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杨生华

　　最近，华晨的仰融被批捕、欧亚农业近日又被香港警方商业罪案科介入调查，内地民企的诚信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到底这两起事件，对其它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有什么影响，国内企业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变故呢？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香港华富嘉洛证券集团的董事总经理林建兴。

　　国际基金调低亚洲区投资比例

　　记者：香港投资界对华晨和欧亚这两个事件有何反应，而这种反应对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如中国电信等会有什么影响？

　　林建兴：这种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已是第二、第三次了。第一次是格林柯尔，而华晨、欧亚不过是最近的两件而已。

　　国际投资者以前一直对亚洲没有信心；后来发现亚洲经济的潜力，开始把钱往这边投；亚洲金融风暴后，对在这里投资开始有戒心；再后来，发现在亚洲投资所遇到的法律等问题，国际资本开始撤退；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国际资本在这里了。

　　撤退从去年10月开始

　　记者：国际资本开始撤退，具体是在什么时候？

　　林建兴：大约是去年10月份，目前国际资本已经从亚洲撤得“七七八八”了。这主要是据我自己的观察，因为国际资本的流向，主要不是从交易量来看的，而是看投资比例。

　　国际基金的投资有几个规范，一是风险分散，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二是注重投资分布的结构。因为它们大多数不是闲钱，而是工会基金、退休资金，它们的资金量每年都会稳步增加。所以，即使它们投资在亚洲的比例不变，也意味着投入资金量的增加。

　　而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基金不仅没有增加对亚洲的投资比例，还要减少比例。华晨、欧亚事件加快了国际资本的撤退步伐。比如，它们在亚洲区投资的比例从15%下降到10%。

　　记者：国际资本的撤退，对亚洲的企业会有多大影响？

　　林建兴：对大中型企业有很大影响。因为他们的资金不能靠散户，更多地要靠基金，且主要是靠超过1亿美元的中型基金以及超过3亿美元的超大型基金。所以，这两件事引起国际资本的撤退，对中型以上的企业影响较大，它们现在只能主要靠散户的资金了。

　　国际资本仍在观望亚洲商机

　　记者：目前，国内有上百家企业想在香港上市，它们又该怎样应对这种变故呢？

　　林建兴：国际资本的撤退，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它们撤退，但不可能全部放弃亚洲市场，起码要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所以，我们首先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再恶化，比如，它们投到亚洲的10%的比例不要再缩小。其次，如果亚洲区情况有所改善，它们将会重新调整策略，把资金再拉回来。毕竟，它们可以投资的地方在全球也不太多，除了欧美，拉美不行，非洲也不太行，中东又有巴以冲突和美伊战争的危险。

　　内地企业要积极改造治理结构

　　记者：所以说，现在国际资本基本还处于调整期，而投资方与资金需求方又有认识分歧，是吗？

　　林建兴：是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厘定游戏规则，不能再靠名声、靠国家政策来上市。内地企业对投资者的地位要真正认识理解，企业的价值观要明确，以前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而国际上，公司的管理权归管理权，要与所有权分开。

　　记者：中国企业理解这些观念已很久，但还不能达到要求，如何去推动呢？

　　林建兴：一是政府推动，二是加强教育。传媒、中介机构以及一般股民对此都有责任。比如，中介要作选择，是帮企业隐瞒情况，还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

　　记者：海外投资者最愤怒的事是什么？

　　林建兴：一是将股东的钱，当作私人的钱；二是公司透明度不够，比如负债没有彻底披露等；三是会计、法律等服务性行业，缺少一套规则。如国内评估师，评估一块土地值3200万元，但是经过律师审核，才发现是那是划拨地，需要补地价才能使用。林建兴指点珠三角民资出路货币石油债券炒家三大热选

　　记者：在珠江三角洲，民间的闲钱比较多，但投资渠道又较少，B股开放后很有吸引力。香港有什么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适合他们去投资呢？

　　林建兴：在投资工具方面，一是股票，除了香港的股票外，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股票可以投资；二是货币，如美元、日元、澳元等；三是衍生性金融工具，如期货、期权、金属、石油、黄金等，四是债券。过去18个月最活跃的三个投资工具，是货币、石油、债券。

　　货币为何这么热？因为利息变，汇率也会变，看得准，就可以赚很多钱；其次，杠杆率高，可以借钱炒钱，有时杠杆率可达20，即炒1元可以借20元；第三，货币可以随时流通，买卖价定了，很少变动。

　　债券的投资也很活跃，因为它除了固定的回报外，还有资本的回报，即利率变动带来的回报。

　　记者：您对国内投资者有何建议？

　　林建兴：在投资渠道方面，有券商、基金经理、私人银行这三种中介都可以帮助你投资，所以，寻找好的中介人很重要，他们需要对各种不同的投资工具都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