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仇勇

　　中国经济的第二推动力，正由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力量所主导，并日益向中西部地区策动和转移。这是继中国持续利用外资20年后，在宏观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又一重大特征和变化。

　　来自四川省招商引资局的统计表明，2001年，该省引进省外(国内)资金128.92亿元人民币，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15.72倍。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来自京、浙、粤、闽、苏、沪等东部地区的资金为76.44亿元，占引进的省外资金总数的65.76%。当年四川利用外资则为11亿美元(约94亿元人民币)。在四川的雅安和广元，60%的地市级公务员工资都是来自这些东部地区投资的企业上交的利税。

　　这是一场带有一定政府引导色彩并更多由民间资本力量参与的西进运动。本刊记者在四川的采访表明，除了资本主体的不同之外，这种红色资本西进结果与西方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全球工业化浪潮多有相似：东部资本的介入加速了西部原始积累的进程，东部企业成为当地工业结构的主体，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经营者手中，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东部的思想观念改变了当地政府的行政思维，少数外来私营企业主开始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之中。

　　2002年4月，原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蒋巨峰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兼主管经济的副省长。在此之前及此后，有不少东部地区的官员陆续到西部任职，为这一地区原本自下而上由民间经济力量主导的经济变革提供了自上而下亲近东部经济模式的可能。

　　资本迁移

　　企业外迁及资本转移的现象不光在温州存在，整个浙江甚至东部大部分发达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扩张趋势

　　1997年下旬，一份非公开的政府文件在浙江省温州市级领导的案头传阅。这份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文件披露了在该年上半年，有超过100家的温州灯具企业大举外迁的消息。这些企业，不光包括灯具的经销商，还包括制造商以及为其配套加工的企业。整个产业链的整体外迁，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曾经在全国灯具流通市场占1/4份额的温州灯具产业就此衰落。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是温州市人大财经委委员，他向《商务周刊》透露，在2002年上半年，温州下属的乐清市又有两家资产规模在1亿元左右的摩托车整车制造企业悄悄外迁了。

　　“企业外迁和资本流出在温州是一个必须避讳的话题。”温州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谨慎地说。本刊记者在温州采访其间，政府的有关部门拒绝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另一个解释是，政府尚未做过这方面的较详细的调查和统计。

　　事实上，企业外迁及资本转移的现象不光在温州存在，整个浙江甚至东部大部分发达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扩张趋势。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在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中，参加开发建设的浙江人已达87万，自1990年起的累计投资总额更是达到864亿元，去年实现营业收入1813亿元。四川省招商引资局局长郭晓黎向记者出示的一份材料表明，2001年，北京(23.37亿元)、浙江(15.49亿元)、广东(14.37亿元)、福建(6.7亿元)、江苏(4.53亿元)、上海(4.29亿元)、山东(2.02亿元)等地均有大批资金流入四川，而且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在最近几年的招商引资实践中，我们发现，东南沿海的三条经济带：浙江的台州到温州，福建的泉州到石狮，广东的佛山、东莞到湛江一带，社会游资比较多，所有制经济灵活，这部分的民间资本正成为四川吸纳内资的主要对象。”郭晓黎说。特别是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有超过10万人的温州大军从当地出发，携带资本入川经商。

　　记者从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协作办)获知，2002年10月，一份由该部门与市统计局联合进行的调查报告刚刚出炉，该报告发布的一个更广泛的官方数字是，大约有16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每年创造的GDP为560亿元。但是，考虑到温州商人历来有不愿露富的习惯，这个数字显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统计。

　　在考察东部地区这种投资原动力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选取了最具典型意义的温州作为解剖的对象。民间资本的频繁流动和增值，构成了温州经济生活中最迷人的一道风景。

　　37岁的叶其乐，现在是四川琪乐塑业公司的董事长，地道的温州人。“我最初的起步资金，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借贷的。”叶其乐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扮演的就是一个民间金融的中介人角色，被当地人称为“银背”。“很多有钱人的钱放在我父亲那里，他来做担保。那个时候利息高，但他也没有挣多少钱，主要是解决亲戚朋友做生意的资金。”

　　“温州话中‘背’就是拿过来的意思，”温州经济的长期观察者，现任温州经济学会会长的马津龙解释道，“‘银背’就是资金供需双方之间的介绍人。”

　　1984年9月29日，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家私人钱庄，而后又出现了名为“标会”和“摇会”的民间金融机构。虽然历经1987年的血腥“抬会”风波，温州的民间金融机构一再受到官方的禁止和查封，但此后这种民间金融活动并未停止，相继披上如城市信用社、典当行、物业租赁公司等各种“合法”外衣继续经营。

　　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一直与这种民间金融生态的演变相伴相生。温州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声大噪的私人老板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企业通过这种民间借贷方式解决了最初起步所急需的发展资金，而因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剩余资金又再次进入这种外循环的金融体系，“这种直接借贷的方式恐怕在将来仍是满足小企业资金需求的一种行得通的途径。”马津龙评价道。

　　温州的产业资本正是依托这种方式在民间集聚。随着大量温州人到西部经商，一批剩余资金也随之由资本的高地向外溢出，并迅速在中国的西部形成显见的“洼地”效应。而在温州以及在更广泛的东部地区初步演变而成的民间金融生态体系和实业“资本家”群落，为资本更快速地从东到西转移打开了便利的通道。值得留意的是，正是东部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构成了向西投资的主体，试图从银行获得贷款进而向其他地区投资，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四川的现实与改变

　　民间资本的西进对当地原有经济秩序和形态的改变，事实上带有一种“偷袭”的特征，所幸的是，这种改变正与上层领导者产生了莫大的共鸣

　　胡松兴，在1983年到1997年的长达14年时间里，他都只是温州市鹿城区委大院里一位普通的公务员；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其貌不扬的温州人会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盆地拥有在今天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并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生活。

　　1997年3月，胡松兴作为浙江省对口交流的干部，到四川省贫困地区之一的广元市挂职，身份是广元市委、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此时的广元经济，正被抛离于市场经济大潮的边缘。现任广元市经济技术合作局局长的向永东，回忆起当时国有企业全面衰退的窘境，仍不免唏嘘。

　　胡松兴在全市范围内做了几场关于“温州模式与广元经济发展”的专题报告，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来挂职的温州人可不仅仅是来挂挂而已。就在当年，一个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总投资1.18亿元的温州商城在广元的老城区破土动工，开业当天，广元的老百姓争相去逛这家第一次安装有自动扶梯的现代化商场。自此开始，一大批温州商人在胡松兴的介绍下开始在广元扎根经营，随后，“娃哈哈”、“青春宝”、“恒天”、“华能”等一批东部企业也相继在广元投资办厂。

　　2001年国庆前夕，刚刚通航的广元机场迎来了又一批温州投资者，市委书记特意让胡松兴站到自己前面迎接客人。刚下飞机的一位温州客商给胡松兴开玩笑：老胡，你干脆把温州的企业全部搬到广元来好了。

　　胡松兴在广元挂职的5年内，协助广元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到位资金33亿元。2002年，在广元投资和经商的浙江人已达1.5万，其中温州人就有4000名。

　　东部地区官员到西部任职，为当地实现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行政权威意志上的可能。在由市场利益驱动的民间资本力量加速西进的过程中，对原有经济秩序和形态的改变事实上带有一种“偷袭”的特征，旧有秩序总是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排斥之后，才会与西进的资本力量相互容忍和融合，并被动地发生改变。可以想见，这种来自下层的经济变革动力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其损耗将是相当巨大的。

　　避免激烈冲突的惟一途径是，在旧有经济体系的上层，亦即当地政府，也产生了这种开放和融合的需要。

　　令人欣喜的是，在四川，记者找到了这种变化的实证。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在公开讲话中提出：“我们要抓住‘外资西移、内资西进’的机遇，瞄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四川省经济结构的调整。”

　　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蕴藏在民间的经济能量。2001年，四川从省外引进国内资金128.92亿元人民币；同时，在省内各市州之间互相调动的资金数达176.39亿元；在各市州区域内社会资金总量又有200亿元；加上当年引进外资总额，共有600亿元的社会资金被有效利用。

　　“这块资金既不是国家财政的钱，也不是计划投入的钱。”四川省招商引资局局长郭晓黎对《商务周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国家投入。根据四川地处内陆的实际，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是我们比较现实的选择。”

　　红色资本西进的结果，在广元产生了一些更细微的变化。广元目前所形成的几大支柱产业，其龙头老大均是东部投资的合作企业：娃哈哈(饮料)、正大青春宝(中医药)、启明星铝厂(有色金属冶炼)、金锣集团(肉食品加工)……

　　工业结构的调整和运行质量的提高，带来的是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和提升。广元经济技术合作局局长向永东向记者举了苍溪罐头厂的例子。这家原本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由浙江黄岩罐头厂租赁经营后，很快发展罐藏原料基地1万多亩；即将引入的水果榨汁生产线，一天的原料需求将达90吨，以苍溪为中心周边200到300公里半径内的水果产品都有了销路。当城市的工业化过程波及农村时，一个有意思的变化是，当地农民自发地把土地经营权有偿转移到一些水果大户手中，等到收割时再去打工，靠纯粹出卖劳动力一天可以收入10-15元。

　　不仅如此，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亦使农民增收成为可能。四川是生猪主要产地，原来广元各个县的肉联厂全线亏损，引入山东金锣集团后，不光使全市的生猪宰杀能力由每年的几万头提高到30万头，而且激活了未被兼并的肉联厂，产品有了销路，成为农业产业化最好的促进剂。

　　本刊记者在广元所观察到的现象，正是一个地区的存量资产被新进的资本调动后所产生的活力。“东部地区的人普遍善于搞资产经营，但还没有‘进化’到资本经营的高级阶段。”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对此下了一个绝妙的评语。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各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了可能，这也是吸引东部地区的实业“资本家”向西挺进的动因。

　　“在西部，资本更容易增值。”四川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张静涛向本刊记者说出了他的感受。1998年，张静涛身上揣了2万元和一张密集文件柜的图纸，就来到成都创业。这种当时在西部还没有出现的特殊产品使他在短短5年内个人资产迅速累积到几千万元。

　　而且，这些在东部很容易泯然众人的实业“资本家”，在西部受到的政治和社会的尊重也被其所拥有的资本数量放大了好几倍。2002年9月16日，记者坐在四川琪乐塑业公司的贵宾会议室里等待叶其乐——这位1995年就来四川投资的温州人的到来，在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四川和成都的当地政府官员与他的合影。

　　温州的焦虑

　　政府对外地招商团的暧昧态度正反映了政府的尴尬，当企业纷纷外迁之时，温州经济将面临失血的危险

　　温州一直极力避讳的资本外流问题正逐渐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2002年4月，温州新任市委书记李强即公开提出要“把温州人的经济变成温州经济”。连温州街头的出租车后窗上，都贴上了这句口号，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要想说清楚“温州人经济”和“温州经济”之间微妙的差别以及其中的政治经济策略，并非易事。

　　温州市协作办主任陈永聪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对此作了一番官方的解读：“第一，怎样才能吸引他们回来投资，让其人心回归，资金回流，人才回乡。第二，发挥在外温州人的经济能力，加大温州本地产品的销售量，支持家乡经济。第三，为温州招才引智。第四，引进一些为温州本地经济做配套产品的企业。”但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让在外的温州人回来为本地经济作贡献，难度不小。“以前政府一直在回避隐性存在的投资环境恶化的问题。”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谢健尖锐地指出，“但这却是明显的事实，温州这几年的GDP增长一直维持在12%左右，而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的平均GDP增速已达11%多，说明其他地区已经赶上来了，而温州却显得增长乏力。”

　　如果我们只从企业主动扩张的角度，来正面理解温州本地几家龙头民营企业如正泰、德力西向外转移投资的现象，则其他中小民营企业外迁的行为就显得无法解释。事实上，后一种现象的出现却是企业被动迁出的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温州的商业环境已出现某些恶化的迹象。

　　在采访中，不论是温州本地的企业家，还是一些学者，都提到了温州土地资源的紧张。正泰集团执行副总裁吴炳池向本刊记者透露，政府已新圈定1平方公里的土地给正泰作为新的工业园。但即使是对于像正泰这样的政府重点关照的企业，其土地价格也在16-17万元/亩，比上海浦东整整高出一倍。在温州工业园，其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还曾经拍卖出1120万元/亩的天价。

　　温州原本引以为荣的产业比较优势也正面临新的挑战。一位曾经在温州做了7年的灯具企业家向记者讲述了大批灯具经营企业外迁的原因：温州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灯饰原本都属于三低产品(低档次、低成本、低售价)，在产业面临升级之时，却缺少完整的产业配套和领先技术。许多原来生产灯饰的企业开始到国内其他地方去购进人家的产品来供应给前来温州进货的客商。由于生产企业出售外地产品所带来的利润已高于自己生产的利润，一些大的企业很快相继倒戈，并纷纷撤离温州，致使整个产业就此消亡。

　　此外，在技术支持、人才供给、税费收缴和政府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尽管温州现在有130万外来人口，满足了众多私营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但高科技人才却一直相对匮乏，这种人才的不均衡对温州商业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对于资本来说，最致命的打击就是使用效率的降低。而今，在温州，可以调动和与之配套的生产资源已相当有限。但在西部地区，大量闲置的存量资产却急需资本的重新调配，在那里，资本和这些资本的拥有者受到的尊重是空前的。

　　这是温州经济在制度层面终于获得合法化认同后，所产生的新的焦虑。

　　对于主管温州市对外经济合作的陈永聪来说，他还有更具体的烦恼。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这个下午，他不得不一次次拿起电话来面对全国各地要求来温州参观、考察或招商的请求。“光去年一年，全国地市级以上来温州参观访问或者招商的代表团就有1000多批，有时一天就有好几批。”陈永聪无奈地抱怨道，“我到哪里找那么多企业？”

　　政府对外地招商团的暧昧态度正反映了政府的尴尬。当企业纷纷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大量外迁之时，温州经济将面临失血的危险。

　　陈永聪，这位思维清晰的温州政府官员的声音也部分代表了当地政府的看法：“如果把温州比作鱼塘，现在是水少鱼多，一批企业外迁后，留下来的鱼苗才能越养越肥。”

　　当全国各地纷纷把招商的横幅拉到了温州政府的家门口之时，后者也正在谋求将更多的实力企业引入温州。它们瞄准的是跨国公司、国内大企业和在外的温州籍民营企业。

　　2001年1月，温州下属的乐清市专门由市领导带队，重点到西部地区主要城市开展“乐清人面向乐清”的招商活动。到当年2月，已有15家企业陆续迁回乐清，官方公布的投资金额为5.5亿元人民币。而自1999年以来，乐清少数重点企业在外投资办厂的资金已达7亿元。这还只是温州近几年外迁企业的冰山一角，对于真正的资本流出金额，政府和民间都采取了回避的尴尬态度。

　　实业“资本家”群落

　　构成温州财富菱形结构的中坚力量一旦大量迁移，温州经济的后续发展动力并不容乐观，温州私营企业家，或者叫实业“资本家”群落的特点决定了温州的未来

　　温州的焦虑感不仅存在于对其自身商业环境的反思，而且，对温州私营企业家群落的重新审视也变得急迫起来。

　　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经历了几乎近20年的不被正统观念所承认的边缘和悬崖的生存状态考验，而今他们却又被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推上了耀眼的顶峰。在国家经济生活当中，他们有了更多的声音和更广泛的变革的力量，但与此同时，其持久力和深刻度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一个地区的资本流动和经济模式能够影响到比之更宽广的范围，取决于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先进性。而由温州实业“资本家”们的特性所决定的这一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

　　“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这是他们成功之所在，”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对《商务周刊》说，“说白了，温州人就是在影响生产力的各要素还没有充分流动的时候，胆子大一些，敢于把别人不敢配置的资源重新进行配置。”

　　今日之西部宛如当年之温州。在温州，在东部，不能回避的现实情况是，资源日趋紧张，市场日趋成熟和狭小，竞争环境日趋残酷和激烈，温州企业家所善长的资源配置手段渐渐有点派不上用场。而在西部，温州所代表的经济模式似乎还能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形态。“越落后的地方越希望温州人去，好像觉得温州人是神仙，来了就能搞活经济。”洪振宁说。

　　温州“资本家”的灵活、变通和无规则主义，对官僚和体制来说，似乎永远是一种威胁并起到消解作用。“变通，使那些为原有制度所不容的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暧昧地持续下去，也使得原有制度形同虚设。”两位敏锐的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吴晓波在其所著的《温州悬念》一书中写道，“但这一行为所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它使得那些长期处于这种变通状态的人们，久而久之亦对所有制度都失去了兴趣——包括随后建立的可能更合理和更有效的新的制度安排。”

　　游离于体制外的温州人因此获得了更大自由，但也因此使得温州私营企业家群体与制度之间的冲突长期处于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的状态中。在大量的温州人来到西部投资经营之初，他们总是善于和当地社区形成较融洽的关系，但在更长的时间段内，温州人试图进入当地主流的社区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我们承认，资本的流出还没有严重到危及温州当地经济发展根基的程度，但从政府的表现上，后者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真正能够制止这种趋势的方法。更现实的问题是，温州如今可以调控的资源和手段也已相当有限：土地、水电、税费、人力、科技等要素远远不如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城市。再从资本的受尊重程度看，相当一批活跃的中小私营企业被政府和社会忽视了，而这批构成温州财富菱形结构的中坚力量一旦大量迁移，仅靠留下的几家大型私营企业和尚处起步阶段的个体工商户，温州经济的后续发展动力并不容乐观。

　　在与苏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作对比的时候，经济学界和舆论界都给予温州模式以相当高的评价。但是，如果站在国家宏观经济的角度来仔细审视，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并不能带给国家最终的财富和荣耀。

　　吴敬琏在数年前就发出警告，温州模式只适合于温州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并不具备在全国推广的价值。温州，以及那些西进的温州人们，可能还需要在未来进行一次脱胎换骨般地凤凰涅。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说：“因为我们要试图改变现实，所以我们进行实验来重新构造现实。”

　　1981年，中国允许私营企业建立，但规模被限制在7人以内。20年后，这种情形有了很大改变，在今天，既有纯粹的国有企业，也有纯粹的私营企业。

　　在过去数年中一直处于改革争论焦点的温州及至更有涵盖意义的东部地区，这些堂堂正正的财富资本的合法拥有者，正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经济行为改变着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特质，而且很显然，这种改变，正与原有经济体系内的上层领导者产生了莫大的共鸣。而更深远的影响，也许不久就会被我们发觉并受到尝试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