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仰融真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有资产代理人，那么，被愚弄的我们除了感慨一声“仰融太狡猾了”，不禁还要问一句：仰融试图转移国有资产没有成功，会不会有其他的仰融成功了？

　　产权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所以，当仰融事件以激烈但又半遮半掩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几乎是不加思考地就把仰融与此前的李经纬等“红帽子”企业家的遭遇联系在了一起。在万科论坛上，一张论述仰融事件的帖子非常有意思，作者写道：

　　“中国现在的法规，常常如同马路上的交通标志线。有时侯，你驾驶汽车在这马路上横冲直撞，没按交通标线行走，好像也没事，也没有警察来管你。然而，当你一旦造成了交通事故撞了人轧了人时，那交警则就会一丝不苟地按那交通标线处理问题了。那平日在你眼中似乎不存在的交通标线，这时可就会成为衡量决定你问题大小的生死线了！”

　　这位论者的意思是，仰融此前或有违规或违法行为，但也许有些事情已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虽有违规，但无不良后果，或尚一时有益于社会，可不计较追究，“但是，他若真以为法规法律，对他仍只是平日平安无事的马路交通标线，那他却大错特错了，他也就必然会为此观念，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是非常精彩的比喻和见地。在11月13日，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社科院等专门为仰融一案举行的“企业转制产权界定法律使用研讨会”上，听完仰融律师对此案的描述，20多位经济学家、法学家所围绕的话题也没有超越“红帽子”与“闯红灯”问题，他们讨论的基点仍然是：在中国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不少民营企业家为拓展市场，主动挂靠戴“红帽子”，以国有、集体企业所有制注册，然而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产权不清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从而引起纠纷。

　　然而，如果大家讨论的基点就是错误的呢？如果仰融不是民营企业家，也不是因为忽视了红灯的存在而踩进了生死线，那我们的反思意义何在？

　　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话语权总是能够轻易地操纵事实，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和媒介手段。

　　为什么辽宁省对仰融认定的罪名之一是“职务侵占”？为什么财政部不顾媒体和舆论一面倒地对仰融表示同情，能够坚定不移地认定华晨肯定是国有资产？如果仰融真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有资产代理人，那么，被愚弄的我们除了感慨一声“仰融太狡猾了”，不禁还要问一句：仰融试图转移国有资产没有成功，会不会有其他的仰融成功了？

　　确实有很多事情不便或不能公开，但人们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些。在现代社会，神秘主义早已过时，过度的暗箱操作只能带来汹涌的猜忌。摸着石头过河，等天亮之后，我们回过头看，发现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可以有阳光，我们为什么要惧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