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特派记者 田川 赖小萍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对中国未来18年的经济和民生意味着什么？11日下午，《粤港信息日报》记者就此采访国家计委研究所所长陈东琪。

　　能否打破世界经济史纪录？

　　记者：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这需要年均7%以上的增长才能实现。现在就定下今后18年的经济增长率，会不会有点冒险？

　　陈东琪：按经济增长态势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态势来看，经过了长期高速增长后都有一个调整期，比如，新加坡高速增长了17年，日本也有15年，然后都下调了，从平均9%的增长回落到了5%左右，而我们为什么还定在7%以上，只下调2个半百分点左右？这样定是有充分依据的。

　　年增7%底气何在？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依据何在？

　　陈东琪：主要有五方面理由。

　　其一，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别的亚洲国家所没有的，这保证了增长的最主要的资源基础，而同时他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也直接带来增长的提高；

　　其二，中国发展不平衡，过去20年的增长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创造的，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能正在释放，后发展地区将为整体增长作出新贡献。

　　其三，中国经济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前20年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推动，而不是技术进步，而眼下中国技术进步发展突飞猛进，这将为今后18年以技术进步带动的增长打下基础。

　　其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中国进入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空间，全球资本也正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这将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其五，中国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为增长提供了保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中国政府经过过去20年的市场调控，已经形成了一套宏观调控的经验。

　　因此，总体上说，确定从过去20年的9.52%的增长下调到今后的7%以上，是比较可行的，也是留有余地的。

　　中小企业会更受重视吗？

　　记者：十六大报告中将“就业”放在“民生之本”的重要地位上，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就业的重要性大于增长？或延伸理解，国家今后将更加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陈东琪：对就业的重视，这与生产方式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化有必然的关系，但不能说增长和就业哪个先哪个后，而是在新形势下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增长和就业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指标，前几天我在你们广东河源看到，那里新增台资企业很多，增长很快，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就业也上去了。

　　从理论上讲，凡是能增加就业带来增长的企业，都要支持，而人们之所以现在总在强调发展中小企业，主要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中小企业在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关于非公有制发展的问题，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陈东琪：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是不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了，只是过去我们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存在着执行的障碍，现在把它写进党的报告，更多的是给社会以信心。其实无论是对财政贡献，还是就业、GDP的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都很大。最近的统计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最近我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自的利弊写进了教科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