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虞立琪吴佩霜

　　杨斌自述——

　　5岁成了孤儿，靠年迈的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得以长大成人，18岁以前什么苦都吃过。1981年，(18岁)考进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毕业后因学业优异留校任教。1987年(25岁)，去荷兰留学，在莱顿大学拿到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得荷兰国籍。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敏锐地把握到东欧解体、市场解冻蕴含的商机，靠勤工俭学攒下的一万多美元，开始于中国和波兰等国之间进行棉制品、纺织品、成衣的进出口贸易。两年内做大生意，资产达到2000万美金，1990年在荷兰创立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992年底第二次创业，投资农业，1994年回国，在沈阳对现代农业大规模投资，建立荷兰村，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

　　——整理自杨斌的个人传记

　　2002年9月，这位在自述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商人，又突然成为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新义州的特首，并在媒体上称“我是金正日的养子”。

　　杨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本刊记者对其自述的教育履历，包括海军第二炮兵学院(现已更名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荷兰莱顿大学进行了调查，同时采访了中国、荷兰、美国等地多名认识杨斌的人，发现他的传奇身世多有失实嫌疑。

　　军校毕业生？

　　杨斌的公开履历，自称1981年进入海军第二炮兵学院(现已更名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在山东烟台)就读本科，1985年毕业后并留校任教。1987年赴荷兰留学。

　　记者采访到一位80年代初毕业于这所军校并留校任教的教师，他表示：1981级该校本科学生共100多人，基本都认识，而1983年后留校任教的所有同事他更是全部清楚，此外80年代出国留学的校友本就稀少，但回顾所有相关线索，他确信没有一个符合以上条件的叫杨斌的人。

　　这位教师还补充说，今年“十一”期间学院师生聚会，聊起被媒体报道为“该校师生”的杨斌，大家都想不起来这个人。

　　这所军校管理学员的是学生处，管理教职员工的是干部处，管理现役军人的是军务处。记者从多方得到的消息是，该学院一共可以查找到三个名叫杨斌的人——一个是现在仍在校的学员，一个是1992年在这里工作的一名士兵，只有最后一人从时间上与杨斌自述吻合，但他的身份不是留校老师，而是机务室的一名战士，1987年转业离校。

　　另一条渠道提供的消息也许最接近事实：杨斌先从家乡南京参军入伍，因在部队表现良好，确实被送去(或者考上)二炮读书。但不是公开资料显示的本科，而是大专课程学习，毕业后，他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部队，于是想办法留在了学院机务室，但不曾任教。

　　荷兰留学生？

　　从杨斌的自述看，他的人生分水岭出现在赴荷兰前后——出国前，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几年后回国时已是巨富，并带回一笔巨款创业。

　　杨斌称，自己1987年赴荷兰莱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本刊从莱顿大学档案中心Koppers女士处确认，该校从1986年到1992年间没有一名叫杨斌的学生的档案。

　　莱顿大学前汉学院院长梁兆兵教授说，一直到90年代初前的中国留学生档案全部都是经他过目的，但他对杨斌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而被媒体报道与杨斌相识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负责人Tony Saich，也给本刊发来电子邮件证实，杨斌“从未在莱顿大学读过大学”。

　　目前在荷兰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的荷兰留学生徐弘炯认识杨斌，并曾到他家中做客。他对杨斌的荷兰学历反应是，“彻底的荒谬”。“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的荷兰语不大通，金融知识也不太懂。”徐弘炯说。

　　荷兰富商？

　　杨斌自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由于敏锐地把握到东欧解体、市场解冻蕴含的商机，于中国和波兰等国之间进行进出口贸易，两年内资产达到2000万美金，到1990年在荷兰创立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荷兰一位与杨斌相交十几年的华人餐馆老板对本刊说，1991年到1992年间，他与杨斌是合作伙伴，做旅游、服装、食品，“但都是小生意”；到1992年，杨斌向荷兰政府贷款，注册了两家有限公司，但其规模都相当于中国较小的私营企业。“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杨斌是绝对没有2000万美元的。”这位华人说。

　　徐弘炯还回忆说，杨斌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正是杨斌所说的刚掘到第一桶金、赚到2000万美元的时候，但事实上，当时杨的妻子潘朝蓉和孩子都在拿荷兰政府的救济金。

　　“如果他有高收入，还让家人领取救济金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对荷兰政府构成诈骗，等于犯法。”据徐弘炯介绍，荷兰的华人圈子小到谁开了公司，或者赚了钱很快就会被知道，但当杨斌被在荷兰赚了2000万美元的消息传到荷兰后，杨斌以前的朋友和认识他的人“非常非常的惊讶”，以为搞错了。

　　在徐弘炯的印象中，杨斌很会交朋友，热情而豪爽，认识很多人，“作为朋友的话，他是挺不错的朋友，这方面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挺好”。

　　另一位荷兰留学生告诉记者：“我听说他取得荷兰国籍不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而是出卖了他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这一说法同时在Tony Saich那里得到了证实。Tony Saich还补充说，他觉得杨斌很聪明，同时也是“一个很善于追名逐利的人”。

　　追名逐利并不是错误，编造履历也许也算不上太大的错误。但10月7日，中国证监会于9月29日写给中国香港证监会的信被披露，这封信证明了杨斌造假的恶习发展到了多么惊人的程度：中国证监会告诉香港证监会，欧亚农业报称公司1998年至2001年的总收入为21亿元人民币，但根据国家税务局的调查，连同公

　　司董事会主席杨斌的私人企业(未上市部分)，总收入不足1亿元人民币。信中共有6项对杨斌和欧亚的强烈指控，还包括欧亚农业有约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不知去向，另外，在荷兰注册的欧亚国际进出口贸易公司应该向在内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注入1.6亿美元资本，但实际上此款项从未到账，怀疑公司伪造验资报告。

　　如果耐心看一下欧亚农业为上市准备的1998-2001年财务报表，漏洞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比如报表显示，1998年至今，欧亚农业累计实现净利7.8606亿元，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只有4.6244亿元。特别是2000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才1392万元，但净利润却高达1.9亿，2001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1.8亿，而净利润又是高达5.2亿元。用张化桥的话说：“有许多都是常识，说给我姥姥，她都不信。”

　　有些计算可能稍微复杂一些，比如欧亚农业的主业蝴蝶兰和大花惠兰种植销售情况。从欧亚农业的公开数据来看，兰花从组培到长成幼苗平均为4个月时间，依据欧亚自己的数字，2001年1-4月生产约1000万株兰花，那么全年应为3000万株左右，按其收入11亿元来算，每株幼苗应为36.6元。比目前市场上最好的苗还高出9倍多。

　　记者采访中得知，国内兰花苗的主要供应商为北京华乐、昆明庆成、北京顺义三高等。与日本合资的华乐种苗每年有大量的蝴蝶兰苗出口到荷兰、日本等国，该公司一位姓郭的工程师告诉记者，他们出口的幼苗每株售价4元，稍差一点才2元。而作为华北地区的主要成品兰花基地，华乐并未从欧亚集团买过花苗。

　　无论如何，从孤儿到中国第二富豪，到朝鲜第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杨斌，都已然是历史上值得书上一笔的人物。时间会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杨斌会不会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人物？换言之，在这个国家，类似的故事会不会像腐败案件一样重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追问更多的问题。人们说，谎言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今天，杨斌的诸多谎言确实被拆穿了，但为什么只有等待谎言已经大到如此惊天动地的时候才被拆穿？这些谎言只是连老太太都不信的常识问题，为什么却能通过为阻挡谎言而预设的道道关卡，重重审批？在谎言和肿瘤生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人勇敢地揭露皇帝的新装？如果有，没有穿衣服的皇帝为什么还在耀武扬威地行进？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之初，短短几年时间，杨斌完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最灿烂夺目的创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机会主义是一种常态的集体意识。在主要来自政府权力者的、出于地区发展和财富积累考虑的帮助下，杨斌获得了建造空中楼阁的资本和机会，并几乎先后实现了软着陆和硬着陆。

　　批评当地政府是容易的，尤其在那一届政府的主要领导落水之后。但为他们寻找同情的理由同样容易，一切有为的政府和掌权者都必须为地区发展和财富积累提供帮助。

　　自去年7月的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以来，国务院朱总理一再强调：“政府不要做本属于企业行为的事情。”市场的事情要由市场本身和法律来解决，这个观念的正确性不难理解，但惟一的问题是，在所有社会的市场里，市场和法律经常是险恶和失能的——欧亚农业在香港资本市场的表现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只不过我们这个刚刚由全能国家转轨而来的社会，问题表露得更频繁一点。

　　70年前，邱吉尔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时代。”这句话没有过时。如果政府仍然被赋予过多的经济职能，那么在“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旗下，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机会的边界又在哪里？边界越模糊，机会主义者的故事越精彩，区别只在于主角的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