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文

　　(1)长阳路147号

　　2002年秋的一天，上海长阳路上的红楼和黑门，大墙上蔓生的爬山虎将“147”号的铜门牌号几乎掩映。但门牌号对这排楼宇却没什么意思，因为里面是大名鼎鼎的上海提蓝桥 监狱。

　　早晨9：00，离约定好的时间还有30分钟，我走到马路对面的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包双喜烟。给我烟的是一位中年妇女。

　　“老板娘，对面来这儿买烟的人多不多？”

　　“多，都是监狱里的管理人员。”

　　“那么，有没有人买烟送给犯人？”

　　“犯人不能抽烟。”

　　看来，这包烟今天没有什么用处了。

　　“您在这儿开店多久了？”

　　“10多年了。”

　　“对面的监狱那么多年也不见搬迁。”

　　“是啊，里面很大很大，搬起来也不容易。听说里边的设备很好，是英国人造的呢。”

　　这时，对面的黑门大开，一辆装满肥皂箱的车子驶了进去。

　　“老板娘，过去犯人住市区里的提蓝桥监狱是一种待遇，现在交通方便了，它完全可以搬到郊外，这儿的房地产就会增值了。”

　　“是啊，不过据说也不会拆，作为文物古迹供人参观倒是不错。”

　　提蓝桥监狱确实是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大门旁就有这样一个标志。

　　提蓝桥监狱原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德路监狱，1901年在今保定路、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内地块破土动工，占地约四万余平方米。起初有两幢监房，按美国监狱样式设计，每层60间，背靠背排列，每排监房有铁门，1903年建成。至上世纪30年代，已有5层以上监房11座，成为远东第一大监狱。

　　“老板娘，你进去过吗？”

　　“里面有四，五道门呢，我只进去过二道门。”

　　老板娘说到这里，也许觉得“进去”两字不吉，突然扭头走进后面的小房间，不再出来。

　　说话间，我一直注意路边的行人举动，他们一般会看一眼那大门那红墙，但迅速走过去，没有人驻足。

　　其实，我亦如此。提蓝桥监狱离早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很近，我们经常路过这地方，但每次也仅是扫过一眼而已，今天是我第一次端详提蓝桥监狱。

　　对面的大门又开了，出来了两辆三轮车，上面装着废箱纸片，两个工人吃力地骑着。

　　这回看清了，门的内侧站着一位真枪实弹的武警。

　　不仅武警不站在门外，提蓝桥监狱的建筑形式也显得很含蓄，从外面看，里面高楼隐约，没有什么肃杀森严感。

　　路边的居民拿着木制马桶刷刷刷，然后将污水倒入下水道。

　　阳光很好。

　　(2)管金生这样走过来

　　上午9：40，我和朋友们走进提蓝桥监狱的边门。

　　难得这么忐忑不安过。

　　在走进去的两分钟前，一位朋友问我：“你去过监狱吗？”

　　“没有”

　　“那里面的滋味不好受，怪怪的。”我这朋友也是有历练的人，说这话时，神情复杂。

　　提蓝桥监狱，我儿时就听说过，总觉得怕怕的，很遥远。长大了，要到提蓝桥那地方去，还是不习惯，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

　　想去探望管金生，还是两年前的北京的一位朋友提议的，那时正值庆祝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十周年，不少老朋友都想起了管金生，但那段日子他身体不好，厌于见人，直至今日，我方有机缘。

　　坐定之后，我东想西想，突然从侧门的窗户看到了管金生，那门好象打不开，管金生一闪身过去了。

　　让我很震动的图像是他后面跟着两位穿灰色制服的狱警。

　　这应该是件很正常的事，管金生是犯人，当然是被人押着的。我在探监之前，也想象过这种景像。

　　但是，当我亲眼所见，还是震惊不已，毕竟概念化的“犯人”与真实的人物还是对不上号。

　　(3)伤痛

　　管金生从另一道门走了进来。

　　“你上次来看过我吧。”

　　“没有，这是第一次。”

　　身边的朋友赶紧解释，“张志雄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你们一定见过面。”

　　“噢，怪不得那么面熟。”

　　我们确实见过多次面，但从来没说过话。也真是奇怪，现在想来，当时的券商不多，万国证券又是数一数二的公司，我作为专门采访券商和市场这条线的上交所记者，像申银证券的阚治东和海通证券汤仁荣等人都采访过。至于万国证券，我却更喜欢去万国黄浦路营业部的谢荣兴那儿。

　　我也曾问过当年搞摄影的上交所同事，他竟也没留下管金生的照片。面对如此的“无意识”，只得推测我们当时本能地不想接近管金生，否则不会如此没有“事业心”。

　　管金生的容貌和过去变化不大。

　　在前一天晚上，我又翻出了一张当年管金生的照片看过。照片中，管金生坐在皮椅上，藏青色的西服红中带灰的领带，很有威震一方的意思。

　　如今的管金生，穿着蓝色的短袖囚服(它类似于劳务人员所穿的蓝色短袖工作服，只是胸口多了一排囚犯的号码)，身子和面相均无大的改变，只是发型从精心梳理的三七开变成了板刷头。

　　身边的朋友先问了管金生的身体情况，他似乎心脏有点毛病。

　　“你这儿能锻炼吗？”

　　“太小了，锻炼不了。”

　　提蓝桥监狱，在1942年前曾容纳过5000个犯人；1949年后据说关过万把人，现在还有几千人。

　　管金生仔细地看着我给他名片，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上交所，和某某是同事吗？”

　　“差不多时间吧。”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95年4月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以后的一年中，在坐的几位朋友的人生命运同时随之改变。

　　“管总，您应该知道‘中经开’被关闭了吧。”

　　我不知道如何称呼管金生，以前人们称他为“老管”，但我还是称“管总”吧，他毕竟是前辈。

　　“知道，知道，他们早就告诉我了。”管金生指着狱警说。

　　我从包里拿出了一本2002年7月的《科学与财富》之价值专刊来，递给管金生。这期的封面故事是《别了，中经开》，画面上，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在“3·27”国债平仓现场，猛抽着香烟。

　　管金生笑着接过杂志，但只看了一眼封面，迅速把它放在桌上，神色稍有点变化。

　　他一定看到了封面白墙的三个大字，“3·27”。

　　放下的杂志他再也没有拿起来过，直至最后我们离开也是如此。

　　管金生又笑着对我们说：“‘中经开’消灭了两支部队。”

　　除了万国证券公司，还有谁？

　　见我们的脸色有点疑惑，管金生反应过来，“噢，君安不是‘中经开’消灭的。”旁边的一位朋友说到：“君安出事的原因就是现在很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世道变得快。”

　　管金生又微笑着说，“过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4)还记得抽双喜烟的事吗

　　管金生是1947年生的，今年已是55岁了。

　　他入狱的时候是7年前，48岁，正当年。

　　和入狱前相比，他却没有老多少，有人说，入狱对人生来说，就像冬眠，也许有点道理吧。

　　管金生已经不抽烟了。

　　过去，管金生的抽烟经常是作为一种特征被人议论的：

　　“他只要一坐下来，便会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食指和中指熏得很黄，连牙齿上都隐约可见烟迹。”

　　有时，抽烟还成为他犯法的前兆：“原来的谦虚谨慎变成了自高自大，原本的勤俭节约变成了挥金如土。他的烟瘾越来越大，一天要抽两包中华牌香烟……”

　　事情一扯远，就讲不清了。再比如，“他让人去买衬衫，对买来的衬衫不满意就大发雷霆”，也成了管金生“变坏”的依据了。

　　“管总，我记得尉总说过您抽红双喜烟老咳嗽。”

　　“噢，那是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尉总说我抽的是‘咳嗽烟’。你们尉总喜欢抽外烟”。

　　“咳嗽烟”，这才是尉文渊的原话，管金生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准确，过去的没那么容易过去。

　　“管总，现在基金发得相当多了。我们上次和美国基金评级公司晨星的亚太区总裁谈起中国基金业的历史，提起您的一篇有关基金的文章，那是在1991年8月的上证报头版上。”

　　管金生研究基金或者觉得有必要组织人研究基金的意识很早，因为在1992年2月就出版了一本以他的名字为作者的基金研究书籍《资金运筹的好帮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那是过去的事，就不必一提了”，管金生重复了这句话。

　　(5)又回到了翻译岗位

　　这时，一位朋友问道：“管总，你还写点东西吗？”

　　“没写什么，倒是翻译了不少东西，主要是全球化和各国经济的问题。呵呵，现在我对各个国家的经济挺熟悉了。”

　　“管总，这是朋友委托您翻译的？”

　　“不，是人民政府给的工作”，狱警在一旁插道。

　　唉，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昨晚我刚琢磨过管金生的简历，“1982年，管金生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后，从公安机关的翻译岗位转到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工作……”

　　难道管金生只有翻译的命？

　　不过，承担翻译工作毕竟能让管金生脑子保持较佳的状态，否则，对一个曾是思想活跃的人来说太残酷了。

　　“管总，您对股市还关心吗？”

　　“我翻译太忙了，没空关心股市了”，管金生想了想，然后指着身边的狱警说：“其实他们要比我对现在这个市场懂得多，他们是实战派。”

　　狱警忙摆手说，“比起你们来，我们可不懂什么股市。”

　　这时，一位平时极有悟性的朋友直言：“哪里，在市场上人们并不会和我们全讲真话的。而在狱中，你们会获得最真实的见解。所以，你们获得的资讯要准确有价值得多。”

　　真精彩。

　　(6)万国证券1990年差点上市

　　说这话的朋友是管金生的老部下，他转变话头道：“管总，你1994年在万国证券提倡集中管理，现在的券商才刚意识到，但已出大问题了。”

　　早在1994年就能意识到今天券商普遍存在的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确实不容易。直至今天，绝大多数券商还是采取“分权制”，即各地的营业部有相当的自主权，俨然一方诸侯，尤其是大券商在各地的“信用等级”完全可以与银行分行相匹配。这样，一旦各地营业部的负责人擅自行动，造成的后果却要券商总部来

　　负责，情势相当严峻。比如，这几年券商营业部独自代客理财的规模相当之大，总部经常全然不知，由于行情不好，已有不少营业部出了毛病，有的金额巨大。券商总部现在已认识到这个问题，想“集权”，但怕“一收就死”。更何况，到下面收权，整顿来整顿去，还是没弄明白。所以，目前对于一些券商而言，他们只能坐等问题爆发，然后自个儿找上门来。也就是说，券商们在完全被动地应付。

　　“1994年，我们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派小组清理整顿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因为那时的公司已经很糟了。”

　　不知是什么东西将管金生的思路激活，他开始谈到1994年的万国在想干什么。

　　“1994年，我们万国提出了要在2000年进入世界十大券商。”

　　管金生见我欲言又止，忙补充道：“现在已是2002年，时间早就过去了。”

　　“现在券商是很难和外国大券商竞争了。1994年，我曾向有关方面提议，加速发展券商规模，这样以后我们还可以和外国券商竞争，至少我们可以在一个量级上竞争。可惜现在，我们还是小孩子，难以和境外券商掰手腕了。”

　　我怀疑管金生借着翻译全球化问题和各国经济文章仍在考虑着国内外券商的实力对比，但没有向他核实。

　　看来，提起券商的发展，管金生的兴致确实很高。

　　“你们知道当时万国证券差点上市的事情吗？”

　　“哪一年？”

　　“你一定不知道，因为那是在上交所成立以前。”

　　“是吗？”

　　“对啊。这是1990年的事了。”

　　“那为什么错过机会了呢？”

　　“事情基本上是定了，但我去新加坡市场考察了三个月，回来后，力主此事的人行分管领导调离了，事情也就搁置了”。

　　“如果万国上市，那就天下无敌了”，万国出来的朋友仍脱不了当年的霸气。

　　不过，如果万国成为上市公司，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就是“老九股”，而不是“老八股”了，那市场会如何呢？

　　“管总，是什么事让你在新加坡要呆上三个月呢？”

　　“考察无纸化交易的事。”

　　“无纸化交易，那不是在1991年下半年才开始实行的吗？那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前无来者的独创发明啊。”

　　“不是，无纸化交易的思路是澳大利亚人发明的，然后首先在新加坡市场采用。当时美国和香港都是实物交割，非常麻烦。我根据新加坡经验，写了一大本报告，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后发优势，直接从无纸化交易开始。可惜，我一忙，把自己儿子的婚礼给忘了，哈哈。”

　　有些事情，看似简单，但确实给人极大的方便。试想，如果我们今天为了交割股票，还要带着一大堆的股票，真是相当的麻烦。

　　我相信管金生有关万国证券差点上市的事，1988年万国证券创立之初便是股份制公司，1990年若努把力，还真有可能。

　　(7)现金还是《易经》

　　经这么一聊，大家都放松了，就像我们平日聚会一样，论及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和人物。这时的管金生，令人惊讶的有两点，一是他对外面不少事情和人物的动向都很清楚，二是他仍有相当好的判断力，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市场方向性问题上。

　　但有一件事却让我不经意地发现了管金生的潜意识状态。

　　这是当我们谈到中国资本外逃问题，我说到外国房产商收到客户的钱大多是“现金”，这不是很少用大额现金支付的当地人所为。

　　这时管金生突然问我，“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事《易经》早就预料到了。”

　　我当时并未听清，只是含混道，“现金，对，是现金。”

　　管金生继续问：“对，就是那本我们历史上二千年前的《易经》啊。”

　　我突然反应过来，在上海话发音中，“现金”和“易经”是同音的，管金生把它们混淆了。

　　这也许不是管金生的偶然失误。他出生在江西，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1965年才来到上海，但他的上海话已经相当地道，今天我们大家谈话和沟通没有任何障碍，尤其是在刚才语义环境内，“《易经》”和“现金”是不应混淆的。

　　面对无常，《易经》是别样的《圣经》？

　　有位极有阅历且行事谨慎的金融家对我的一位朋友说过：“我们业内的人物，如果他想有大作为，身边必有‘大师’，而有‘大师’者，最后又必然出事。”

　　然后他例举了三个很熟悉的金融证券“闻人”，让大家不得不服。

　　大师，即懂得阴阳风水之术的咨询专家，不离需要他们的人的左右，为服务对象提供决策依据，尤其是提供面对无常识的勇气。

　　一位已成悲剧人物的银行家身边的大师曾手指窗边的一片草地对我的朋友说：“这儿虽然没有路，你也会走得过去的。”

　　朋友乐呵呵地告诉过我。不过，凭我对这位朋友的观察，还好他没听大师的话，否则早就倒霉了。

　　我不知道管金生身边有没有过“大师”的经历，若有，也不奇怪。

　　(8)做铺路石但不是牺牲品

　　看着眼前的“老管”，我想起了“小尉”的话来。

　　老管当然是管金生，小尉则是尉文渊。老管要比小尉“出道”早，但上交所成立后，小尉的角色是管理老管。而我一直很想知道，在“3·27”事发那天，小尉和老管究竟在吵什么。

　　“中经开”垮台后，我终于有机会向尉文渊询问这些往事。因为“3·27”事件对于尉文渊来说虽然没有像管金生那么刺激，可也是够敏感的了。

　　“尉总，管金生那天中午和你谈了什么？”

　　1995年2月23日上午，财政部的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终于得到证实，有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为主的多方大肆逼空万国证券，而万国证券的同盟“辽国发”也突然倒戈，管金生情势危急。

　　“管金生要求我给他放宽保证金等帮助，我当然不会答应，只同意在国债回购方面给予考虑。我不是故意为难管金生，我对其他券商也是如此。只有公正才有权威。你也知道，我们当年能和各个券商巨头友好相处，让他们能够支持交易所的工作，就靠这点。”

　　“你当时感到情况万分火急了吗？”

　　“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万国证券在“3·27”国债上开了许多暗仓，所以并不像管金生那么清楚自己的恶劣处境。”

　　“你们没有争吵？”

　　“没有，我们谈话内容限于业务范围内，真正的争吵是在晚上才发生的”当天下午4时22分13秒，管金生令手下交易员砸盘，“3·27国债价格从151.30元砸到147.40元，万国证券从赔60亿元变成赚42亿元，但这判为蓄意违规。

　　“尉总，管金生那天晚上头脑清醒吗？”

　　“不清醒，他在那之前一年就没清醒过。”

　　从尉文渊的语气中，仍可以感受到那天晚上他和管金生争执的激烈程度。

　　“尉总，您今天怎么看万国、中经开、管金生和‘3·27’事件？”

　　“从当年的管理者角度看，万国和中经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只不过中经开当时逃过了惩罚，而让万国单独受罚，这是不公平的。至于管金生，由于他的行为让一批人的命运随之改变。但对他个人而言，又是个悲剧，其实“3·27”事件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了单单由于管金生的赌博失误而让市场崩溃问题。”

　　“当时的环境或制度背景对管金生影响大吗？”

　　“肯定有，事实上，“3·27”事件是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参与其中的人有的自然会有所牺牲。不过，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制度下，有不同的结局呢？你也知道，像阚治东以其谨慎的性格逢凶化吉。”

　　“那天晚上管金生究竟不清醒到何种程度呢？”

　　“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人们会对我怎么样？明显他对中国国情判断有误。”

　　“尉总，还记得1995年8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要走了。当时，我虽有预感，仍是震惊。我曾劝你忍一忍别走。但看了其后七年的各种认识起伏跌宕，你走得对，而且直接下海，更对了。”

　　“你知道1994年的某大报点了我的名，寓意很深，然后《中国证券报》又给予转载，我就告诉别人，我要走了。到了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关闭后，我的去留问题已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这时我坚决请辞。”

　　“为什么？”

　　“我们来这个市场上本是做点事的，为了把事做好，总会有争议，这不要紧。但事情往往会转化成人的是非，这就相当凶险了，我是没有这种企图心的。所以，我和希望我留任的领导说，我只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让我走吧。我可不能成为争议的焦点，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1991年一进上交所，就听到尉文渊说他最想做个商人，当初听得云里雾里的，你这个上交所总经理做得好好的，去做什么商人？现在明白了。

　　1994年尉文渊已萌生退意，而管金生却不顾当时“限制发展券商”的情势，大肆扩张，区别真是很大。

　　“管金生的行为本来是蓄意违规，最后却变成了腐败的象征，只有你结合1995年的是是非非，才会明白……，”尉文渊道出了更多的感叹。

　　无论如何，尉文渊在离开上交所之前说过自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块铺路石，他做到了，但他没有成为牺牲品。

　　(9)阳光还是灿烂

　　我们和管金生握手告别。

　　我们走向大门。

　　我忽然回眸往高处望去，眼前的一幢高楼的窗口似乎都被黑色的铁笼遮蔽。我不敢也不想多望，只是赶紧走出监狱。

　　在里面还很健谈的几位朋友一走出来，竟相互对望无语。

　　然后各自散去。

　　车开过外滩，手机响了，妻子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没事吧。”

　　“我出狱了，没事。”

　　抬头望天，阳光灿烂，心里却是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