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主席的年代里，南南合作这个词非常响亮，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在自己国力都十分有限的时候，就展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当时中国南南合作更多出自于政治考虑，但时下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在考虑政治性的同时，还要兼顾它的经济性，提高它的附加值。事实上，外经贸部、科技部等许多负责南南合作的政府机构正在考虑如何让更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其中，成立不久的中国南南合作网就是想搭建一个互通需求的平台。

　　南南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者，那就是联合国，早期南南合作属于“技术合作”，现在逐渐发展成为所谓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以往更多的单纯政府与政府间行动，也逐渐被导向与政府与非政府间的伙伴行动结合。

　　从1979年到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华成功地实施了6.9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华建立了300个技术合作项目，金额达1.2亿美元。当然，中国每年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十亿的援助资金，这些资金又该如何有效的运作？无疑给我们提出新的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南南合作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另一条思路，中国企业的许多技术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具有竞争力，水往低处流是无须置辩的道理。

　　在我们的采访中，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南南合作中孕育着巨大的商机。说白了，政府有资源，企业有需求，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搭建政府和企业间合作的平台，又如何搭建？

　　南南合作的意外商机

　　南南合作是“走出去”的另一条思路，其新的运营模式使民营企业有了参与的可能

　　□本刊记者冯宗智

　　“什么是南南合作？是不是卖南瓜的”，当记者提问是否了解南南合作的内容时，一家企业的被访者给出了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

　　同样多少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中国南南合作网，网上的会员单位只有区区20多家，而且大多是国营的科研事业单位，难怪有人形容南南合作是一个“孤独的、沉默的、封闭的项目”。

　　事实上，主办中国南南合作网的是外经贸部南南合作处主管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该中心是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华援助项目的机构，每年的项目运作费有1000万美元，建立南南合作网的初衷就是搭造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让南南合作处处长赵永利颇感遗憾的是，南南合作网并没有得到众多企业的应有重视，他如数家珍地盘点着手中的区域合作项目，欧亚大陆桥、图们江、东北亚、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

　　联合国无疑是南南合作中一个重要而不能忽视的力量。

　　从1979年到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实施了4个对华援助计划，合作项目达841个，成功地实施了6.9亿美元的合作方案，中国也向开发计划署捐款4000多万美元。在此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华建立了300个技术合作项目，金额达1.2亿美元，其中有的是工业发展组织自己的技术合作经费，有的是向发达国家筹集到的预算外资金，还有的是工业发展组织执行开发计划署的项目。

　　现在联合国许多项目官员总爱提及PPP模式，所谓PPP模式就是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合作，这也是联合国许多项目的运作方式。

　　事实上，联合国每年都有很多对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招标，但中国企业参与的并不多。

　　赵永利介绍说，南南合作开展的TCDC(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做了很多培训工作，我们在小水电、太阳能、蚕桑和淡水养鱼等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也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菲律宾的竹子加工，印尼的灾后重建和巴西的蚕桑以及通信，值得一提的是巴西的桑蚕纺出的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我们的价格高许多，其原因是他们采取冷炒技术，而我们采用的是热炒技术。

　　1990年联合国开始的ECDC(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陆续做了许多项目，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建小水电、研究所，都是国家承包的，没有考虑到搭建市场平台。

　　在赵永利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没有问题，但往哪走，怎么走，去干什么？这些问题都要打个问号。

　　很多企业一提“走出去”，总是往欧美市场那块想，其实，发展中国家孕育着重大的商机。

　　在此方面，政府为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很多工作：一是可以做一些前期投入；二是制定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三是为企业捆绑出国创造条件；四是发动各国大使馆做一些投资环境的商务调查。

　　还有些工作有劳政府去做，就是出台一些配套政策。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还有很多限制，比如外汇管制，另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还会遭遇政策、法律、信用和坏帐的风险。

　　赵永利介绍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不是看起来那样美，比如埃及的电视机一台可以卖上400-500美元，如此看来中国的电视机应该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但有一点需要搞清楚的是，埃及对电视征收的关税高达100%，如此一细算，几乎没什么钱可赚。古巴非常保护外国投资企业，但西班牙的地产商在古巴赚到大钱时，便出台政策禁止外资从事房地产，一下子造成了很多半截子工程，最有意思的，在古巴外国人只能使用美元，并且以1：1的比例同古巴货币兑换。

　　这些无疑是南南合作中不可避免的风险。

　　其实，南南合作最大的困境是南南合作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南南合作几乎涉及外经贸、科技、外交、农业、林业、卫生和教育等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那么，能不能仿效韩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建立统一的海外援助署，援助的工作转向为企业提供服务。事实上，我国每年援外资金数额不菲，这些资金也可以考虑拿出一部分用于市场运作。

　　有数字表明，截止到1999年底，经批准的我国对外投资(金融企业除外)将近70亿美元。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包括处于过渡经济中的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约占总额的20%以上，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足20%，对我国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约为58%。

　　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大约5700家左右的境外企业，中国对外投资按企业数量的全球分布情况是亚洲占18.6%，非洲占6.5%，拉丁美洲占4.3%，欧洲占17.4%，北美(美、加)占12.4%，太平洋占4.2%，中国的港澳地区占37.1%。

　　在我们的采访中，对于南南合作有着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南南合作如何在坚持政治性的同时兼顾经济性？中国企业进军发展中国家是不是“走出去”的另一条思路？南南合作运营模式的转型给民营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建立南南合作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机构？如何搭建信息平台？相关政策又怎么配套？

　　当然，企业最关心的是南南合作存在哪些重大商机？比较对路的产品、产业和国家有哪些？民营企业在此方面的机会有哪些？中国企业走向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风险及如何规避？

　　显而易见，南南合作的巨大商机有赖上述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回答和解决好了，潜在的商机才会变为现实的赢利。

　　寻找共同感兴趣的目标

　　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认为“南南合作”之所以市场广阔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更容易了解彼此的需求

　　□本刊记者冯宗智傅强

　　我国建国以后就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合作，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在科技上的“南南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由此也会给企业带来相应的商机，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

　　科技智囊:南南合作目前面临着新的机遇，有种观点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发展中国家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是否真的存在？

　　马颂德:这个题目很好，也很大，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开发的大市场。

　　去年16位阿拉伯国家的大使曾一起与我谈过一次，他们重点强调了一点：“中国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但在科技上的合作并不多”。这件事给我的触动非常大。事实上，中国在几十个国家的使馆均设有科技处，但在阿拉伯国家中仅在驻埃及使馆设有科技处,总体上讲我们与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合作确实不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活跃。近年来很多阿拉伯国家希望我们去他们那里办开发区，但这种合作受制于经费、投资环境等诸多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应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而且现在我们已初步具备了这样的力量。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现在许多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但在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比如中国的摩托车在越南就很畅销。在信息技术上，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华为已进军越南、老挝、印度等国，华为与中信去年开始在俄罗斯开拓市场。

　　科技智囊: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拓并不理想？

　　马颂德:事实上，我国的高技术产品有一定的竞争力，联合国工发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在低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上已位居世界第一，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上世界排名第十一。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在科技贸易上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不多，中国的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品牌在发展中国家的知名度不高，开拓市场仍有一个过程。现在有许多国际组织，经常针对发展中国家做着很多项目，其中所需的产品大多采取全世界招标的方式进行，中国企业在此方面参与的并不多。比如，联合国每年的消费也是庞大的，但中国企业很难分得一杯羹，这自然同我们的企业国际化程度过低有关。

　　科技智囊:据我们了解，联合国于2001年专门成立了旨在消除数字鸿沟的联合国信息通讯技术工作组，您代表中国参加了工作组并负责主持该工作组在亚洲的区域网络的建设，这些工作同“南南合作”的结合点在哪里？

　　马颂德:由于各国各地区之间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速度的不均衡，使用信息技术的条件，如经济条件、教育条件等更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成为“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使落后地区得到高水平的远程教育与远程医疗，因此“数字鸿沟”对未来的影响将不止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现在90%以上的计算机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6%的高收入国家。信息内容也大都只符合发达国家人民的需要，因此消除数字鸿沟的任务不仅包括开发大量适用于落后地区的廉价信息产品，还要包括开发发展中国家人民需要的内容。

　　联合国信息通讯技术工作组亚洲区域网络成员包括亚洲地区各国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目前通讯技术工作组做的工作主要是呼吁，让各国政府领导对缩小“数字鸿沟”给予更高的重视，这项工作还仅仅是刚刚开始。中国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已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我们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了利用计算机技术的农业专家系统，我们建立了连接西部上百个城市的远程教育系统，我们正在与企业一起推动“村村通”互联网的技术，我们还正在开发适用于农村落后地区的廉价的网络计算机(NC)等。这些技术都可以通过“南南合作”推向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的输出既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可以为我国的企业开辟更大的市场。

　　科技智囊:您认为在科技方面如何实现南南合作的转型，比如PPP模式，比如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

　　马颂德:总的来说，解决办法有三条：

　　一是加强各方面的协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以及企业之间更深入的相互了解。这方面“南南合作”可以采取一些新的模式，比如搞一些准民间活动，从技术培训做起，然后组织一些实地考察和互访，使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企业和产品，同时使中国的企业了解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二是要同发展中国家的国立研究所建立联系。我们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天然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更容易了解彼此的需求，我们要寻找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目标，比如以前我们在地震、气候和洪水预测方面的合作，用信息处理和卫星定位系统预测洪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非常感兴趣。

　　三是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政府在此方面也要解放思想，在出国的商务考察中多给民营企业一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