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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慧莲
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我们下一步奋斗目标时，一个事实再次摆在我们面前：论总量，中国在不少方面都是世界第一，但一提“人均”二字，排名会立刻后移，有些甚至得从最后一排数起。
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作为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何在本世纪的头20年里实施正确的人口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那么，中国在人口问题上面临怎样的形势？又该有怎样的作为？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研究员。
今后20年是中国总人口负担系数的“U”形谷底
记者：20年前，我国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短短的20年，就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转变之路，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您对中国人口今后20年的形势，有怎样的判断？
于学军：作为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规律，也作为过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回报，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我国将迎来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最佳时机。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主要原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口中的老年人口会逐步超过未成年人口，进而进入老龄化社会和随之而来的高龄化社会。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在一个时期内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因为这个时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者称这段时期为发展社会经济的“黄金时期”。人口学家则称这段时期为“人口红利”或“机会窗口”。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这个“黄金时期”具体到我国而言，会有多少年呢？
于学军：一般说来，这样的“黄金时期”可以持续30年到50年，并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高的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与此相对应的是，黄金时期持续的时间也越短。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即指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纵观上世纪后50年和本世纪前50年，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呈现出一个先降后升的“U”形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20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从现在到201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会有一个缓慢的下降；2010年前后，总负担系数会降到最低点。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总人口负担系数将停止下降而开始上升，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正因如此，我们说，今后20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条件。在此期间，有如下三个特征为发展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储蓄率较高，如果能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重视人口转变黄金时期才能尽享“人口红利”
记者：一般来讲，人们认为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个不利因素。
于学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但更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战略，如何把握机会。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地区多为外来势力的殖民地，或为某种超强力量的附属者，其自身的政治经济独立地位一直无从谈起。而且东亚地区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人口密度高，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正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以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为核心的东亚却创造了经济增长持续20多年的奇迹。
日本正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时，利用人口的负担系数比较低的机会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从而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定会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记者：您认为，要将“人口红利”这种潜在的机遇转化现实，需要做哪些战略调整？
于学军：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黄金时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东亚地区经济起飞之所以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红利”，主要是政府能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相反，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过分强调市场的自由调节，而忽视了政府的宏观调节，面对人口转变的机遇期，没有及时作出战略和政策反映，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口转变黄金时期，没有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现象。面对同样的机遇，东亚的经验和拉丁美洲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两个迹象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中国总人口抚养比的优势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逐渐削弱，原因是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亚洲人口大国的总人口抚养比最低时期也将在中国之后相继到来。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相似，特别是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将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第二，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加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也会逐步削弱总人口负担系数的优势。
中国必须在未来10年中尽可能快地发展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个“黄金时期”所提供的机遇，使人口因素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正面因素？
于学军：有关测算表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即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前提条件是国民经济必须保持快速增长，即今后2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持在7%以上。纵观未来20年国际和国内形势，要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景光明，压力不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由于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和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中国经济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必然会出现而且已经表现出了减速趋势。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在2001～2010年间，劳动力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人口负担系数继续下降，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是实现高速增长的大好时期。2010年以后，劳动力增长将逐步放缓。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增长会较快，人口负担系数开始由降转升，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储蓄倾向和总投资率可能会逐步下降，而公共开支的增加和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将引起的税收负担加重。这些因素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在未来10年中尽可能快地发展？
于学军：是这样。同本世纪前20年相比，2020年以后经济增长的人口环境将更为不利。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阶段出现的，而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他们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上下，而中国仅为800美元；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这两个因素意味着，中国既没有发达国家那样的经济实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要求的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没有时间来从容地消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养老社会问题。
另外，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和巨大的失业人口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特殊背景。如果老龄化和失业并存，就会使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优势成为劣势，因为可以创造价值的失业人口不但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社会财富，不但不能为他们的未来提供储蓄，而且要与老年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这两种力量迫使中国政府运用有关财政政策，把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中来，以缓解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但是要解决中国的失业和养老问题，又尤其需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高速消耗和高速增长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钳制关系。如果解决不好，未来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长期衰退的陷阱。
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
记者：可否这样理解您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说，能否抓住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会，使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速现代化建设、以及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关键。
于学军：正是这样。国际经验证明，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长，也不是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而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失业问题造成的。巴西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对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重要性。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立法相当完备，但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持，一些措施尚不能完全落实。《国家老年人政策》中提出的许多目标至今仍是纸上谈兵，因此巴西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我国的人口老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更是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未来20年的有利机遇，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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