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晓玲 吴金勇

　　仰融与辽宁曾经互相成就——一个从手工作坊式的老厂蜕变成了著名的汽车厂商，并梦想成为中国的底特律；一个出现在中国富豪的排行榜中，从默默无闻的幕后走上公众前台。但是，当既得的利益开始破坏游戏规则时，大家都成了输家

　　1991年，与金杯第一次亲密接触

　　11月的沈阳已是寒风凛冽。本来立志成为汽车大省的辽宁，近一段时间来，“汽车”这两个字似乎成了这里忌讳的关键词。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走进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金杯客车厂内。在金客厂区，记者看到一排排高大的厂房及正在兴建的雄伟的喷漆中心大楼。车间里一位焊工对记者说：“全国的轻型客车厂，你看了这儿，就不用看别处了。我们这儿是最好的。”

　　据介绍，目前，该厂年生产能力超过6万辆。产销量连续5年居于全国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榜首。在6至14座商用车领域，金杯海狮的市场占有率接近60%，市场保有量超过30万辆。预计到2003年上半年，金杯海狮轻型客车的产能将达到12万辆。

　　这就是华晨系最初的根据地，1992年在华尔街成功上市的华晨汽车的主要资产就是这家金杯客车厂。

　　“1991年以前，这里原来是一个旧砖厂，现在的金杯客车是由华晨和南城那边的金杯汽车一起合资搞的。”一位在金杯工作30多年的老工人指着广阔的厂区对记者说。

　　据这位工人介绍，80年代初，当时沈阳有一个汽车厂制造厂，一个轿车制造厂，汽车厂出小货车，轿车厂出“小面包”。当时沈阳有一个农机工业局，和一个汽车工业局，1984年合起来叫农机汽车工业局。赵希友是当时农机汽车局的一个副局长，他在1987年成立了金杯汽车厂，将当时全市50多家汽车相关企业组合而成。

　　据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说：“辽宁省当时对金杯的投入力度不大，辽宁的国有企业非常多，当时不可能对金杯汽车有太大的投入。”

　　金杯老职工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缺少资金，急于集资的金杯领导决定发行股票。1988年7月11日，经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批准，金杯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全国的公开募股行动。

　　据本刊记者查证当年的上市资料显示：金杯首次发售的股票为记名式可转换参与累积优先股票，共发售人民币优先股票1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售价也是100元，共计集资1亿元。

　　但是股票发行并不顺利。一位张姓职工对记者说：“当时分为对内的企业员工股和对外社会公众股两种，大家都买了，但买的不多，一般是一人一股或两股。”这位老职工买了两股，买的时候早已过了股票的申购期，但还剩余大量的股票没有卖出去。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仰融“适时”出现了，他被介绍给当时的沈阳市政府的主管领导和沈阳金杯。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仰融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包装计划。据一直跟随仰融的华晨中国总裁苏强回忆，此前仰融就说过，国企想得以改造，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但其时融资渠道有限，国际上大量的金融资本进不了中国，而如果能把中国企业拿到美国上市，好处会很多。

　　据考察过金杯的浙大教授汪康懋介绍：“金杯汽车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厂。有50来个部件厂，很粗放，很差，手工作坊型的，根本拿不出手。”

　　被仰融称为“改革家兼理想家”的赵希友与仰融一拍即合。有这样的共识，加之当时沈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1992年7月24日，金杯汽车股票作为第一只国企大盘异地股在上交所上市。

　　1992年，在美国焙出“超值牛排”

　　金杯汽车的老职工都说，金杯汽车能够上市，仰融立下了很大功劳，而且不仅给金杯带来了上市，也给辛苦的金杯职工带来了财运。张师傅介绍说，他们的股票在手里握到1992年上市时，股本已经回来了，因为从1987年开始每年发红利，每年每股24元。股票上市后，每股100元拆细为100股每股1元。最高时翻了17倍。张师傅的那200股上市不久就卖了，卖了3000多元，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此前的1991年7月，金杯汽车拿出自己的优质资产海狮面包车项目，与华晨合资成立金杯客车。金杯客车的厂房稍微正规一点，最值钱的一块就是模具设备，但这些设备都是从日本租赁过来的。而这个金客的净资产也只有1亿，厂房相当破烂。据汪康懋介绍，这个“最优质”的金客日子其实也不好过，它的资金链已断，海狮汽车99%的零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组装后卖整车，由于合同都是用日元定价的，当时日元狂涨，海狮面包车每年才能卖出去2000辆，回笼资金不够买零件的，每个季度进货的钱没有。“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仰融身上，希望他能帮他们到海外上市。”

　　正如上文所说，1992年5月，华晨与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发起设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仰融任副会长。一个月后，基金会以金客的40%股权为主，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即后来的华晨CBA)，并紧锣密鼓地准备赴美上市。

　　华晨的赴美上市，得到了沈阳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因为仰融控股的华博仅持有金客40%的股权，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的条件，1992年8月，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决定，由沈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金杯将金客的11%股份转让给华博，转让后，华博占金客51%，金杯占49%，同时金杯持有了这家上市公司21.57%的股份。换言之，金杯以11%的金客股份换取了21.57%的CBA股。另外78.43%的CBA股份则划入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而这78.43%的CBA股份，实际上就是金杯客车51%的股权。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简单的股权交换，但后来有人说，沈阳市是为了一块牛排放弃了整个法国。

　　但是这块牛排也是很有价值的，1992年10月，华晨在美国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引起很大轰动，获得超额认购35倍，融资7200万美元。

　　“金杯汽车和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汽车控股先后在境内外上市，对金杯及辽宁省的汽车业发展是相当重要。”贾新光认为，金客汽车后来的快速发展，海狮面包车的销售连续5年在全国轻型客车排第一位，“正是由于当初的领先上市，才使金客甩开了后面的竞争对手。”

　　记者在沈阳采访期间，大东区的居民说不清楚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金杯客车与华晨、仰融的纠纷，但他们非常自豪地告诉记者：“沈阳要把大东区建成美国的底特律。”

　　1995年，一汽插足当“第三者”

　　尽管在沈阳，仰融是一个一提起就让人警觉的名字，但当记者说出最近香港华晨对仰融作出的评价时，许多人还是认为：“那话听了让人有点寒心。”

　　10月23日，已经由吴小安接任董事长的香港华晨汽车控股公司对仰融作出评价：“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仰融对我们金杯是有贡献的。”张师傅说。

　　其实，仰融与金杯及辽宁省一直还是合作愉快的。此前有媒体报道，仰融曾与赵希友有约在先，在金客，赵希友负责经营，仰融负责融资。

　　1993年11月24日，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在以色列拉马特甘市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个月后，赵希友以健康为由宣布退休。半年后，华晨向金杯要求收回金客经营管理权。

　　赵希友离任后不久，市政府任命另一名局级干部张沛雨为公司董事长。这位新掌门人为金杯的生存四处寻找合作伙伴。1995年2月8日，一汽集团和金杯汽车同时公告，一汽以每股1.15元的价格受让沈阳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金杯49562.38万股国家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51%。

　　据此前媒体透露，在一汽“插足”之前，华晨曾竭力撮合金杯与二汽、宝钢等公司联姻；而当一汽进来以后，华晨又试图谋求金客与一汽在轻型客车和轿车项目上的合作。据说双方设计了一个方案，即由一汽控股CBA，华晨介入一汽轿车项目，但是，一汽一直认为“华晨根本不懂汽车”，而在资本市场屡屡得手的华晨也心高气傲，双方不欢而散。

　　一汽接管金杯的同时，华晨加大了对金客的投入。随着国内汽车市场转暖，金客整车产量以每年1万辆的速度增长，1997年产量跃居同行业首位，2001年突破6万辆。

　　1999年，华晨入主申华实业(600653，后更名为“华晨集团”、“申华控股”)，申华实业成为金客销售业务全权总代理。2000年申华实业销售金杯客车41.4亿元，占该公司当年全部主营收入的75.1%。另外，金客还与上海圆通汽车等多家华晨所属公司进行合作。

　　金客的“体外循环”让一汽非常痛苦。此后的几年，两家围绕着金客控制权、管理权几度交手，一汽都未能取胜，对金杯的巨额投资无法取得回报。2000年11月30日，金杯汽车发布公告，一汽将其持有的32683.36万股法人股(占总股本29.91%)转让给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同时将12019.96万股(占总股本11%)转让给沈阳新金杯投资有限公司。同时，一汽同意在财政部批准前，将其持有的金杯40.91%的法人股委托给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管理。一汽从金杯全线撤退。

　　从表面上看，一汽将所持有的金杯股权转让给沈阳市属的两家公司，但实际上股权是给了华晨。沈阳市一位当时主管此项工作的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一汽不愿与华晨直接对话，才采用了这种过渡安排，即由沈阳市出面接盘。而华晨也正是这次股权收购的实际出资人。

　　事实上，2001年5月30日，华晨集团(原“申华实业”)发布董事会公告，受让沈阳汽车工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金杯汽车11.2%的法人股，同时与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受让其持有的金杯汽车17%国有法人股。

　　2001年，一向神秘而低调的仰融，被授予沈阳市“荣誉市民”称号，这年底，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中，仰融排名希望集团刘家兄弟和欧亚集团的杨斌之后，位列第三。开始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仰融踌躇满志地表示，继续增加对金杯的投资，使金杯的汽车产量在2005年达到50万辆，2010年达到100万辆。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华晨拟收购在港上市H股“沈阳发展”；又有消息称，华晨欲出资20亿元入主辽宁省最大的证券公司；更有消息报道，华晨在宁波北仑港圈地3000亩，投资15亿美元，建设新的轿车项目，并有意投资宁波的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

　　2001年，“宝马”导致蜜月破灭？

　　然而，翻过年来，事态突变。2001年3月11日,“华晨集团”更名为“申华控股”，2002年4月20日，“申华控股”董事会突然发布公告，终止收购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公司所持有的17%金杯国有法人股股权。此前的3月25日，申华控股还将持有的金杯法人股12242.72万股(占总股本11.2%)全部质押给了华夏银行上海分行。

　　“蜜月旅行”戛然而止，仰融也一反常态地放出口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今年6月，仰融果然出走。

　　仰融到美国后说，宝马与华晨的合资项目成了辽宁省接收华晨资产的导火线，仰融希望把宝马项目的重要部分(指发动机厂)放在宁波，但辽宁省不愿意，认为华晨在省外的投资属资产流失。

　　华晨汽车控股董事吴小安在2002年6月19日与多名香港股市分析员通话中透露说，仰融的主席职务遭替换，是由于仰融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代表“曾不恰当地做出与该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第二天，吴小安代替仰融出任董事会主席职务。

　　吴小安的此番讲话似乎也证实了仰融的说法，宝马项目使仰融与辽宁省翻脸。事实上，辽宁省也确实重视宝马项目。一位金杯工人告诉记者，沈阳市市长陈政高在金杯现场办公时曾说过，沈阳市的政策、资金、土地都要向汽车行业倾斜，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集中全力扶持汽车产业发展。

　　而据该省机械厅汽车部门的人讲，辽宁省依托自身优势，重点发展两大产业，一个是电子信息产业，一个就是汽车产业。日前辽宁已组织制定了《辽宁省促进汽车产业超常发展的若干规定》和《辽宁省汽车产业管理办法》，“十五”期间，辽宁要成为全国轻型汽车、大型客车、车用发动机生产基地，在全国位次提升至第五位的目标。

　　但让人不解的是，宝马这一次和华晨合作是试探性的，根本没打算建厂，更谈不上在宁波建发动机厂。“宝马并不是一个大的项目。宝马在华晨并没有生产基地，只是借用中华轿车的生产线，用来装配三个系列的宝马车。”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透露，该项目计划开始的生产量不会太大，最多也就两三万辆。而2001年月10月宝马和华晨签约时，宝马公司董事长米尔贝格说过，由于宝马已在泰国有一个生产基地，在金杯只是少量组装，试试看，如果好，就在这儿按宝马的标准建一个厂，如果销售情况不好，他们就准备撤出中国。

　　他认为，仰融出走肯定不是由于宝马项目，但估计与中华车和宁波大桥有点关系，仰融希望中华车的发动机在宁波生产，而计划中的宁波大桥投资额高达100亿元人民币。

　　贾新光认为：“辽宁原来和华晨没有什么矛盾，但辽宁省肯定不太愿意华晨抽走资金。”但他并不同意坊间流行的一种说法：“由于仰融得罪了辽宁省，辽宁省做通了中央的工作，中央下了一个函，将华晨资产划归辽宁省。”

　　2002年，仰融和财政部闹掰

　　记者采访的辽宁接收工作组的知情人十分肯定地说：“仰融不是和辽宁省掰了，而是和财政部掰了。”

　　这位知情人认为，真实的原因是，仰融用自己高超的资本运作手段，使国有资产脱离华晨系，运作到自己名下，“仰融入主上海申华控股，这家公司实际是脱离了华晨系。”

　　据记者调查：1999年3月，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了珠海华晨，并全资拥有。珠海华晨收购了申华实业(600653)的大股东君安投资公司，1999年11月22日，将“申华实业”更名为“华晨集团”。到2001年11月29日，“华晨集团”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君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它同时更换了东家——原先的两股东珠海华晨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华晨实业公司悄然隐退，而正通控股、宁波正运以及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则分别接股50%、25%、25%，成为新的股东。

　　2002年2月1日，“华晨集团”又发布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原股东中国正通控股有限公司，又向宁波正运出让了其所持有的正国投资50%的股权，这样宁波正运就执掌了正国75%的股权。并且公司与正通控股共同设立沈阳正通汽车投资有限公司，重要业务是对汽车整车及主要零部件制造的规模投资。

　　2002年3月11日,“华晨集团”更名为“申华控股”，5月3日，申华发出一则“年度报告补充公告”，称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出资人秦荣华，实际上就是申华控股第一大股东正国投资的幕后老板。

　　一直跟随仰融的一位华晨高管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秦荣华与仰融有着很深的私交。

　　而辽宁方面的知情人也认为，上述公司由秦荣华直接控制，而实际控制的人就是仰融。“仰融常用的手法是，在境外以很少的注册资金成立一个公司，也不增资，然后进来大规模的钱，大规模的钱再以注册公司的名义出去，进入另一个公司，再出去，再进入另一个公司……就这样来回转，在转的过程中，许多的协议和资料是不公开的，比如在对申华的控制上，仰融与秦之间的协议我们就得不到。”

　　“这样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财政部显然无法容忍仰融把钱在来回倒手的过程中，倒到他私人控制的公司里。”

　　贾新光也认为：“一汽撤离后，辽宁希望华晨能控权金杯。但由于财政部认为这可能改变产权的性质，所以，制止了华晨收购金杯汽车的法人股。”

　　这一点，在今年4月20日，申华控股公告中我们也能看出：“2001年5月24日，申华与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法人股转让协议》，协议规定：在资产经营公司协议受让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持有的金杯汽车国有法人股32683.36万股(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29.91%)获得国家财政部批准后，本公司拟用配股募集资金43525.8万元收购资产经营公司所持金杯汽车法人股18575.35万股(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17%)……截至目前(4月20日)，公司受让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7%法人股的条件尚未成就……”

　　财政部否决申华控股增持金杯汽车17%的股权交易方案后，沈阳市政府管理的汽车资产经营公司仍是金杯汽车的大股东。这样，在金杯汽车由政府控股，华晨中国汽车又拟定为国有性质的情况下，中华轿车于5月28日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此前的5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指出：“中华牌轿车，辽宁具有100%的整车知识产权。”

　　而仰融，此时已远在大洋彼岸，曾跟随他多年的几位干将，吴小安、苏强等人，继续留在华晨高层，实际上已经与仰融划清了界限。11月13日，在华东政法学院举办的“企业转制产权界定法律适用研讨会”上，仰融的另一位全权代理律师、深圳正大律师事务所吴克祥律师公开宣布，身在美国的仰融于8月8日立下了捐赠资产委托书，委托其将法律确认仰融“应得的华晨系资产，在扣除律师费、应付税款和其他一切相关的费用开支后，全部捐赠给委托人书面指定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在华晨系资产已经被财政部认定属于国有资产之后，仰融再将这笔钱捐献，还拥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