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俊才发自上海

　　专家建议：将现在企业的所得税降至25%左右是最合适，这样可使国内企业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消费型增值税，并致力烟草税、消遣税等新税种开发，估计新税种可贡献盈余1200亿……

　　10月1日，上海市税务局在服务行业推出有奖发票，旨在鼓励消费者的“发票”意识。但从记者调查的实际情况看，该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一般来说，除了那些可以报销的消费者，很少有人主动向饭店索要发票。

　　“不能报销，要发票干嘛。况且，发票兑奖也很麻烦，没有时间磨蹭”刚刚在徐家汇“四川花园”用过餐的孙先生对记者说。

　　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一些企业在现金交易的时候，不开票据，“躲过”国家税收，成为造成国家税金流失的‘地下经济’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又为身上的重税压得“气喘吁吁”。

　　“利润在下降，上缴税金却在上升”太平洋商场一经营IT器材的宋先生告诉记者，“沉重的税收压得我们呼吸困难。”

　　同时，国家利率下调，息税征收，个人所得税上涨，引发人们预期未来利率上升，而不愿意投资的“流动性陷阱”现象。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例在逐年增长，2000年总税收占GDP高达13.35%，增长率为22.25%，远远超过相应年份的GDP增长速度；而全国消费者因低利率政策和息税，全年收入缩减13.58%。

　　专家指出：中国在税率上不应再进一步提高，否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现行的税制面临松紧调试，一些新的财税通道势必应运打开。

　　降息：流动性“陷阱”

　　令多年低利率政策尴尬的是，社会消费额的增长远远小于储蓄额的增长速度。为了弄清重税低利率的财政影响，记者专访了正在潜心研究中国财税制度的汪康懋教授。

　　设计了金融资产定价的“汪式模型”的汪康懋教授，是英国(Strathely鄄deUniversity)金融与会计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兼资本市场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他曾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新加坡政府擘画了成功的财税政策模型。

　　汪教授在自己宽阔的书房里接受记者采访已经是深夜。“有关中国财税政策研究成果，我已整理成文，交到了国家领导核心层，这是我第一次向媒体透露”汪教授让座甫定，笑着说。

　　谈到中国目前的财税政策，刚刚在7月中旬“东京亚太金融年会”上批评了日本低利率重税政策的汪康懋教授，面对记者意兴阑珊：“2001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7.8%，国家税收上升了25%，而全国的企业盈利却下降了32%(根据1100上市公司的调查统计)；这主要是重税使然。中国企业所得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67%，而新加坡只有28%。而且，这些税额主要是企业和劳动者承担的，税源不够开阔。对企业征收重税，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和日本一样，中国的财税政策不仅重税，也采取低利率措施。中国从1996年起到目前已经8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24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7.42个百分点。同时，中国还采取征收利息税的政策。”

　　近段时间，中国CPI(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低，货币供应量增速放缓。在2002年前5个月，需求不足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汪康懋教授分析，这是低利率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他指出，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差额已从7400亿扩大至24000亿，银行贷款紧缩。

　　统计数据佐证了汪康懋的分析。从中国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看，1月到5月，分别为负6.3%、负5.4%、负4.9%、负4.4%和负3.8%，累计同比下跌5.0个百分点。

　　此外，无论是批发业还是零售，无论是产业的上游价格还是下游价格，无论是一、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价格走低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有专家同时称，利率下调，息税征收，个人所得税上涨等综合因素，会直接导致“流动性陷阱”现象。即当利率下降到“相当安全水平”时，人们会预期未来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跌)，因而愿意持有货币，而不愿投资债券。此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再引起利率的下降和投资的增加，而只会使人们手持的现金增加。

　　“随着央行的第8次降息，场外资金蜂拥国债市场，导致国债市场的价格节节上扬。而从投资方面看，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利率下调而大幅增加；相反，国债的大量发行和固定设施的建设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世界银行家峰会总策划章琦教授说。

　　市场人士分析，降息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使他们对未来景好的预期打了折扣。对下岗工人和农民征收利息税更不合理。更主要的，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是“保险性”储蓄，目的是为了养老、子女升学及对付不虞之灾。即便利率降到零或者负利率，老百姓也不会把银行里的8万亿存款拿到业已低迷的股市。

　　“因此，有媒体和经济学家热吹，第9次降息正当时，实属不负责任”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王国进说。

　　重税：“多米诺”效应

　　世界银行顾问M.Karsden曾对20世纪70年代10组20个不同税赋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就会下降0.36个百分点。

　　上海财经大学严教授分析，重税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个人的消费能力；而且，很容易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重税之下的上市公司竞争实力会有所下降，竞争实力下降导致盈利空间相对萎缩，盈利空间萎缩引起股票价格遭遇低迷，股票价格低迷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对企业购买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不得抵扣；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消费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对企业的经济技术调整、产品的竞争力乃至企业的对外出口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将现在企业的所得税降至25%左右是最合适，这相当于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标准”汪康懋教授说，“这样，使国内企业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虽然，国家的相应税收将降低350亿，但是，2000年，中国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163亿，减税空间已经出现，适当减税不会造成财政紧张。”

　　汪康懋教授沉稳分析：“降低企业固定资产增值税很重要，同时也不能忽略一般劳动者的利益。我认为，应该取消‘利息税’和上移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800元上调至1200元为宜。这符合国际贫困线的合理倍数和中国最低工资水平线。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累进税率达40%，已接近国外福利国家水平。”

　　有关人士分析，目前中国所得税采取“双轨制”，外资企业的征税率为15%，还享有多种扣除或减税优惠。按现行的税率，全国消费者收入缩减13.58%。

　　而更多研究者认为，个人所得税只能在工薪阶层“抑富”，因为真正高收入的私营企业，许多个人财富入囊是“隐性”的。这又导致“地下经济”的蔓延。

　　“地下经济是指，基本上使用现金交易、缺乏征税账目依据，而没有交纳相应税金的行业，如服务性行业、餐饮业、超市等。”汪康懋分析，“中国现在支付手段滞后，支票、信用卡使用范围有限，大量的现金使用，使国家无法掌握交易的实际数目，该类税收流失严重。‘地下经济’较为庞大，尤其分布在大城市里。”

　　专家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临道德和技术的考验。由于中国大量的商业往来支付使用的都是现金，这使得营业额无法稽查，同时，道德条件限制，偷税漏税现象屡禁不止。“因此，在加大道德宣传的同时，应积极推进技术建设，尽快普及‘税收联网收银机(金税工程的核心内容)’等技术设备。”王康懋教授说。

　　专家：新财税“良方”

　　专家在为国家的税源拓展费尽思谋。汪康懋等专家建议，根据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该增收非道德税、消遣税、离境税及采取其他措施。他滔滔不绝，当着记者面开列9剂良方。

　　一是征收彩票税。目前中国仅对中奖者征“偶然所得税”，税率大约20%，对于具有“赌博”性质的彩票购买者并没有征税。资料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仅福利彩票的发售就超过140亿元。

　　“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新加坡的博彩税占总税收的7%之多，超过中国个人所得税(5%)。”汪教授说，“目前彩票正成为中国的新的产业，主要是‘体彩’和‘福彩’，还有规模大小不一的民间麻将娱乐场所，博彩业总额至少有700亿元，如果对该项征以税赋，则可增加150亿元税收，占财政收入的0.95%。”

　　二是烟草税。目前，国家已对烟、酒业征收了较高的消费税(价内税)，再提高企业的这部分税收，很显然，只能削弱这两类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通过烟民购买香烟时再征消费税(价外税)，不仅可以抑制抽烟的不道德行为，也可以为国家开拓新的税源，以烟草行业每年上缴国家1500亿元利税计算，估计可以为国家增加税收200亿元左右。

　　三是对娱乐场所、KTV包房等征收消遣税，这样可以调节贫富差距。此项税收可达150亿元。

　　四是征收汽油税。城市交通的拥挤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同时，随着车辆的数量剧增，环境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数据显示，到2000年底，中国民用车辆的拥有量为16089101辆，其中，私人车辆6253304辆，可见，该项税源十分稳定，如果每辆汽车每月征收100元汽油税，则可征收近260亿元。

　　五是增收高档消费税，如会所会员卡、高尔夫球、游艇等，可收入税收80亿元。

　　六是征收离境税。资料表明，2002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旅游人数达到468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3%。如果对离境者每人次收取离境费100元，这样，一年就有150亿元的收入。而且，这部分税源稳定，数额较大，离境人员多为富裕者，空中离境费也先例早存。

　　七是罚款代替拘留。例如，对于影艺大腕的偷税漏税，一经发现，可以将其接近全部的资产充作罚款，代替拘留；这样，国家可以增加一笔数额不菲的罚款金。

　　八是可尝试恢复某些制造业5天半工作日，以期增加工资和产出，加上产品在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过程，估计可为国家增加1000亿元的税收。

　　九是善于经营国家储备，提高收益率，此项可增加500到1000亿元的国家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