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雪松

　　在秋色肃杀的十月，曾经呼风唤雨的国营企业管理大员们纷纷落马成为一道新景观。这些掌控着几十亿、上百亿国有资产的“红色资本家”，却并没有与贡献相匹配的剩余价值索取权，更不知道自己脚下的火山口什么时候喷发

　　“他是苦孩子出身，是个遗腹子，父亲死于战乱，母亲无力抚养，在广州东山区孤儿院长到少年；

　　他擦过皮鞋，做过印刷工人，在戏院给有钱人扇过扇子，没进过一天学堂；他为了创业，曾经亲自背着米酒，到佛山和广州挨家挨户推销；但后来他时来运转，机缘巧合让他成为‘中国魔水’健力宝饮料的创始人，他得到了‘五一劳动奖章’，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

　　在很多人眼里，李经纬拥有一个让人侧目的传奇经历。但现在，这个传奇遭遇到了一个句点：10月13日，李经纬涉嫌转移巨额资金被罢免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在秋色肃杀的十月，曾经呼风唤雨的国营企业管理大员们纷纷落马成为一道新景观。在李经纬之前，10月7日港报传出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因贪污被立案调查；而在10月下旬，原华晨集团董事长、申华控股董事长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又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以简单的是非观来判断李经纬们的得失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是最终形成这种国企领导人成片倒下的深层次根源。

　　我们必须对当事人进行还原，无论是仰融，还是李经纬，他们不光是拥有传奇的个人经历，不能遗忘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都对自己掌控下的企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过去的18年里，作为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治下的健力宝为三水市政府贡献利税高达28亿元，在鼎盛时期，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而对于仰融而言，他在1992年操作“华晨中国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被称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家在纽约挂牌上市的公司”，他一手打造的华晨系现在已经拥有近百亿资产。

　　我们当然无意为李经纬们翻案，但不可忽略的是，在中国众多企业的产权构架里，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利益分配并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和解决办法。这些掌控着几十亿、上百亿国有资产的“红色资本家”很大程度上掌控着企业发展和管理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与贡献相匹配的剩余价值索取权。

　　尽管存在着“所有者虚置”的问题，但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付出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就难免会有以下结果：企业的领导要么无所作为，不受任何压力，不冒任何风险；要么就会像褚时健、李经纬一样，获取灰色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在制度和法律缝隙中触礁沉没。

　　长时间以来，精神奖励和道德约束取代了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分配机制。容事达集团前总经理陈荣珍说过：“我只想凭自己的良心站好最后一班岗。但也希望国家能够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在市场竞争之中，人们一方面谴责不道德现象，一方面却没有得力手段加以制止，对凭真本事公平竞争的职业企业家又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现存体制下，经营者只对他拿的那份工资负责，经营者有3年或5年的任期，他只对任期内的行为负责，因此企业仍存在着长期行为少短期行为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现象。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国企领导人的激励机制问题位列“中国企业家最关注的十件大事”之一。很多国企经营者都认为，应该通过逐步改革产权制度，降低国家持股比重，采取股权期权等国家通告的激励手段，使国有企业领导人真正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事实上，政府已在力促改变国有企业中激励非经济性的弊端。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指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实行董事会、经理层等成员按照各自职责和贡献取得报酬的办法。”而各地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也已经在尝试新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度。

　　然而，股票期权、年薪制不是万能的，两年前，褚时健的59岁悲剧已经给我们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可是，火山依旧在那里，它并不总让人看见，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喷发，而一旦喷发，正踏在火山口的人只能是毁灭，不管你刚才是多么地荣耀，也不管你的攀登是否已经接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