，问题很多，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很多，我只强调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赶快启动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使资本真正活跃起来，发挥作用。现在中国的资本很多，劳动力也很多，但这两大要素现在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更不能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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