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角洲的较量

　　□王志纲(深圳)

　　最近1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个左右，每年转移农村人口1000万人，10年中有超过1亿的农村人口落户小城镇。可以预见，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城市化水平将由目前的近34%左右提高到50%，也就是说，将至少有一半人住在城市里，古老的三七开的城乡格局将被彻底打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将步入城市化国家的行列。

　　这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和转型。中国的社会要进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要提高，离不开城市化的推进；困扰政府已久、尾大不掉的“三农”问题要彻底根治，必须通过城市的扩张来解决；中国的区域经济板块要腾飞，更是离不开城市体系的重构和优化组合。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未来中国的经济版图，将不仅仅是企业间的较量，更是日益兴起的城市群之间的角逐。“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这曾是上个世纪后半期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今天，当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厚积薄发、日益崛起的时候，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怎么发展？如何看待广东今后的地位，看待长江三角洲的崛起，以及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既涉及到意识形态，更关系到21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部署。欲破解这层层经济格局之谜，只有把目光投向城市中国的大背景，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更为清晰的道路。当经济发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来调控“无形的手”的时候，需要“有形”和“无形”这两只手统一整合的时候，“无为而治”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两个三角两种手势

　　目前，国际上已经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带视为世界六大城市带之一。它们分别是：以波士顿和华盛顿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城市带；以多伦多、芝加哥为核心的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大湖城市带；以东京为核心的从东京、横滨到大阪的日本城市带，以伦敦为核心的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英国城市带和以阿姆斯特丹、鲁尔区、巴黎为核心的西北欧城市带，还有就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带。显而易见，在新一轮城市经济的竞争中，尤其是在城市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上，无论观念还是实践，珠三角都已经比长三角慢了半拍。珠三角城市带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都市圈雏形的经济群落，在整个发展思路和城市间的彼此定位上必须有根本的变化。

　　首先，要改变过去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城市发展理念，必须重新洗牌。即使是香港，也不能总是就香港本身来谈香港，一味地强调自我消化，还是一个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循环思维。试想一下，如果香港没有广阔的内陆腹地，没有业已全面形成的与内地的经贸关系，没有与珠三角在产业结构上的互为补充，没有一个大华南经济圈的意识，根本没法想像它的发展空间。

　　当然，犯这种错误的不仅是香港，几乎所有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都有这个毛病，佛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不久前，广东省终于提出要整合顺德、南海打造大佛山，把佛山建设成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记得10年前，当时伴随顺德、南海等地的撤县设市，各自为政的趋势愈演愈烈。佛山市显得日益窘迫，说严重点其实它的号令范围也就是一个佛山城区。怎么办？佛山的发展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承认诸侯割据的现实，自断羽翼，要么逆势而为，削藩整合，就是把佛山变成大佛山，让顺德、南海成为一个区，这是一条积极的出路。但在当时，这条路根本走不通。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周天子和各路诸侯演义图”。佛山搞一个体育中心，顺德也搞一个，这边搞一个大学，那里也在准备，资源耗散，谁也吃不饱，根本达不到现代城市应有的集聚效应。像佛山这种例子，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尤其是县级市的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到处都出现了重复建设的败笔。由于没有城市分工协作的眼光，都只想自身的现实利益，城市资源无法实现很好的配置，相应的城市功能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话说回来，这与广东的传统有关。改革以来，广东历来是习惯于无为而治，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优势是很明显的，它体现了民间草民阶层的创业特点，就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由此也形成了珠三角小城市的活力。但凡事都有两面，正由于政府是无为而治，虽然当初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但到了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化，就出现了很多的错位。当经济发展到需要用“有形的手”来调控“无形的手”的时候，需要“有形”和“无形”这两只手统一整合的时候，“无为而治”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但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却是好事。自由放任是广东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绝非永远过程，更不能形成“无为而治万能论”。广东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问题出来了，由于没有解决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乏力，经济产业结构失衡，社会普遍崇尚投机。因此，有人形容广东是强势民间、弱势政府，而上海和华东的情景则恰恰相反。拿华东跟广东相比，也就是10年工夫，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长江三角洲长成了一个经济巨人。上海除了中央的强力支持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背后还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比这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非常值得华南经济学者思考的问题，也是应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长江三角洲之所以后来居上，蓬勃发展，就在于它充分发挥了“有形的手”的作用。今天来看，上海在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分工、生产力配置、城市功能的定位上有许多值得珠三角思考的地方。

　　说到城市体系的构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计划经济的格局下，上海、江苏、浙江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省级行政单位，但现在不仅江苏，浙江，甚至江西，都想成为上海老大哥的小兄弟。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圈中各个城市和区域的定位和发展思路了。

　　举例而言，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经非常清晰，就是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上海的辐射半径非常广泛，整个城市规划根据车程制造了四个半径的区域概念：一是半小时车程辐射区，二是一小时车程辐射区；三是两小时车程辐射区；四是四小时车程辐射区。所谓半小时车程辐射圈，就是以上海的人民广场为中心，辐射到上海各区的每个角落，上海市区之间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交通网络的布局都以此为依据；一小时车程辐射圈已经到了周边的苏州、嘉兴等地区；二小时车程辐射到南通、常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四小时交通圈已经包括了南京。这10年，上海围绕着这么一个区域的概念做城市规划，结果把整个长江三角洲都给规划进来，把长江三角洲7000万人口都给覆盖了。这个思路出来以后，使得江浙一带整个物流、人才流、资讯流，都来与上海进行相应的对接。回过头看珠三角，整个华南地区的规划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城市交通建设常常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因此，珠三角急需有一个强力政府来整合各路诸候。像佛山就是一个典型，与其让一些小诸侯来耗费资源，还不如搞一个大佛山。这也符合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还有广州与香港这两个中心城市，能否走出自我循环，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把大上海的发展思路对比大华南，如果我们真的能按照华南经济圈和国际城市群的思路来进行功能配置的话，很多问题便容易解决了。这时候，谁能够成为城市经济时代的心脏起搏器，谁就能够占据制高点。上海已经起到了长江三角洲心脏起搏器的作用，但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广州还不行，“学历”还不够，比香港还差一点，香港单独也不行，而广州要与香港结合起来，这个区域经济的心脏起搏器才能发挥作用。香港就相当于上海的陆家嘴，而深圳、珠海就相当于浦东开发区一样，至于沿线地区的港口码头就相当于上海的港口。广东其它地区如珠三角地区的加工产业，就相当于昆山、苏州，如此一来，就构置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关系，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都容易理清楚。这个思路之所以可行，还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

　　经营城市：长三角先声夺人

　　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化水平便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都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即怎么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过渡到今天的经营城市。建设城市大家都懂得，建设城市找市长，哪个地方修了一条路，哪个地方建一栋高楼，统统市长过问。现在有很多市长就喜欢搞政治工程，动辄大兴土木、旧城改造，这是很初级的标准；中级水平就是在管理城市上比较到位，把一个城市搞得像一个花园，像东北的大连、广东的深圳，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经营的探索上都很有特色；但是城市发展到了今天，更多的市长开始全面地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增值的问题。

　　这方面上海是一个范例。一个城市经营得好，其对资源的配置和周边地区的辐射力非同一般，小则带动周边的经济齿轮，中则形成一个大区域的首位性城市，大则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它区域的城市经济带形成分庭抗礼的格局。所谓的大上海引领中国，就是因为大上海把自身的城市经营当成一个龙头来做，结果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广州和香港分别是华南经济圈的两大中心城市，怎么经营好自己，怎么确立各自的角色分工，怎么在国际平台上形成你支持我、我支持你的互动格局，按照城市体系的构架来体现经济辐射效应就至关重要。

　　经营城市的课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破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还没有弄明白。所谓城市，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的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为什么有的城市天天招商引资却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城市却通过打造环境“招智引商”，巧妙地赢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呢？思路决定出路，用一句大寨时期的话来形容，就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资本大量涌入近水楼台的珠江三角洲，造就了珠三角的经济奇迹。到了90年代末，台湾资本接踵而至，仅江苏一个小小的昆山，据说台商就有30万之众，这还不够，现在广东东莞的台商也纷纷开始在长三角安营扎寨，广东省政府为此非常着急。讲政策、讲让利、讲区位，珠三角都不比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原因就在于，多少年来，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一直是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生产，后生活。但当中国的人均GDP突破800美元，从温饱进入小康的时候，整个社会和城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成了先治窝，后治坡。首先，如果是在创业初期，投资者是先生产，后生活，而到了今天，人们越来越看重城市的软环境，追求舒适、良好的生活形态，也就是先治窝，后治坡，只有安居才能乐业。这一点，长三角良好的生活环境占尽了优势。其次，长三角的规范化服务和相对良好的制度环境也吸引外资的转移，相反，珠三角的市场经济灵活有余，规矩不足，善于变通也意味着无序，无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其三，珠三角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年城市化的进程中，缺乏经营城市的意识，大城市盲目摊大饼，中小城市急遽膨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结果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产生治安、交通等很多问题，难以管理。所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尤其是台商，更愿意把家安在上海，工厂设在昆山，前店后厂，家属安排好，高智力人才也愿意来这里，生产生活两不误。

　　所以在长江三角洲，工厂开到了昆山，服务的店就开在上海，由此带动了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像珠江三角洲，城市经营还是比较粗放，大家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城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都较长三角略逊一筹，肯定会影响到外来资金和人才的进入。这就是“先治坡后治窝”还是“先治窝后治坡”所造成的不同后果。

　　战略先锋：珠三角保持本色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与日益崛起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相比，珠江三角洲是不是真的要不可避免地走衰了？广东还有它的优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广东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主要有三次北伐。最早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广东结束了外贸独占的历史，大批的广东人迁移到上海，也就是说，上海开放以后，它的商业支柱不是宁波帮，而是广东人、潮汕人；第二次是政治北伐，就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革命；第三次北伐，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从粤人经济的北上到粤人文化的北上。纵观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广东人不断给内地洗脑的过程，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启了内地市场经济的闸门。这几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放开以后，大批的广东发展商纷纷北上，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波就有广东好几个超级大盘地产商，包括合生创展、万科、中海等等，都打着粤军的旗号往北京跑。由于粤商的介入，用不了五年、十年，北京的城市建设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人也会像广州人一样享受很好的居住文化、居住社区。这里不是说广东人聪明，而是说广东人更像一支商业北伐大军，尽管他们主要是以逐利为目的，但在逐利的同时，也把一种商业文明传递到北方。而且要看到，以广东为代表的商业所传递文明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广东向北方输送先进的商业文明形态，也是一以贯之的。

　　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那就是在文化领域，最典型的是传媒产业，北方也正受着南方的影响。中国的传媒只有两个中心，一个北京，一个广州，广州的传媒业之发达，一点也不亚于北京，广州的媒体从《新周刊》、《南方周末》到《21世纪经济报道》，到《南风窗》，都是辐射全国的。这些媒体能保持全国性影响，曾经历过一场有趣的转换。早期内地人看广东媒体，关注的是广东鲜活的故事，因为那时广东是开放热点。但到了后来全方位开放，纯粹的新闻走不通了，广东媒体自觉实施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调整，把自己变成了文化和资讯的加工厂，把全中国的素材收集过来，再用广式月饼的方式把它加工，卖给全中国，照样火爆。现在，广东的媒体从业人员纷纷北上，给北方的媒体带去了新的观念和商业操作模式。而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大部队还在后头。

　　其实，广东的商业文明之所以有强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本身就是粤港一体化联手的产物，正是因为背靠香港这个发动机，才保持了广东经济20多年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广东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版图上的地位依然不可小看。就在不久前，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海壳牌石化历经十几年的艰苦谈判，终于落户惠州，总投资43亿美元。项目一旦投产，据有关方面测算，其每年所带动的工业增加值将占到广东省年工业增加值的一半，惠州将成为继美国休斯顿、荷兰鹿特丹、新加坡后的世界第四大石化城。由此，广东的经济分量可见一斑。广东人最大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他强调一种商业精神，很务实。正是这个特点，所以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广东能够先行一步，放开搞活，再加上背靠香港，一衣带水，以港为师，使珠三角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许多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的特色办法来搞活经济，出现了广东四小虎各不相同的发展模式。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把珠三角与长三角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广东最需要补的一课就是在“敏于行”之外，还要“勤于思”。

　　回首广东2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为中国贡献了很多的东西，未来广东也还是有这个“市场需求”。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各界一再讨论的粤港一体化。要想解决好一体化的问题，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香港毕竟一国两制，它要充分地行使主权，我们不能够强迫人家来跟你一体化。但从客观上看，目前香港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可能会促使它加快考虑要不要与广东联合，毕竟粤港一体化就意味着与珠江三角洲这个广大的腹地绑在一起，是好事；第二，粤港一体化这个经济直通车能不能挂上档。目前出现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很难消化的东西，香港广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三，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在里面。粤港的一体化是对一国两制充分的发挥，对台湾的示范意义自不待言，涉及到中央决策层全局的考虑。

　　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城市中国已经到来的今天，广东和香港更需要开阔视野，不能再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号，而应该联起手来，着眼于打造世界级的华南城市圈。惟有如此，广东才能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版图上，再一次扮演战略先锋部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