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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傅旭明
年关将近，北京一场大雪，使得民工归意更浓。近日来，三五成群的带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出现在北京的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共汽车站，很显然，他们是想赶在春运铁路汽车涨价之前回家。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还有许多农民工虽然做完了一年的工，却回不了家。
包工头赖账，花招多多态度恶劣
12月16日，记者来到位于立水桥以北的北京最大的农民工聚居地之一太平庄村，这里有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天通苑小区的建筑工地。
记者在村头看到，一些青年民工正在玩台球。一位四川的小伙子告诉说，这些人一年的工早就做完了，现在都是在等自己的老板结账，无聊了就玩台球打发时间。在村头一家小店铺，这里公用电话一直很忙，小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最近来打电话的十有八九都是民工要老板结工钱的。
中午时分，几个做塑钢门窗的民工正在给他们的老板打电话，电话那边老板说“下午过来”。挂上电话，他们并没有半点喜色。他们中一个叫郭子的说，这又是老板的推脱之辞。他告诉记者说，老板是湖北人，我们塑钢门窗的活儿早就结束了，工程也早就验收了，老板一直不肯给工钱，说是上面的公司还没有结账，老板就这样今天说明天明天又说后天地一直拖着。一个星期前，我们等不及就去找老板，老板住在丰台，我们两个人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花了28块钱，账没结上，问他要点生活费也不给，老板给了14块钱打发我们，说让我们回来等消息。昨天我们打电话给他，他说今天上午来，现在又说下午来。恐怕又是假话。
下午4点多，他们的老板还是没有来。
17日，记者又到这里采访时，没有见到他们，小店的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又去丰台找老板去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采访中，记者发现包工头赖账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赖账的花招很多，有的在结账时大量扣除所谓的“押金”，有的采取先发少部分的生活费或路费让民工回家说是随后汇款的方式骗民工，还有的干脆一走了之，让民工欲哭无泪。而且，一些包工头的态度相当恶劣。
天通苑工程602号工地的装修油漆工朱文海，安徽涡阳县牌坊乡双楼小梁庄农民，他给记者拿出一张日期“2001年1月23日”老板余德水给他写的工资欠条。朱文海说，到现在老板还不肯给他结这笔账，老板不说不给钱，就说现在没钱。至于今年的工钱，老板更不肯结了。
朱文海告诉说，2000年2月开始在北京打工，开始老板说好是每年当年结清工钱，第二年要押一部分工钱，可到年底一结账就押了1500多块钱，因为结账的时候我回家了，我托老乡带回去，结果老板又少给了700块，第二年他就不认这笔账了，说已经给过了。今年我来的晚，只做了73个工日，每个工日工资35块，一共2555块，除掉生活费，老板又押了我674块，他说明年我来了再给，可问题是我以后不打算出来打工了，家里有老婆孩子，出来打工又老结不上账。
朱文海和他的老乡决定再去找老板要钱，记者跟着他们到了村里的一处民房的院子里，老板和自己的家属在暖烘洪的屋里看电视。
朱文海问：“什么时候能给结帐？”
老板：“现在没钱”
朱文海说：“你总得给个时间吧？”
老板不耐烦：“等着吧”
朱文海：“俺们现在生活费都没有。”
老板不理他了。
朱文海：“你总得点生活费吧？”
老板更不耐烦：“走走走！”
老板是背对我们的，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们一眼。
另一位民工韩怀明告诉记者说，1997年的时候他来北京给一个河南老板打工，工钱一共1200块，可老板只给了一半，说你先回去吧，随后马上给你汇回去，结果一直也不给我寄，我再也找不到他了。
他还说，今年来北京打工，老板开始说好2个夜班算一个工时，夜班是从下午5点半到晚上10点半，可是到了年底结算时却成了4个夜班算一个工时。
民工生活环境恶劣
12月18日，记者再次来到太平庄找郭子，郭子的老乡老刘说他今天又到丰台找老板去了，记者决定到他们的住处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就在天通苑北区建筑工地上，记者跟着老刘穿过工地来到其中一栋楼的一层，再下到地下室里，这里黑洞洞的一片，空气很糟糕，灰尘呛鼻，老刘说，今年工程快收尾了，有人在收拾东西。
他提醒记者注意地上的深沟，他指着黑暗的一个角落说，他们就住在那儿。记者走近发现这里生着堆火，老刘拨亮了火，还点上蜡烛，记者这才看清角落的地上铺着破旧的棉絮，还有民工在睡觉。他说，他们一起10个人已经等了快一个多月了，大家的生活费都快没有了，现在每天只能吃两顿，并且多睡觉尽量少活动否则容易饿。老刘说，晚上这里更冷。前两天总公司通知要清理工程，地下室也不让住了。老刘还告诉记者说，前天晚上前面一栋楼里的一个19岁的民工就是因为黑暗一脚踩空，摔断了腿。
记者还走访了其他的民工的住处，情况基本相似。有的地下室虽然装了灯，但整个冬天都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寒冷使得许多民工经常生病，一家社区医疗诊所的医生告诉记者，入冬以来来这里看病的民工明显增多，大多是因为受寒而导致的感冒和呼吸道感染。
建筑女工增多值得关注
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建筑工中还有不少女民工，她们大多在20岁左右，很多是未婚，她们的工种主要是油工、钢筋工、泥工的小工，她们每个工日的工资比男工平均少8到9元。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女民工和男民工一样住在地下室里，有的女民工的住处连真正的门都没有，只是用一块铺板挡着，一位中年女工告诉记者，夏天就更不方便了。
附近诊所的医生告诉记者，这里民工来自全国各地比较混乱，又由于一些女民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和性知识的缺乏，女工未婚怀孕的现象不少，有的女工自己到一些非法的药店里卖药做人工流产，十分危险。而这种现象在其他工种如饭店、餐馆等服务行业的外来女工中也非常普遍，外来女工受到老板的性骚扰、性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关专家指出，外来女工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可说是由来已久，过去，女民工主要集中在餐饮服务、针织、鞋业等行业，然而近年来建筑工中女工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而建筑工流动性、管理松散的特点使得女性民工处于一个更加恶劣的环境之中，有关部门对这一变化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工为何维权难？
在采访中，记者询问了30个民工，只有13个知道老板不给工钱可以向劳动部门举报，其中只有5个人曾经试图打举报电话，并且都反映说通过114查询的劳动部门的电话总是在占线，根本打不通。
18日下午记者通过114询问查到北京市劳动局的电话。的确，88011135的电话一直在占线，记者又打114，要求接线员给除此之外的劳动局电话，这才查到北京市劳动局办公室的电话，记者要求查询劳动纠纷举报电话，办公室的同志告诉记者劳动监察的电话，劳动监察的同志说让记者打综合业务的电话，而记者打综合业务的电话就没有人接了。
据了解，近日来民工维权问题再次成为媒体与社会关注的焦点，11月24日《新快报》发表《工程完工一个月至今拿不到工钱四十名民工等着血汗钱吃饭》，11月25日辽沈晚报《血汗钱一分不给，众民工困在异乡》，相继报道年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12月17日《江南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分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刻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拖欠工资的大背景是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外来民工缺乏‘国民待遇’，常常被歧视。
为什么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却连工资都不能及时足额地拿到手？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不懂法、没文化？请那些企业老板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把进厂的民工当作了职工？有多少人把进城的农民当作了市民？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没有暂住证就可能被罚款、被殴打？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民工讨工资爬吊塔就得被拘留或者罚款？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一些行业不得录用民工？毫无疑问，民工被恶意拖欠工资只是民工被歧视的诸多表象中的一个而已。
再者，市场信用评估体系有待完善。一些企业总是拖欠工资，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和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有关。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应将那些没有良心的企业丑行曝光，把那些没有信用的企业拒之门外，让那些目无法纪的企业血本无归，这是市场经济信用建设的起码要求。同时，每一个有良知的消费者也可以用不购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道德取向。众所周知，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被曝光的“血汗工厂”的产品销路不会太好。诚信之网，恢恢不漏。
最后，一些企业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拖欠民工工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工没有利益诉求渠道。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很多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没有工会。以广东为例，至去年年底，广州市新建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率仅为45.49%，私营企业工会组建率为66.06%。而一些镇、村还有相当多的非公有制企业没有组建工会，甚至一些具有相当规模有上万名员工的企业，也不愿意成立工会。一些工会组建后，巩固发展也是困难重重。没有工会，在和老板的博弈中就会失败，利益就会受损。其实，不仅仅是拖欠工资，诸如无故延长工作时间、工作环境恶化等等，也都需要工会出面和资方谈判。”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进一步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其中特别强调“要依法严厉查处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随后，一些地方政府立即作出反应，比如，近日成都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建筑工地劳动合同和民工工资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查处施工单位拖欠一线工人工资的行为。同时公布成都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举报电话。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日前也宣布，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将在全省进行一个月的专项大检查，制止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据介绍，这项检查将从12月15日开始，到明年1月15日结束。检查的内容是各类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重点检查的行业包括建筑施工、制衣、餐饮服务行业以及各类经济开发区、私营开发区和个体工商户。
有关人士呼吁，北京劳动部门也应结合实际开通公布专门的民工维权举报电话，并立即采取措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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