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场论坛：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之路（续）

　　新浪财经讯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2002年12月20日在北京召开，新浪网为本次论坛的网络支持。

　　《中国企业家》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是中国领袖级企业家在全球化整合进程中探索自己群体个性、在企业界道德危机下探寻自己与社会关系的一次高层论坛。拒绝空洞，摈弃虚荣，这将是一次富有反思精神和前瞻思维的论坛。300位企业领袖的智慧交融，可能给中 国企业界与世界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带来长久的影响。

　　以下为发言全文：

　　曾强：我觉得刚才二飞说的是很好的解决办法，李东生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三十岁的人想创业，四十岁想赚钱，五十岁想实现一个梦想，而刘二飞是一个金融专家，看的是财务报表，所以二人对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李东生的想法很象我三十岁时的想法，我三十岁时的想法是想在美国雇一个金发美女做秘书。现在李东生想一定要国际化，实际上国际化的道路，我非常同意刘二飞的想法，如果派一个CEO去，这个企业一定会倒闭。因为我的股东，有德国的麦德隆，德国空车客车，四个股东加起来一共投了二个多亿。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太不一样了，就象他说的一样，意大利人是非常热情的跟你拥抱，但是不守信用也是他。德国人非常冷，但是不会轻易的离开你，我们跟德国人做合资公司，最终是靠老子的道德经来统一的，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道德经是很相似的，它是可以把矛盾的东西相统一的，象德国人发行了量子力学，还有康德哲学，全是在矛盾中寻求一个统一。而刘二飞认为去德国是失败的，李东生认为我一定要实现一个梦想，所以二人是矛盾的。但是用道德经的观点，把二者统一一下，我认为李东生去德国最大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收购一家企业，最大的梦想是想建立欧洲的销售网络，来销售TCL的产品。

　　我们知道李东生的目的了，而刘二飞的想法是你去要实现全球财务报表利润的增长。这个目的来说，从中国的市场增加一个百分点，可能带来的是五百万台电脑的增加，和你在德国卖出五十万台的电脑，可能在中国的利润更高。统一点，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欧美的销售网络，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它把全球的订单从本土的制造，转移到中国了。对于李东生来说，我认为最大的竞争优势，应该把自己中国的制造业做的越深越好，之后通过新的手段，直接跟国外的零售商结合起来，这种手段很可能就是电子商务的手段。现在我拿到欧洲和美国零售商的定单全是这样，他们把本土的公司关掉，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工厂去掉，直接把订单拿到中国来做。他没有必要去建厂，把五百万美金给我，剩下一样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他们二人的结合点，是把中国的根留住，借助现代化的手段，直接一步到位发展全球的网络。这样的话，也能够避开很多文化上的冲突，否则让中国的CEO等人去那儿，第一步可能是建立党支部，而不是建立销售体系。

　　李罗力：我确实是来学习的，大家今天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在中国的企业，跨国经营或者跨国投资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是应该出去还是不应该出去。刚才曾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必要出去，这就涉及到跨国经营的方式问题，实际上一个是跨国经营的时机问题，一个是跨国经营的方式问题。

　　昨天龙部长在讲演的时候，也很热情洋溢，现在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中国现在的经济也是一枝独秀，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应该开始走向跨国经营了。我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总体的判断，应该说到了一个时机和一个转折点了。我觉得二飞先生的观点悲观了一些，因为他实际上在国内的战略，占领国内的市场，并不影响一个企业到国际上打拼，同时到国际上打拼可以提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很有好处的。当然等到所有的东西都时机成熟了去做，确实有可能贻误时机。刚才李昆耀先生和张醒生先生都讲到这个问题，小国家小地区由于市场狭小，就可能被逼着到国际市场去打拼，到最后可能成为很好的跨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如果说你满足于中国国内的市场，你等着时间条件成熟的话，就可能永远出不去。我认为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确实要到外面拼一把。

　　曾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也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运作的问题，我不一定把厂子设到欧洲或者是美国去，我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和平台，我的资讯、融资、订单、服务等等，都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因为我们这个研究机构经常研究二岸三地的问题，最近还在讨论对香港的作用问题，能不能在一个新的时期，怎样定它中介作用的问题，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香港要在新的时期，中国入世之后，找到自己的中介地位。我认为是将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岸信息平台、网络平台、金融平台等等，因为香港本身是服务贸易、金融业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在全球是仅次于美国的，有大量的人才也有大量的营销网络，怎样发挥作用，一方面香港要作出努力，发挥出这样的作用，一方面是国内的中小企业，不象是TCL这样的大企业，等有很强的实力，可以到国外直接搞跨国经营和投资，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风险问题、文化问题等等。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是这样一个香港国际化城市的自由港，作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一个平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课题，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现在是一个构想，怎么实现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今天还想提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所有与会者，包括昨天的演讲，都没有提到的。国家或者说政府，在我们企业的跨国经营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大家的概念是我们是企业家，我们要去打拼。但是有两件事情是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假如你说中国的企业时机到了，应该走出国门了，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支持这种大趋势，从各个政策环境上，包括体制上，都要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创造条件。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今天不细说了。第二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这么几种模式，比如说韩国的模式，现在大家知道韩国的现代、三星等，是政府在里面起了很强的产业组织、导向作用，扶持着这些大的集团成为跨国公司，但是象美国的模式、台湾的模式，主要是靠企业自己去打拼。中国的企业要建立大的跨国公司，要采取怎样的方式，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走韩国的模式。当然，韩国的模式有很多弊病，我们可以吸取他们的教训。因为中国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是政府的力量很强，中国是一个政府引导、政府主导、政府组织资源的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年，应该说政府在这里面起了很强的主导作用，当然政府起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控制和干预，政府还是要退出，让市场运作，但是政府要支持这种市场的运作，因为市场的运作创造了一个环境和条件。

　　我们在深圳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我和吴敬琏先生还有一个争论，他的观点是政府要完全退出市场，完全由市场进行运作，我认为政府还是要起一定作用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我的观点不一定很正确，因为我们学者，没有太多的真正实践经验，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王冉：接着刚才您这个话说。说到模式的问题，我不是十分同意关于韩国模式的判断。一个原因，我昨天晚上在做《对话》节目时也说到了，全球大概是十个不同的行业，包括食品、饮料、计算机硬件、软件、金融、保险、传媒等等，十个行业做了一个分析，十个行业中排名前三大、前五大的公司，在十个行业里，是我们选择的，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盘子比较大的，或者具有市场战略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前三名里有韩国的公司，前五名里我印象里好象也没有韩国的企业。虽然韩国的模式造就了有一定影响和名气的韩国企业，但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直到今天还没有走出特别成功的一条路。

　　反过来看前三名和前五名这些行业的企业，第一就是他们在全球收入分配里，本土收入占到40%-50%，境外的收入占到50%-60%。欧洲的市场就看做他们本土的市场，这是一个特殊的原因。第二，这些公司在全球有非常强的辐射力的品牌，是靠自己的品牌来占领市场，而不是在一个地方用当地的品牌。第三，所有这些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美国上市等等，深讲的话可能时间比较长了，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第四，所有这些公司都通过并购进行全球的扩张。平均下来，我们看了一下这些企业，在最近三年内，做跨国的并购大概有三起多，在整个美国的并购市场里，今年大概是一万亿美元的并购，去年大概是15000亿美元。

　　介绍这些世界顶级企业的特征，李东生先生在这里也介绍了，也象刘二飞、曾强介绍的一样，有一个梦想，从某种意义来说，对李总没有必要太苛刻，因为这是太正常的。我非常同意二飞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本土的市场，有这么多的本土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下贸然的进入全球的市场，有可能有一个时机成熟度的问题。反过来说，中国人在整个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习惯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某种意义来讲，真的让他局限于某个市场集中全部的资源作战的话，多少有点心有不甘，如果要真的跳出的话，至少要在本土市场做到有竞争力。在全球排前三名的企业里，没有一家不在本土市场占前三名而在全球市场占前三名的。要充分利用本土市场资源的优势，比如说便宜的生产力，或者是利用本土市场的潜力，比如中国短信用户的增长等等，这些基本的前提，这些成功是可以考虑的，有限度的做一些实验，当然这个实验要把握这个原则，一个是有限的投入原则，不能关系到你的生死存亡，是有限的实验。我一开始做简短开场白的时候也说了，做跨国公司要分阶段的。在这个阶段，可能你更多是考虑到局部开花，一点一点的来完成我的整体布局，这是第一条原则，有限投入。

　　第二条原则一定要选准目标，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你要想清楚你买这家企业图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能够带来什么。第二，我今天特别想强调一点，因为我们平时做跨国的并购，很多时候是帮助外国公司来收购中国的企业，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收购中国企业就会发现他们在选中国并购目标时，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或者是通过二飞这样的投资银行或者是我们这些小的投资银行来做非常系统的筛选。举行一个例子，前三十名的企业里我们进行筛选，进行二级市场的调查，选出十名，然后再选出三名，然后到企业看，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运作程序。而中国的企业往往是谁先找到我，然后一头扎下去谈，然后看到还不错，就跟他合作吧，没有一个系统的过程，所以这种做法，从长远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如果说刚才有人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成功并购的可能性达不到50%的话，如果是这样的做法，可能连10%都达不到。

　　关于政府扮演的角色，我想政府的角色，其实应该是两点。我更多程度上同意吴敬琏先生的观点，尽量做到不做或者是少做，用市场的因素来驱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扩张，并且把这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一点一点的进行减除。只有做到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做到第二点，用政府的资源、政府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用综合国力，帮助企业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企业做的非常充分，如波音等大的美国公司，是非常好的借助了美国政府的力量，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布局。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可能对政府来说，是先做到少管和不管，在这个基础上，做到有效的进行管理。

　　李罗力：王先生说的，跟我说的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不是说不管，而是在做好之后有一些积极的措施。在韩国模式上要注意几点，现在的排名，因为欧美的大企业排名可能他们没有上榜，但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最快的复苏里就有韩国。还有象韩国的三星等企业，直接成为日本如索尼的竞争对手。我们就要研究，这种跨国公司模式的发展，可能我们要仔细的考虑，确实它有它好的一面。

　　张醒生：我可能是在厂家的角度出发，和我们这些金融家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认为李东生的观点，我们回到TCL的战略，我们必须要仔细考虑它所处的产业环境。李东生收购施耐德，并不是全盘的收购，而是收购施耐德彩电这个制造业，我们想一想中国彩电的市场，是不是已经充分饱和了？已经充分饱和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家庭用户彩电拥有量已经是90%多了，而中国的彩电行业，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拼杀之后，李东生是从彩电行业里杀出的实力派，他对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比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都要明白。我们现在讲知识经济，他所掌握的制造的诀窍，以及他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我们真的认为中国彩电行业的实力是非常雄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彩电市场不能容纳他的能力，所以他必须向某一个方向泄洪。所以我认为中国制造的一些产业，在某一个环节，在某一个具体的产业价值链的环节中，是可能形成回到我们大会的主题提出的要求，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之路。当然，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之路，我个人认为，一定和国际上的跨国公司走过的路不完全一样，因为国际跨国公司走过的路，有的走过了几十年，有的走过了上百年，是随着世界经济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而中国现在是突然要跳跃式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把国内的长处，也把国际上的长处或者是短处结合在一起，产生中国式的。

　　因为我自己在跨国公司，我坦率的向大家说一个秘密，在三年五年前，我们从来没有把中国公司纳入到我们全球竞争对手的视线之内进行分析，但是今天我们开全球战略会议，一定有几家中国公司战略，我们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在局部市场，或者是在某些市场上，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和压力。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之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起步了，我认为还会继续的发展下去。我自己愿意贡献两个意见，在座有一些媒体的朋友，还有企业界的朋友，跨国式的公司之路，用人之道，到了最后，公司之间的竞争是什么，产品技术都是，但是最关键是人。象爱立信这样的百年老店，走了上百年的历史之后，现在我们也同样有人的问题，因为新时代的人和旧时代的人不一样。现在我们基本上采取了几种方式，供国内的企业借鉴。

　　第一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内部培养，内部培养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且是有筛选的过程，但是不排除挖人，挖人是因为内部培养的人在某一个点上不够亮或者是不够质的时候，要找人来填补这个空，但是大量的人才应该是内部提拔。第二应该要着眼于下层提拔领导人，这个领导人怎么提拔呢，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从公司内部必须要选拔一批骨干力量，三四十岁以下，全球性的调遣，派出去，二年到一个国家工作，再调到另外一个国家，派到几个国家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全球的视野了。另外就是招一批纯粹的大学刚毕业的人，一张白纸，给他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培训，现在我们有一个未来领导培训，从全球各个顶尖大学招聘毕业生，非常高的投入，在中国公司能不能这样做，我不敢判断，但是可以作为借鉴，把他们招来之后，先进行集中式的培训，然后每个人到每个国家，比如到中国市场学习市场营销，到德国市场学企业管理、项目管理，到美国市场学财政，到英国市场学市场分析，然后三年为一个培训周期，然后就派到一个具体的市场，当一个副手，工作二年，然后提拔起来，大概八年抗战的历程培养一个领导。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这个铸造下一代竞争力很关键的问题。所以跨国公司的竞争，最后除了技术、产品，人才是非常大的竞争。

　　大概在三年之前，由于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有的中国公司想利用关税的方式，在墨西哥设厂。我不谈一个中国公司的具体名字了，我到提瓦纳去看，那边的招商引资局也给我们介绍这里有中国公司在这里，我去看了一看，一看就知道那条路可能是错了，直接设厂自己的品牌，在中国大概年产几百万台彩电的量，然后直接卖到美国，在那里一年的生产量不到三万台。墨西哥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提瓦纳是一个直接贸易区，但是工资很贵的，你对墨西哥文化的管理很贵的，不得了的贵。我认为中国式的跨国公司之路，一定要走出有别于已经发展了百年的其他跨国公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