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建才

　　许多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使中国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不能够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度的增长的话，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中受害。这个现实背后隐藏的经济学故事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悖论”。“增长悖论”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对此，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技术进步论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机制以及扩散机制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即提高了潜在GDP增长率)，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即通常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深化速度过快，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吸收能力大为削弱，从而降低了就业增长率。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深化速度过快还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利。

　　结构调整论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不是一种内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自主型增长”，而是一种“调整型增长”；中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正是由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快速调整所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换句话说，就业下降或者说失业上升是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必要成本。结构调整论能够解释中国的许多特殊现象，可以当作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根最有用的“稻草”。

　　有效劳动需求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相应的就业增长，但是，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使得原来已经处于有效就业状态的职工的劳动工时增加，表现为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表现为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再有就是，即使有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如外来民工流入城镇就业岗位和自我雇用)，也常常因为无法进入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使得城镇登记失业率看起来不断上升。所以，整个过程就会表现为所谓的“增长悖论”。

　　笔者认为，以上的三种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道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力度不够大(至少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不足以弥补由于激励机制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使劳动效率提高以外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潜力的，这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经济亮点必须从就业方面去找，不管是“效率型就业”，还是“数量型就业”。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索洛模型，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加强效应”。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坏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增长悖论”实质上是一种“锁入效应”。

　　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应该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就业增长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增长悖论”。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也在日前表示，中国将着重从五个方面开辟就业门路。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乏力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就业不足。“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可以说，解开“增长悖论”这个铃铛还是需要从系住这个铃铛的“就业”入手。

　　《国际金融报》(2002年11月29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