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风物宜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

　　加入世贸组织前夕，国人对于我国农业在入世后可能受到的冲击普遍感到忧虑，而一些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则因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而备感兴奋。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以谷物、油籽、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而言，我国与世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相比，确实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但入世一年了，却既没有出现国外农产品大规模涌入中国的现象，也没有出现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滑坡。于是，围绕入世后的中国农业，近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冲击也不过如此。二是认为过去一年的现象是反常的，这必定是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非关税壁垒等保护措施所致。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主要原因是都没有看到当前中国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特殊状况和国际农产品贸易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农产品进出口状况，尚不能反映入世后中国农业将受到的真正影响。入世前，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如谷物、油籽、棉花等方面，明显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入世后这类农产品的进口量必将增加；而在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部分畜禽、水产品和园艺类产品方面，中国则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入世后中国在这方面的产品出口有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中国国内的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当前正处于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供过于求阶段。到2002年8月底，国有部门的粮食总库存仍在2.5亿吨以上，多数粮食品种的生产者价格与1996年相比跌去了40%左右。2001年中国棉花的产量超过530万吨，明显大于需求，以致在2002年棉花预计比上年减产70万吨的情况下，国内棉价至今仍低于国际市场。因此，除了少量需要调剂的品种，国际市场的粮、棉确实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而2002年世界谷物的减产和价格的上扬，反倒使得中国的部分粮食品种增加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在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中，以质量和安全标准为手段来限制进口的现象正逐步增加。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明显提高了对进口农产品尤其是对畜禽产品、水产品和园艺类产品的技术标准，这使得中国这些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势头，在刚入世之际就受到了明显的遏制。

　　于是，关于中国在入世之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都可能增加的判断，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一年中就都没能得到应验。但如冷静思考这种状况，有两点恐怕不能回避，其一是中国粮、棉的供过于求，是否已成规律？其二是各国对进口农产品技术标准的提高，是否已成趋势？我的看法，是前者难成立而后者是必然。因此，从较长的周期看，国外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逐步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态势仍难以避免，而国内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仅凭价格低廉的单一优势，恐难以保持出口的增加。故入世第一年的状况，尚不能说明中国农业将受到的真正影响。

　　基于上述不分析，不难看出，入世后的一年中，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总额不增反降，基本原因是市场因素而非政府运作。

　　怀疑论者主要基于一些数据。2002年1月～9月，中国进口农产品总额为70.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但进口减少的主要是大豆。大豆的进口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9.6%。因此，如不计大豆，2002年1月～9月中国的农产品进口额比上年同期还增加了4.2%。有些评论据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入世后对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配额分配的时间不及时，使这些产品的进口减缓；二是大豆进口减少，是中国在实行转基因生物产品管理办法时，出台新政策的咨询期过短，且检验标准严酷所致。

　　应该说这两点指责都不符合事实。所谓配额分配不及时，是因为中国在2001年12月10日才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不可能在2002年1月1日前就制定出并公布对进口关税配额的具体管理办法。中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在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于2002年4月公布了具体办法。而对2003年的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办法，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2002年9月就已予以公布。至于2002年谷物、棉花等品种的进口关税配额之所以使用量极低，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国内供过于求、价格低廉，而不在于进口关税配额的管理。像天然橡胶、食糖、棕榈油等国内市场有需求的品种，1月～9月的累计进口量，都已超过进口关税配额数量的50%，其中天然橡胶已达74%。

　　至于转基因生物产品的进口管理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这是个双边而不是多边问题，世贸组织对此并无统一规定，因为世界上生产并出口转基因农产品的毕竟才寥寥数国。至于新政策的咨询期和检验标准，均有案可查：2001年6月7日，中国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5日，农业部发布相关的三个配套章程，并宣布自同年3月20日起实行。2002年3月11日，农业部发布190号令，宣布在按章程实施转基因生物管理办法之前，将设立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内，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农产品的境外公司，可在研发公司已申请该转基因生物安全证明，并按农业部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安全评价检测试验的基础上，持产地国国家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有效文件，向农业部申请临时证明。对审查合格者，农业部将在30个工作日内发给一次性有效临时证明。进口商可持境外公司取得的临时证明申请标识审查认可和办理报检手续。2002年10月11日，农业部再次发表公告，将原定的过渡期截止于2002年12月20日延长至2003年9月20日。这即是说，中国至今还尚未按颁布的管理条例和配套章程实施对转基因农产品进口的管理办法。因此，大豆进口的减少，其实主要是三个其他的原因：其一，由于2001年6月中国颁布转基因农产品管理条例，引发了境外转基因大豆的突击进口，导致进口转基因大豆积压300多万吨，这必然影响2002年的实际进口量；其二，2002年1月～9月，中国已进口的食用植物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0%，这也将替代部分大豆的进口；其三，2002年中国自身的大豆增产，质量提高、价格下降，客户更多地使用了国产大豆。

　　回顾中国入世一年来对于农业履约问题的各种评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对今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进口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均不应以入世第一年的状况来对中国做出长期评价。中国农业在入世后所受的影响，其实主要不在于农产品的供求，而在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

　　其次，入世对中国农业最明显的促进，在于更加重视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安全性问题，这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将较快地转向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自身的目标。但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生产者组织的形成尚明显滞后，这不利于农产品流通费用的降低和生产者权益的保障。

　　最后，中国政府执行世贸组织规则和兑现自身的承诺是认真的。但要从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包括进出口)到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等方面，都形成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不仅仅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氛围，而这显然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以使人们形成相应的自然习惯和行为方式。-

　　 金融

　　第一类错误与第二类错误——关于我国外资银行政策的看法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

　　总体看法

　　入世一年之后重新审视对外承诺的履行情况，与当初作出这些承诺一样，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与反限制、保护与不保护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这条线划在那里，WTO规则并无具体规定，因此取决于当局的价值判断和知识。假如对竞争(来自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两方面)在一个有活力的银行体系中的认识不够、甚至对外资银行持有怀疑和戒备，这条线就会划在趋于限制性的那一边。同样，如果对银行机构和市场缺乏知识，为了保险起见，也会采取限制性措施。更何况限制的是外资，至少不会被人指控是民族立场有问题。银行向国企贷款发生坏账，不会被人怀疑是与私人企业家勾结，与此同理。以上举例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决策向限制和保护的一方倾斜。

　　但这何尝又不是说，假如把过度保护看作是数理统计中所说的第一类错误(type one error)，把过度开放比作是第二类错误，那么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会大得多？因为即使犯了第一类错误，也会被认为是出于善意的、爱国的原因。而由于上述原因，第二类错误则可以和政治立场纠缠在一起。只有眼光、理念和专业能力达到一定高度，才敢于和能够少犯第一类错误。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一定存在一条最佳的界线，能够保证充分竞争，使金融服务与产品的供给达到最优，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这种最佳状态不排除让那些效率低下和管理不善的银行从市场退出。当然也不排除通过竞争促进某些银行的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改善，从而成为竞争中的胜者。无论怎样，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在实际部门，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从早期的家电产品到近来的移动电话，哪一件不说明问题？倘若这些部门一直在保护中，人民的福利水平肯定跟现在不一样。象某国产家电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具有竞争性产品，也会不可思议。其实银行以及更广义上的其他金融产品，在竞争的属性上，与实际部门的产品与服务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人在金融产品与服务上得到的质量和数量，也必然要经过一个类似的过程。同样，中国的银行业也避免不了一个通过竞争和重组而变得更加强大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以后到中国加入WTO 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的银行监管当局在保护本国银行方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并且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全世界所有的大、中银行几乎在中国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地域、币种、比例等等的限制，使得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按贷款计还不到2%。如果按存款计，则更是小得可怜。在有些年份里，由于各种原因，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还出现过连续下降的情况，例如1998年广国投关闭以后。过去一年中，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又一次出现下降。虽然其中必有结构性等具体原因，但是与入世前人们的预期截然相反，值得认真分析对待。尤其有必要弄清楚，真正从保护中得到实惠的和受到伤害的是哪些部门和群体。

　　具体看法

　　对于那些以审慎名义作出的规定，可以见仁见智。以外资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规定为例。虽说按照国际监管惯例和原则，母行要对分支机构的债权债务承担全部责任，并且资本金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由总行在全球统一计提和管理，但是，如果所在国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总行或母行的资本充足状况和管理能力鞭长莫及，可以对其分行的营业执照不予批准，或直接要求分行单列一定的营运资金，存放在指定的帐户上。美国监管当局就有这种相当于资本金的存款要求(capital equivalent requirement)。问题在于究竟多少为宜，没有定论，因此也是容易产生争议的领域。一般来说，硬性地规定一个偏高的比例，不如选择适中偏低的比例，辅助以对于贷款损失或其他风险过高的银行，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准备金要求。随着中国监管能力的改善，不排除在未来降低外资银行分行营运资金门槛的可能性。

　　至于同业拆借的人民币资金占自有负债的比例，可以说是资产负债管理的范畴。但是将某一类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固化，理论上很难说是审慎的需要，反倒容易被人理解为是要限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金的来源，以此限制其扩张速度。但是同时产生的最大问题是监管者似乎在代替银行决策，把本来应该由金融机构和市场按照商业原则作出的决定，用法规形式限制住了。因此，在达到了某种政策目的的同时，是否在监管者功能定位这样的更大问题上偏离了正确轨道？

　　外资银行必须连续三年盈利才能获准某项业务执照的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导致总体业务收缩。例如在收入增长受到限制的时候，通过压缩成本或削减具有长期效果的资本项目投资等等，以维持账面盈利，未必见得是明智的选择。但是迫于准入政策的压力，银行完全可能选择次优的做法。

　　如果说其他条款有争议的余地的话，那么让外资银行的每一项新业务品种都到监管当局那里申请批准，则未免太离谱，是典型的第一类错误。没有人怀疑，在具体的业务问题上，银行(无论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应该比监管者懂得更多。银行更贴近市场与客户，知道什么是需要的，什么不需要，以及风险在哪里。在法律规定的大范围内，让银行自主决定开发提供什么产品，是一个现代银行体系不断通过金融创新和竞争提供最优金融服务的前提条件。银行监管官员凭什么认为自己比银行更明白？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阶段，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国有银行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和监管者更多地对他们的行为给予关注，甚至某些情况下越俎代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把这种做法移植到治理和控制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头上，则分明差强人意。如果再冠以国民待遇的名义，则有点像走共同落后道路的平均主义。实际上，由监管当局统一批准新产品与新业务，导致银行因业务种类趋同而在宏观上集聚系统性风险，在微观上使具体的银行错失市场良机、造成不平等竞争、最终使得金融服务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和质量低下的例子，数不胜数。现在还把这一套照搬用于外资银行监管，难以作出理性解释。

　　至于有些内资企业到外资银行开立外汇账户，需要当地外管部门批准的说法，其实并无法规依据，与其说是故意设置障碍，不如看作是执行中上下信息的传递不够畅通。这也说明在履行对外承诺方面，内外都须经过一段磨合，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也需要一个改进的过程。

　　加入WTO以后，不等于所有人的认识会自动产生飞跃。要在法规和做法上既符合国际义务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又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千头万绪，因此不能苛责。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不如积极地从建设性的方面多做文章。部门和行业的保护与限制性做法，最终伤害的是自己。中国已经成为和继续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甚至令很多人不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履行国际义务和承担责任的期待也会随之上升。从民族立场出发，也尤其应该把不必要的保护和限制最小化。要使我们的法规政策符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地位和形象，仅仅有政治领导人的承诺是不够的，还需要各政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官员在理念与专业能力上有相应的长进，这样才不至于在那些本来不需要保护的地方做过了头，反而伤害了改革开放的长远和整体利益。

　　入世对我国电信业有利无弊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阚凯力教授：

　　二年多以前我就多次讲过，入世对我国电信业将有利无弊。现在我国入世已经一年，看来情况还果真如此。

　　首先看电信设备制造业。由于我国很早就开放了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在80年代几乎所有的电信设备都是进口的。例如，我国当时的程控交换机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厂家与型号，有“八国九制”之称。但是到90年代，国产设备逐步取得了优势，而且比进口设备价格低、质量好，在入世几年前就已经把进口设备几乎完全挤出了国内市场。例如，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机一般一百美元左右一线，而我国的国产交换机只有三十、二十美元一线，甚至更低。同时，国产机能够适应我国最复杂的自然与网络环境，绝大部分进口机型都作不到。所以，虽然入世以后我国对IT产业的进口关税实行了大幅度减免，甚至是“零关税”，但是进口电信设备的数量在总体上仍然仅占很小很小的比例，丝毫没有增加。

　　与此相反，我国电信设备的出口在一年内却有大幅度的增长。例如，华为等公司的出口额连续几年都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二三百。这是因为他们经过我国市场的考验，质量好，价格低，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巨大优势也已经被国际厂商看中。在对我国出口产品连年不利的情况下，他们转而扩大在我国的投资，而且不断由单纯的制造业向研究开发扩展。这样，他们就不但把中国作为他们在全世界的生产基地，而且正在逐步过渡为他们在全世界的研发基地。因此在过去一年，国际舆论惊呼“中国正在成为IT产业的世界工厂”。这个在80年代由日本、90年代由“亚洲五小龙”佩戴的桂冠，现在正在戴到我国的头上。

　　第二，再来看电信运营业。一年来，人们完全没有看到外资的大举进入，甚至连“小举进入”的迹象都没有。必须指出，我国政府不但对入世的承诺百分之百地履行了，而且开放的程度甚至还超出了入世所规定的义务。例如在入世之前一年，中国电信与美国的AT&T就在上海成立了专营电信运营业的合资公司，但是其运营状况也很不理想。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在近年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由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的局面，竞争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所以无论是外资还是与外资的合资公司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例如，我国的移动通信业务在全世界的资费水平最低，以至于国际金融界一直认为我国的人均电信消费水平(ARPU值)太低，由此偏见还影响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但是，虽然西方国家的资费水平高，但是很多公司还是连年亏损。与此相反，我国的电信企业，尤其是移动通信企业，却一直维持着很好或较好的盈利水平。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在我国特定的竞争环境中，我国的电信企业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正是这种竞争力使得国际电信巨头们望而却步。虽然他们在我国入世前喧闹不停，但是我国一旦开放，却没有一个敢“动真”的了。

　　一年来外资没有进入我国电信运营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电信泡沫的破灭。我国是一个大国，要真的进入我国市场与我国的电信企业竞争，不投入几百亿美元的资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西方电信巨头的纷纷亏损甚至倒闭，他们已经不具备这种实力，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所以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与此相反，在我国入世一年之际，中国网通对亚洲环球电信的收购却使我国的电信企业迅速进入了国际市场。这标志着我国电信运营业正在利用西方巨头“过冬”的时机，开始大踏步地国际化，向世界级的电信企业目标迈进。有趣的是，一年前一些“外资入侵论”的鼓吹者高喊“鬼子要进村”、“狼来了”，其目的无非是利用一些人对入世的恐惧来阻止我国电信业的深化改革，避免中国电信行将被拆分的命运。因此，说起入世一年来对我国电信运营业所带来的变化，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这些人在事实面前已经悄悄地偃旗息鼓、停止鼓吹了。

　　入世对我国电信业有利无弊，这一点已经被我国入世一年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所证明。

　　 汽车业

　　法规滞后的背后

　　中国汽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贾新光、

　　《汽车与社会》杂志社社长周立群：

　　尽管2002年中国汽车销售呈现出加速度——据估计今年的汽车销售将比去年增长40%，但与人们此前的预测不同的是，进口汽车并没有太多的贡献。今年整车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配额是80亿美元，而1到8月的整车进口才只有14亿美元。

　　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汽车领域的履约问题主要集中在配额管理和相关法规出台的滞后上。

　　首先，今年进口许可证未能及时发放。历史上许可证都是提前一年发放，比如2001年的配额许可证应在2000年的7月底发放，但2002年的许可证一直拖到今年4月。由于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与相对有限的供给矛盾加剧，原本工本费仅10元人民币一份的进口配额许可证成为市场追逐的有价商品，甚至使得今年进口汽车的价格不降反升。

　　其次，在关税壁垒基本丧失的情况下，为了控制局面，有关部门在许多手续方面(技术环节)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效率不高”的特点。汽车管理目前仍属多头管理，仅主管部门就有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两家(前者负责审批技改项目，后者则负责基建)，还有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配额的具体发放还要再加上外经贸部。今年初，很多国内的进口商预计进口车的价格会大幅下跌，销售数量可能上升的很快，所以订货较多，但配额的发放没有配合预想的规模，浪费了很多机会。但从全局来说，如果进口车数量猛增，汽车价格短期下降过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未必有好处。至于没有按时发放配额的问题，也有其客观原因。刚入世时，国内汽车市场的动荡幅度很大，人们对于进口冲击及价格下降的预测也有急进不切合实际之处，销售增长很快，所以有关部门对于汽车进口节奏的掌握有点顾虑。

　　在降低关税方面中国表现的是中规中矩的，但汽车服务贸易却迟迟没有开放，进出口贸易环节仍然禁止外资进入，众所瞩目的汽车消费信贷法规也是拖了一年才出了个草案。不过，中国在出台汽车金融服务相关法规的谨慎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业务及管理——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家完全意义上的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甚至很多政府部门将目前国内各大汽车企业所属的财务公司就认定为汽车金融公司，认为没有必要再单独出台一个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管理办法。所以，要从不了解汽车金融服务公司为何物，到为其制定具体规则，这已经是一个跨度极大的进步。-

　　 知识产权关键在于执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顺德：

　　知识产权问题是今年入世审议的第一项内容，也是美国商会报告中笔墨浓重的一个领域。中国入世前后，已分别在立法、行政法规、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和执法四个领域内进行了大量工作。

　　中国在立法方面，《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修改一直在进行，专利法的实施细则，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实施条例，这些都要按计划出来。计算机软件条例也作了修改。集成电路保护条例，去年3月出台，9月1日正式实施。只是某些方面的具体实施条例。比原定稍晚。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实施条例本应在法律修改完后马上出来，结果拖到今年8月。这主要是大量工作都集中在入世前后，实施力量在短期显得很不够，因此只好统筹安排，因为入世后某些方面(比如外贸)原本没有法律，迫切需要制定条例，因而处于优先地位；而《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已然颁行，外界呼唤实施条例的压力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大，因此就显得比较滞后。作为立法的补充，一些行政部门(包括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等)还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临时通知、文件，比如集中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中国在入世后，对于知识产权的普及教育是举世公认的。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近几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一个具体任务就是，每年拿出一笔专项经费进行强化普及和宣传，全国各地都举办了包括地方领导、企业管理层参加的普及培训，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开始了网上的知识产权教育。除了政府出资，市场也自发地办了很多知识产权(包括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培训班，这在沿海开放地区如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尤为明显。

　　除此之外，中国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也加大了力度。中国各级法院都规定了专门的审判厅来受理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并对相关法官进行专门培训；各地素质较高的法官则集中在知识产权厅。考虑到基层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司法部门已经统一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一审案件放在中级法院，以保证审案的质量。执法的透明度也在努力加强，法院开始强调审判的公开、审判文书的公开。比如，北京中级法院已经率先开始公开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集中在法规的透明度和实施的有效性上。“执法难”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产权领域，应当说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立法程序包括对条例和法规的修改都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其不合理之处一时难以彻底改善。比如，目前很多都是部门立法，而部门或机构又是执法者，总是从部门利益或者方便的原则考虑问题。

　　其实由于国情不同，国际同行对于中国的执法力度也存在着一定误解。比如说，在执法过程中，国外很强调刑事惩罚，但国外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和中国行政执法体制不同，中国行政执法体系完整，比如工商管理、知识产权局都有全国从上到下的整套系统，其效力是国外所不具备的。即使是国外强调的刑事惩罚，也包含刑事罚金和判刑两种形式，真正执行起来也是以罚金为主。中国的行政执法中本就有罚款，除非其程度非常严重，是不是非要以刑事案件处理其实并不重要，况且按法院程序办理效率更低，不见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有利。-

　　中美贸易的争执与解决之道——专访美国副贸易代表亨斯曼

　　独特的过渡性审议机制

　　压力随着时间增加——专访前中美入世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中国入世履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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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本刊第71期刊登采访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谈电信监管体制一文（标题系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与其原意有较大出入。本文为经作者改校后的更正版，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