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面上看，内需不振、通货紧缩的倾向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从产业结构状况说，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各行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的情况愈加严重、大量的金融资源滞留于银行系统内，由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出现了令人忧虑的中梗阻现象，而代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途的高科技产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始终处于“资金贫血”境地，这些问题不迅速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潜力和成长质量构成威胁。如何才能创造中国经济繁荣的新局面，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徐义国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还有更大的作为空间。

　　财政、货币政策“积极再积极”

　　中国经济成长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从宏观层面上看，内需不振、通货紧缩的倾向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从产业结构状况说，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各行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的情况愈加严重、大量的金融资源滞留于银行系统内，由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出现了令人忧虑的中梗阻现象，而代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途的高科技产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始终处于“资金贫血”境地，这些问题不迅速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潜力和成长质量构成威胁。当我们搜肠刮肚、冥思苦想地为如何才能创造中国经济繁荣的新局面开药方时，总觉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还有更大的作为空间。

　　积极财政政策有待“再积极”

　　1998年第四季度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对近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已起到了十分显著的拉动作用，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我们也一直认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跛行的”，它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只诉诸数量手段即用发行国债的方法扩大预算支出，却忽略了价格性工具即税收手段的恰当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启用税收手段，不仅能够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而且还会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企业所得税收大幅下调、对私营、民营企业的出资人避免双重征税、对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再积极”的3项具体内容。

　　降低企业所得税应当成为我国减税政策的核心环节。多年来，我国的一般企业所得税一直保持在33%的水平上，这个水平从全世界范围看属中等偏上。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发展经济，刺激企业投资积极性又出台过各种差别企业所得税率政策，如经济特区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税率为15%，沿海开放城市税率为24%，小企业年利润3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8%，年利润3～10万元的为27%等减税措施，因此，33%的企业所得税只是个名义税率，从全国情况看，企业的实际税负并没有名义所得税税率显示的那么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减税政策变得无足轻重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任何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都要考虑两点：一是为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资金需求确定税基和税负，即从“用之于社会”来反推“取之于社会”的价值量；二是在将税收政策当成一种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对总体税负、个别税率进行相机调整，以达到某种既定的经济战略或策略目标。中国33%的企业所得税是在多年以前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绝大比例的微观经济基础条件下制定的，国家作为出资人在国有企业的净盈利中拿走1/3，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高，但当中国的微观经济结构已发生极大改变即国有企业在全国1000多万家企业中只占很小比例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所得税再维持在33%的水平就有了不合时宜之嫌。尽管在33%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之外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减免措施，但作为对一般企业普遍使用的所得税课税标准，33%的确需大幅下降。只有大幅下降才有利于在统一的税率之下扩大税基、为所有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条件、减少企业为避税产生的种种扭曲行为。

　　从国外情况看，许多国家都把税收政策当成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利用减税、免税手段创造经济繁荣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注意到，美国二战后最长时间的持续经济繁荣(1990年～2001年4月)追本溯源除了要归功于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刺激了科技发展)、放松金融管制措施以外，还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强力推行的减税政策。最近两年，我们的邻居俄罗斯的经济正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这其中也有普京政府将企业所得税调低至24%的巨大贡献。

　　自1998年第4季度以来，虽然中国政府决策层为刺激内需毅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些以总量调节和支出数量为基本特色的调节手段显然无助于解决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只能用价格性手段来解决，也只有启用价格性手段特别是减税和差别税收政策，我们才能摆脱“凯恩斯依赖症”并通过刺激民间投资使经济步入自我扩张的良性循环轨道。

　　治愈通货紧缩的良方

　　中国自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以来迄今已历时4年，从2002年前6个月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看，通货紧缩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有加重倾向。

　　中国的通货紧缩为什么难以治愈？其原因可能相当复杂，但择其大要，不外有二：一是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使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不尽如人意。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金融运行如何纷乱复杂，但从最抽象的意义观察无非是一群人站在一堆商品和一堆货币之间参与这两堆东西的对流和循环。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更多的货币追逐一定量的商品，物价总水平就会上涨，反之，如果更多的商品去追求一定量的货币，价格总水平就会下降。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的表面原因。

　　注意，我们之所以将供给和需求的总量不平衡称作是物价变动的“表面原因”，道理在于：这个“表面原因”的背后还有一个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系中会出现供给不足、需求过剩或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总是呈现相对稳定状态，在相对价格不变时，生产领域中各部门各行业相互之间的中间产品依赖及比例关系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动，消费领域中城乡居民的最终购买支出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也不会产生足以使供给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波动。相对价格以及相对赢利水平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发生了变化，生产领域就会首先对这种市场信号做出回应，并产生刺激投资向相对价格及相对赢利水平较高领域流动的作用。这种新生成的投资是由千千万万个微观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一旦某行业或某种产品相对价格及相对赢利水平较高，且该行业该产品的生产不存在进入壁垒，就极有可能产生“一窝蜂效应”。所谓“一窝蜂效应”就是局部产品过剩的投资行为起源。

　　从近10年来的情况看，中国的工业性消费品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所出现的就是这样一种“一窝蜂效应”的典型表现。大量的工业性消费品面对着两个市场，一个是有着约4亿人口的城市市场，一个是有9亿农民的农村消费市场。如果仅从消费实际需要角度考察，这两个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还远未达到饱和程度，这是无需论证的。但问题在于，对于供给者来说，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需求，永远是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

　　在城市，由于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拥有80%全社会储蓄的20%人口的一般消费需求已没有多少的价格弹性；全社会近2000万左右的正式或隐性城市失业人口的家庭恩格尔系数极高，即使存在较强的消费欲望却囊中羞涩，并不能成为过剩工业消费品的消化力量；城市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大量工业消费品特别是耐用品的购买主力，这部分人只要不发生收入预期的明显变化，就可能成为城市中的工业消费品购买主力，只是由于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太小，短期内很难成为在宏观经济平衡中起决定作用的微观主体。

　　工业消费品的潜在大买主应当是农民，9亿农民的未来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农民的消费主要受制于收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农产品相对价格大幅上升期，其结果是中国的小麦、玉米、稻米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50%左右，1996年以后，随着这些大宗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农民收入出现了增幅不断下降甚至负增长趋势，这就对中国工业品消费需求和农产品市场供给价格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认为，上面所谈到的就是通货紧缩现象在实体经济部门中滋生的结构性根源。

　　那么，在通货紧缩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金融部门“贡献度”又如何呢？

　　23年来，中国资源分配方式经历了由计划财政主导向市场、金融主导的转变过程。由于金融系统能对全社会85%以上的货币资源的流动方向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在谈论诸如通货紧缩这类极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时如果忽略了金融部门的“贡献度”，就肯定会说不清楚。

　　全社会货币资金流动由财政主导转变为金融主导这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但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发挥资源配置引导功能时却呈现出转型经济的畸形特征，即对间接融资体系的过度依赖。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资源绝大部分由金融部门分配这本来是有进步意义的事件，但中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等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这一客观现实又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多了一个不得不重视的“行为金融学变量”，这就是商业银行在特定体制和政策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行为将对货币供给的变动和分布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当监管当局将每年降低不良资产比率作为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业绩考核的关键指标时，银行行长们就会采取减少贷款笔数、将资金运用权利上收或将资金投向安全性较高的债券市场等办法来消极避险。这也是近年来一方面生产和流通大量需要信贷支持，另一方面银行系统又出现存差过大、资金相对过剩的基本原因。

　　中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惜贷行为以及相应出现的存差过大现象，事实已在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及货币供给增长率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外部性”。

　　当然，除了从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即实体经济中的结构矛盾及特定条件下的商业银行行为中找寻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的原因之外，中央银行在近年来制定的货币政策调节方向、力度及工具选择方面的表现始终不尽如人意，也是我们在研究“通货紧缩为什么难以治愈”问题时不能不加以提及的。

　　我们的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调节方向上应以治疗通货紧缩为单一目标的认识程度是不够的，许多人常常忧心忡忡地联想银行不良资产及财政赤字未来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等远期问题。许多实务工作者在不断解释“稳健货币政策”的正确性时对反面意见倾听不够，在价格性工具(利率)和数量型工具(货币供给增长率)之间偏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我们认为，按照货币当局手中的各种可支配政策工具和其他影响力，如果能找到有效的操作工具并将货币供给年增长率调到3至5个百分点，宏观经济中由通货紧缩反映出的总量失衡现象就会在不长时间内得到纠正。

　　如何改进财政、货币政策

　　从扩张需求的着眼点说，从决策层到理论界都明确提出要以扩张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为基本内容，如果财政政策运用国债、减税等手段直接增加和刺激了生产性投资，并且这种生产投资是扩大再生产领域中的边际投资，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内容由于符合扩张投资支出的界定无疑会直接拉动内需，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就货币政策的扩张效应而言，当金融体系仍处于信贷主导阶段且实行分业经营模式时，银行即使握有大量的货币资源，但其主要业务局限于一年期限内的短期流动资金放款领域，在这种条件下，银行是不能直接扩张严格意义上的投资支出的，因为绝大部分流动资金放款都属于再生产领域中的周转资金。

　　用于消费信贷的放款虽然能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以直接拉动最终需求，但由于这部分放款在银行可支配资金中所占的比重极小，作用并不明显。生产流通性流动资金和消费信贷之间悬殊的分配比重也指明了银行执行扩张政策的重点只能在生产流通性信贷资金的供给方面。因此，为实现货币扩张、切实拉动内需，必须在现行的财政金融政策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具体而言：

　　(一)消除“跛行”效应，将减税作为振兴经济的有效手段。

　　在现有的总量政策不变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启用税收手段，以此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

　　首先，将企业所得税由现在的33%降低至23%，这个税率比俄罗斯的24%更有吸引力。在这一税率下取消所有的不具备结构调整功能的差别企业所得税税率，使所有的企业可在统一税率基础上进行竞争。所得税名义税率下调10个百分点，幅度不可谓不大，但考虑到它的扩大税基效应，就不应对减少税收的负效应过于忧虑。

　　其次，对自然人出资的企业存在的重复征税问题应寻求妥善的办法加以解决，可否考虑划定标准将个人出资额与解决的就业人数联系起来，在一定限度内对这类出资人只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不再重复征收个人所得税，以鼓励民间资金流向创业领域扩大就业的可能性。

　　最后，在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保持不变的同时，为推动资本大量流向高科技企业及创新型中小企业，中国可吸取国外对创业投资产业的先进经验，对创投行业实行最具刺激力的税收政策，例如，可采取对创投业出资人出资额的20%冲抵所得税税基，冲抵指标可转年使用，同时创投机构免征资本利得税等办法，引导资金大量流向创投领域。

　　(二)对现行货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重新选择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微观基础条件下，以中短期调节为目的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困境，在“松动”或“扩张”方向已定的前提下，它完全有可能通过政策工具的选择在相当的程度上解决目前货币政策的扩张无力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扩张无力是在中央银行主要依赖传统的信贷工具和利率工具条件下出现的特定经济现象，这两个工具作用有限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可动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全都扩张无力。例如，如果我们将再贴现工具作为货币扩张的主要依赖手段，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样。我们的主张是：“要回到李嘉图，回到真实票据论”，其核心思想是：合理的、与生产和流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货币供应应当以真实的商业票据为基础，商业银行只要对真实的商业票据而不是单纯的资金融通票据进行贴现就不会出现货币供给过度现象。这种以贴现工具为内容的货币政策实践曾在德国等不少国家取得了相当积极的调节效果。

　　自1997年12月以来，由于各商业银行将防范金融风险列为首要目标，它们在贷款发放审查中，最担心的就是企业贷款需求的质量鉴别问题。如果以真实商业票据为基础将贴现业务作为信贷投放的重点渠道，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也就是说，银行靠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解决了繁琐的贷前调查和审查。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拉动内需，扩张内需的主要手段是商业银行提高放贷的积极性。在间接融资占绝大比重且银行信贷又以一年之内的流动资金为基本业务领域的条件下，只有从扩张流动资金贷款供应入手抓信贷扩张，才算是抓住了扩张内需的关键点。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从中国目前特定的体制和发展条件说，扩张内需的关键不是拉动由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构成的最终需求，而是要盘活中间需求。从改善商业票据市场建设入手，充分运用再贴现工具，解开企业间的债务链，重建社会信用基础，使赖账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

　　作为中央银行来说，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在中国目前这种信用基础较差和市场条件不完善的环境中，还没有哪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比再贴现工具能够通过刺激商业银行贴现积极性起到这种简明直接的扩张内需作用。