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昱

　　企业家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对此表示至少是情绪上的异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机会主义的短视心态

　　几个月前，台湾《商业周刊》杂志的发行人金维纯到北京来讲课，在谈到台湾商业媒体成长轨迹时，金维纯着重谈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的社会心理，即民众普遍认为，发财致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对产业巨子不仅认同，而且崇拜，人们纷纷研读他们的发财故事。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也正处于经济腾飞期，因此人们也会把更多依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树为社会楷模。

　　现在看来，这个论断下得还是有些为时过早。自今年以来，一些曾经让人目眩的巨富偶像，泥水还没有干就轰然坍塌：去年福布斯杂志评出的中国二富杨斌表演了一个乾坤大挪移之后，在赴任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的当日凌晨，被公安从他的荷兰村别墅里带走，他的身价也随着香港上市公司股价的暴跌和荷兰村故事的穿帮而一泻千里；首富排行榜的第三名仰融，同时也折戟沈阳，虽已远走美国，还是被公安部门宣布批捕——虽然他是否涉嫌转移国有资产现在尚无定论，但已然在社会上引起人们对富人们财富来源的又一轮质疑。同样具有社会强烈反响的还有号称“中国第一富婆”的刘晓庆，她的被捕直接导致了从政府到社会各界对富人逃税现象的关注：在看到50位福布斯榜上富豪只有4人上了纳税榜时，最直截了当的反应是：他们为富不仁。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富翁们遭受了全方位的质问，从第一桶金是黑是白，到财富膨胀过程中的权钱交易黑幕，再到富人是否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守法意识。这种质问与此前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两项民意调查相得益彰：在合肥为采样地的受访者中，对“现代社会主要靠企业家推动”的说法，非常同意、有点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的比例分别是14%、22.2%、42.7%、21.1%，持反对意见的高达63.8%；对“少数人先富对社会没好处”的说法，表示非常同意和有些同意的居然也高达40.3%，完全不同意的只有19.1%。这当然只是一地的调查，但研究者选择合肥这座城市显然是有明显考虑的，它代表了中国发展程度中等和中等偏上城市居民的典型心理。

　　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其实对财富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急迫的热望，这种热望让整个国家都陷入一场空前惨烈的商品化浪潮，每个人都在寻找发财机会。但它带来的社会心理又是极其怪异的：对先富阶层，尤其是财富巨子，不是崇拜，不是仇视，也不是简单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眼热和不以为然并存，价值判断完全摇摆。

　　很多人说，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就发布的统计资料表明，到1995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大于东亚、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而且已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现在这个差距只会更大。但在我看来，更核心的大问题是人们对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变的思路千差万别。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当年毛主席在的时候……”，或者“政府更多地为富人考虑，为穷人考虑得少”。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抱怨都是常见的，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更需要建设性。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路径，有人在强调“大河涨水小河满”，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惠泽每个社会成员，因此阵痛和“马太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则在呼吁由强调“效率优先”所引发的阵痛不能持续时间太长，否则整个国家的发展将大受拖累甚至衰竭，因此要尽快实现社会各利益阶层在公共政策上的博弈，以此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协调。

　　不管是哪一种改革思路，其实都有一个前提是共同的：使社会发展的动力名正言顺，因为任何一种负责任的思路都必须追求长期发展。企业家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对此表示至少是情绪上的异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机会主义的短视心态。

　　企业家短视，所以发财不择手段，发财之后只想着怎么保财，忽视了企业与社群的共生关系，让民众徒生怨艾；部分民众的短视，在于被不公、黑幕丑闻和愤怒左右了情绪，看不到基本面的向上；最后是政府的短视，满足于经济的增长，而疏于已经被深刻改变后的社会秩序的重构，忙于一时一事的找平，却缺乏明确不同利益阶层新角色的勇气，以及重新树立规制、鼓励与调和机制的一揽子计划。

　　在我们再次面对又一个新的起点的时候，我们必须打破某些旧的格局，因为支撑这些格局的默契并不牢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老祖宗2000多年前就说过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