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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中美入世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以2001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法律文件算起，中国入世已届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中国还在为争得更多筹码紧张，为仪式化的场面兴奋；今日，世贸规则已经作为一种触手可及的现实，重新梳理中国经济的千头万绪。本刊特推出系列报道，回顾评说“入世元年”。本组封面报道为第一部分。
正如前中美入世谈判美方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现代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入 世既成为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新引擎，也促使这种代价日趋显性化。随着今年9月17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年度审议机制正式启动，中国入世以来的第一份考卷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年度审议机制并不具有强制力，然而人们分明可以感到一种正在硬化的约束。
从农业出口配额到服务贸易，从法律框架的修订到政府机构的重构，尽管一年的时间还嫌太短，但入世以来中国变革的广度与深度都是值得关注的。处于不同利益、不同位置的观察者会对中国这一年的表现打出分数，但比具体进展更重要的是，应当尽快使开放与法治的精神渗透到中国经济体制、决策机制和思维模式的深处。倘能如此，任何对外贸易中的进展与龃龉，都将获得它自有的价值。——编者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执行总是极其复杂的，尤其是中国经济的组织架构和市场经济的架构非常不同压力随着时间增加——专访前中美入世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本刊特约记者曹海丽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巴尔舍夫斯基195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75年毕业于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哥伦布法学院，获博士学位。巴尔舍夫斯基曾供职于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达18年之久。1993年被克林顿政府提名她为美国贸易副代表。1997年3月，升任美国贸易代表。自1996年，始巴尔舍夫斯基开始参加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谈判，后在中美世贸谈判中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
曾在中美谈判中叱咤一时的巴尔舍夫斯基，似乎以其“铁娘子”形象定格在国人的记忆中。目前担任威凯平国际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Pickering)高级国际合伙人的她仍然频繁往来于美中之间，并保持了对中美贸易政策的关注。弃政从商的巴尔舍夫斯基依然忙碌，记者一度被要求在从纽约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进行采访。不过或许是对中国入世话题的兴趣使然，最终在美国西部时间10月31日上午10时，巴尔舍夫斯基在首都华盛顿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最大的疑虑是，中国下一届领导人能否及早地公开承诺执行世贸协定？
《财经》： 请问你如何评价中国入世一年来的执行情况？如果按十分制来给中国过去一年的表现打分，您的答案是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我不太愿意打分，因为执行问题现在变得尤其复杂。我认为中国在执行方面的记录基本是正面的，但很复杂。正面的方面是中国实现了一系列承诺，特别是在关税和部分服务领域，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就显得有些波折，这主要存在于需要发放执照和经过审批程序的服务领域，农业领域的进口配额方面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现在世贸组织正在审议中国过去一年执行情况，许多成员国家提出问题，希望弄明白中国在许多领域执行承诺的真实意图。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执行总是极其复杂的，尤其是中国经济的组织架构和市场经济的架构非常不同。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结果，正如很多人会猜想的那样——不是理想的记录，但在一部分领域执行得很好。
《财经》： 在你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突出的问题，但现在贸易伙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即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上任后中国的执行努力是会加大、减弱还是保持不变？在世贸组织内和其他地方，贸易伙伴国家都在讨论中国即将产生的下一届领导人是否会受到强大的压力而放慢执行的进程。如果是这样，将是很不幸的事。因此一个很大的疑虑是中国下一届领导人能否及早地公开承诺，中国会在规定的时间表内充分执行世贸的各项协议。
《财经》：在中美谈判期间，你在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是不是感到他们有很强的承诺？
巴尔舍夫斯基： 我想是的。加入世贸并不意味着瓦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不过现任领导层中的确有一个共识，即履行承诺是困难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失业的上升。不过即使没有加入世贸，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也会产生许多失业工人，导致一部分产业崛起，另一些则衰退。这也是现代化的功能——根据理性组合经济结构。世贸组织的功能也是试图将一国经济引向理性及规范的轨道，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上一步步前进。中国现任领导层很清楚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没有代价，我想新的领导人也会持同样的观点。
《财经》：你的意思是即使中国暂时没有达到要求，只要下一届领导人能承诺作出执行的努力，国际社会还是会对中国持有信心的？
巴尔舍夫斯基：我想是的。贸易伙伴希望获得明确的信号，中国下一届领导人同样准备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经济创造力，并与现任领导人一样执行对世贸协议的承诺，这会提高贸易伙伴的信心。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看一下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地区外交中扮演的新角色，我们对中国所走过来的、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欣喜。加入世贸，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中国长期以来已经选择的发展道路的一部分。
《财经》：对于争取国际社会的信心，中国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巴尔舍夫斯基：我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上的重新承诺。比如“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新领导班子下不会变化，会遵从国际规则或改进得更好”之类；另一方面，中国仍必须继续努力履行承诺。像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的那样，重要的是行动。中国的下一届领导人应该尽早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农业关税配额、服务贸易的开放，以便中国在这些领域回到正确的方向上。当然最终是实际行动才会真正地让贸易伙伴感到确信，但一开始语言上的承诺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不能说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财经》： 在中国入世的一年里，你认为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有没有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巴尔舍夫斯基：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中国经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世界经济强国——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些国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我们看到加入世贸后，中国国内在新技术和制造业方面——这是现代化的驱动力——取得了很快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到中国去投资或和中国做生意，并在很多情况下涉及技术的转让。我想很多观察人士相信，中国的入世提升了投资者的兴趣，不仅是投入资金，也包括人力资本，这对像中国这样希望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那么你怎么看待中国国内企业在过去一年里对新环境和转型期的适应？
巴尔舍夫斯基：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有点为时过早。有些部门的企业仍然缺乏竞争力，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内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我想中国的国有企业会出现合并，有些企业能生存下去，或者因为它们现在就有竞争力，或是具备竞争力潜力。有些企业会衰退或消失，因为投资无效。
《财经》：您认为入世对中国政府的工作方式有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变，有没有使之变得更透明和有效？
巴尔舍夫斯基：我同样认为对这个问题作判断为时尚早。中国政府在透明化方面确实有了一些进展，尽管不能说理想。我想中国入世的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加强了沟通和联系，成立了合作的工作小组——在美国我们称为之interagency。当我们在和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部门之间几乎少有沟通，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一个部门有兴趣，但却和对应的部门没有联系。政府部门间的沟通对每个人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使政策保持一贯性。同时也可以使单个的部门不能随心所欲地推翻制定的规则，因为它们必须做通盘考虑。
不过从局外者的角度来看，现在还不能说中国政府的透明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拭目以待。
《财经》：1999年美国和中国达成双边协议后，你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协议，除了美国能得到的利益，更大的一个收获是将中国引向法制化的方向，你认为在这方面中国走上正轨了吗?
巴尔舍夫斯基：我想中国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进行。我不认为西方社会让中国符合西方价值观是现实的、合理的。不过巨大的相容性，特别是经济体系上的相容性是可实现的目标，毫无疑问中国在朝着贸易伙伴感到正确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和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这使很多国家确信让中国进入国际组织，成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作为执行规则的一方，也应参与规则的制定。相容性是不同国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步伐，重要的是大家要向同一个方向努力。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样一个粘合剂。
中国履约不止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中美、中日、中欧关系
《财经》： 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会(中国)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中，对中国入世后的执行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缺乏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够，中国政府对盗版行为不够严厉等等，你怎么看？
巴尔舍夫斯基： 毫无疑问，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从中国国内的创作团体和科学研发团体角度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把批评意见看作是冒犯，因为中国顺利地执行入世协定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特别对于希望尽快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是其利益所在。
《财经》：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入世执行情况有何官方反馈及评价？
巴尔舍夫斯基：我相信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作出的评价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国会也一样。中国对于世贸协定的执行不仅仅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中美、中日、中欧关系。就中美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执行的结果能促使美国对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否则双边关系会产生严重的冲突和紧张局势。这种紧张的关系曾经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持续了很久，包括国会通过立法的方式试图改变格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非常大，甚至超过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因此会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审议的结果是中国没有执行世贸的相关协定和要求，中国没有开放市场，就不仅仅是一个入世承诺的执行问题了，我希望中国政府能意识到这是一个对中美双边关系具有实质性效果的问题。经济上的冲突有时可以引起一系列广泛的双边矛盾，像我们在日本的例子中所看到的，而在中国的案例中这种冲突会更激烈，因为深层次的美中关系更不稳定。所以贸易问题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总是被认为是发展稳定的美中关系潜在的基石和里程碑。
《财经》：一些中国专家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履行世贸协定是因为缺乏有执行能力的人员。您怎么看？
巴尔舍夫斯基：我认为中国有足够有能力的人才，但这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对所有的国家来说是一样的。对中国来说，许多领域都很新。比如服务领域，除了电信业的许多领域尚处于很初步的阶段，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知识和理解因此也是很初步的。所以当然会有一个学习过程，不过这和人员素质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中国的基本经验以及中国入世前的经济状态。
《财经》：你在2000年5月的一次参议员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的入世执行效果取决于美国的承诺。当时克林顿政府正在准备通过一系列措施对中国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比如增加三倍的经费给商业部用于中国贸易执行项目，以及在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增加一名全职中国事务官员。另外，在华盛顿成立专门的机构间(interagency)工作小组来检查中国的执行情况。这些措施后来的效果如何？
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商业部的确有一笔额外的经费用于中国贸易执行项目，华盛顿也的确成立了一个机构间工作小组在监督中国的执行情况——美国政府的各项资源是到位的，而且我也相信美国政府对此相当重视。不过我也认为美国政府采取对话和沟通的方式比直接的威胁要合适得多。我希望美国能遵守承诺，也应该承诺利用世贸组织的合法程序来提出执行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能寻求强制性措施或方法，但我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很讲究方式方法，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采取过什么强硬措施。至少就目前来说，世贸组织各成员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程序和方法来处理执行问题。如我所说，现在重要的是中国的新领导人能及早地开始处理许多贸易伙伴国家已经提出很久的相同的问题。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方式试图对中国施压，我相信压力会随着时间逐渐增加
《财经》：您能解释一下目前对中国实行的过渡性审议机制吗？
巴尔舍夫斯基：这是世贸组织内部的一个机制，即从中国接受实质性承诺的国家可以提出问题，要求中国来解答，或是就一个一个具体领域或工业的执行情况和中国讨论。设立这样一个机制是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渠道是最有效的方式，如果每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按其自己的意愿各行其是，可能会使执行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便于世贸组织监控中国的守约状况，同时也是建立一个积极的渠道以便其他国家通过这个渠道来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对中国来说，则可以有效地推进执行的进程。
《财经》：你曾经说美中双边协定是充分可强制执行的，而且美国政府也作出承诺投入人力、物力加强对中国执行的监督，那怎么解释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执行上的失败？
巴尔舍夫斯基：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中国政府来回答。事实上中国没有完全实现承诺的领域，或者是政治敏感领域，或是在市场上短期内会很快对中国企业构成竞争威胁的领域。从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说，这两个原因都不能成为不充分兑现承诺可接受的理由。因为政治敏感和竞争力因素已经在制定协定时考虑进去，许多措施是分阶段进行，有的甚至是很多年，目的就是避免中国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或是短期内加剧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不过，中国政府的顾虑和其他国家没有太大的不同，美国政府也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
《财经》：那么美国是不是要对中国采取强制措施呢？
巴尔舍夫斯基： 美国可以这样做。可以公平地说，美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大的国家花了很多时间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上。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方式来试图对中国施压，但现在有点困难，因为中国正处于领导人交替的过程。不过我相信压力的确会随着时间逐渐增加，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这种压力肯定会上升。
《财经》：美国的方式是什么呢？
巴尔舍夫斯基：典型的美国方式会是保持外交压力，尽早、经常地提出所担忧的问题，这是对针对所有国家的，而不只是针对中国。先是试图和其他国家合作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不成功，则会采取行动，包括世贸组织本身。
《财经》：布什政府在对待中国执行世贸协定政策方面有什么变化吗？你对中国未来的执行状况持什么态度？
巴尔舍夫斯基：这有点难说，我不认为有太大的差别，但布什政府现在正为其他各种事情分心，所以不太好说。对于中国未来的执行状况，我保持谨慎的乐观。
中美贸易的争执与解决之道——专访美国副贸易代表亨斯曼
独特的过渡性审议机制
入世元年
中国入世履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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